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第二天的大清早，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女子来到第三野战军入城部队35军驻地，想要到军部去。
当时负责军部站岗放哨的一个小战士当即把她拦下，一来他认为这个穿着像官太太的女子不像是什么好人；二来他认为军事重地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拦下该女子后，小战士询问旗袍女子找谁，有什么事？
旗袍女子开口说道：“我要见你们政委何克希！”
当旗袍女子说出政委的名字时，哨兵战士已经意识到这个女子并不是普通女子，正当他疑惑的时候，旗袍女子说：“我是陈修良，你们跟何政委说我的名字就行。”
哨兵不敢耽搁，立即前去通报，不一会人就见到35军政委何克希一路小跑向军部门口跑去，何克希紧紧地握着陈修良的手，激动地说：“陈修良同志，我们正在找你！南京解放了，我们胜利了！”
一旁的哨兵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旗袍女子竟然也是自己的同志，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当得知陈修良来了，当时正在这里办公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前来与陈修良打招呼。
这是陈士榘第一次与陈修良见面，看到眼前这个穿着旗袍、弱不禁风的女子，不禁说道：“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这时哨兵才知道，原来眼前的女子是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
实际上，别说一个普通哨兵不知道陈修良，就是很多解放军高级将领也并不知道陈修良这个名字，只有少数负责情报的同志才晓得，我党在南京有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领导同志叫陈修良。
但是关于陈修良到底是男是女，是胖是瘦，他们一概不知，按照他们的想法，陈修良能够带回这么多的绝密情报，一定是能够“飞檐走壁”的男子汉，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是一个弱女子。
陈士榘
在交待了一些事情后，陈士榘与何克希才得知陈修良出来的匆忙，还有一些重要资料放在住处没有拿过来。
鉴于陈修良任务已经完成，不必要再继续潜伏了，就派两辆吉普车和几名战士护送她去住处取资料。
当两辆军用吉普车停到陈修良的楼下，那些街坊邻居也开始议论纷纷，当搞清楚来龙去脉后，他们才知道，跟他们打了两年麻将的“张太太”不但是中共红色特工，还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这样的大领导。
陈修良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一个弱女子为何会让陈士榘这样的兵团司令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作为解放前最后一位南京市委书记，在陈修良到任前，已经有8位南京市的主要领导被国民党逮捕并残忍杀害。
蒋介石掌权后想要把南京打造为“铁桶一样的城市”，解放前夕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拥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就多达11万，在册的警察数量近一万。
以这个比例来算，假如一颗炮弹落到当时的南京，炸死10个人，就有一个是国民党，为了防止中共地下党的渗透，蒋介石在南京推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政策。
自从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受8次毁灭性打击，到1937年11月南京沦陷时，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已不复存在。
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任命谁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
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处农舍中，中共华中局副书记谭震林代表党组织找到陈修良，传达了一项党组织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华中地区，南京工作部已不能隔江领导南京工作，因此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成立南京市委，由你陈修良同志担任地下市委书记。”
当时陈修良的丈夫、华中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也在场，他和陈修良对这项任命都感觉到费解，在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派遣陈修良一个弱女子赶赴敌后，实在是让人想不到。
陈修良虽然是华中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一直在做南京的工作，但是打入敌后和幕后指挥完全是两回事。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加强了对南京的特务统治，整个南京城内密布了上万名警特人员，而我党在南京的地下党员只有220名。
想到这里，陈修良还是感觉任务太过于艰巨，一旦出现问题，将可能给组织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陈修良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谭震林语重心长地对陈修良说：“分局考虑到你过去长期从事过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对南京市地下党及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你去比较合适。另外，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在政治上比上海更重要。南京市委仍归分局城工部领导，不能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生关系。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是代表中央对外公开的机关，做上层工作，南京市委主要是做秘密工作。你们城工部先要派一批干部进去，你去后统一领导，你们的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设新中国。”
谭震林
谭震林也知道此次任务的重大，因此在说完后又关切地问陈修良：“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
谭震林本以为陈修良会犹豫一下，没有想到，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修良当场表态：“分局要求我什么时候动身？”
谭震林当时十分惊讶，对陈修良说：“你不提提困难，就问什么时候动身？”
陈修良坚定地说：“困难，当然很大，很多，提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在去了以后努力克服、战胜它们吧！”
陈修良的话，让谭震林十分佩服，他认为，党组织没有选错人。
几天之后，陈修良脱去了新四军灰色军服，穿上了旗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江南女子的模样，丈夫沙文汉亲自将她送到江边，陈修良已经做好了牺牲在雨花台的准备，在分别的时候，陈修良感慨地念诵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沙文汉在江边有感而发，也作诗一首相赠：“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走，如今虎穴是南京！”并在陈修良的扁担上写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行字，然后悲壮告别。
在南京地下党马文林的陪同下，陈修良先是过江到了镇江，然后再登上从上海发往南京的列车。
组织上能够把这样一个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交给陈修良，是有着深层次的思考的。
陈修良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也算是大户人家，尽管出身富贵，陈修良却天生充满叛逆，跟一般的大家闺秀完全不一样。
陈修良的母亲就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因此很重视女儿的读书意愿，当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孩子还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候，陈修良就去到了宁波女子师范读书，在校期间受到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很快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并担任了宁波女师自治学生会主席、宁波学联代表。
因1925年7月在在报纸上发表《救世刍议》等进步言论，被学校当作“赤化分子”而开除。
陈修良不得已转到杭州女中继续求学，并于1926年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在他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学生会工作。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启，浩浩荡荡的大革命爆发，陈修良在当年8月追随革命的浪潮到广州大学读书，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委员，兼任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的编辑。
1927年1月，陈修良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赴湖南长沙，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4月份列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推荐给时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担任秘书，随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修良被安排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直到1930年7月回国，抗战爆发后，在刘少奇的安排下，在华中做妇委工作，抗战胜利后，陈修良担任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负责隔江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
组织上派遣陈修良打入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方面陈修良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另一方面则是陈修良曾长期从事过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对南京的情况也比较熟悉。
陈修良潜入南京后，决定先秘密召开了一次地下党的重组会议，以重组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当时南京市委只有5个人，经过慎重考量，陈修良将开会地址选在了地下党员张杰在磨盘街45号，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十分隐蔽。
在会议上，陈修良传达了毛泽东、朱德“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指示，与会者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16字工作方针，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如何站稳脚跟的问题上。
时为南京市委副书记刘峰在发言中强调：“只有隐蔽好自己，才能谈得上战斗。”
刘峰曾担任地下市委的工运书记，在南京隐蔽工作四年多，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大家对于刘峰倒是不太担心，他们担心的是刚到南京的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安危，她一个女同志，能否安全地隐蔽在南京呢？
以往的南京市委，都是因为书记被捕而导致整个市委机关受到破坏，可以说，市委书记能否站稳脚跟，直接决定了市委的工作情况。
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曾形象地提出，地下党员要做到“像酵母菌在面粉里一样，只看见面团发起来而看不见酵母菌的存在。”
对于同志们的质疑，陈修良并没有生气，而是以平静的语气对众人说道：“隐蔽自己和展开斗争,是既尖锐对立又不相互排斥的矛盾，要有很好的处理艺术。对于这种艺术，我会掌握好的。”
所以，陈修良潜入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隐蔽下来，不能让自己暴露，她先是住在党员朱启銮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意识到朱启銮也是市委成员，万一发生意外，大家都跑不了，于是就在城南一条偏僻的街上租了两间房子，陈修良与一位叫金展辉的地下女党员住在了一起。
住了几个月后，陈修良考虑到金展辉也是来自解放区，在南京没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而且两个人都没有正式职业，这样很容易暴露。
经过不断的思考，陈修良决定与地下党员柏炎夫妻组成一个新“家”，柏炎的公开身份是在国民党南京兵工厂当技师，妻子柯秀珍是中学教师,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孩。
这完全符合地下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要求，陈修良以孩子“姑妈”的身份登记在柏炎的户口簿上，注明写着“家庭妇女、文盲”。
当时39岁的陈修良，穿着比较质朴，也不加以修饰，在外也很少跟人交谈，为了表现自己像一个文盲，她对书籍报刊从来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神情也比较木讷，别人都以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在1947年10月，陈修良再次迁居，在湖南路与地下党员林征夫妇组成新的“家庭”,角色依旧是姑妈。
林征夫妇也是新四军派到南京一个大工厂进行地下活动的，此时只有放弃原有的工作，成了陈修良的秘书和交通员。
然而这种环境格局维持不到--年，因为工委系统的一名地下党员被捕而打破。
陈修良最后迁到华德电料行,以经理、老板娘的面目出现，华德电料行是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开办的。
因为随着地下市委谍报工作量越来越大，陈修良认为没有正常的职业和固定住址，尤其是没有电话，与同志们的联络极为不方便，因此通过组织的操作，让她以华德电料老板娘的身份进行活动。
对外称“张太太”，平时很少到行里，即使来了也不过问经常情况，尤其是不谈政治这些敏感的东西，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有事没事总是邀别人在楼上搓牌,有时候还要别人到她住处通宵夜战。
凭借谨慎的工作作风，陈修良在南京3年多的地下工作,先后搬迁了6次,一直安然无恙,在虎穴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在隐蔽好身份后，陈修良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在恢复了市委后，陆续成立了学委、工委、文委等组织，并且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
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汉之弟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并直接向中共上海局报告。
当陈修良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全部安排到敌人的周围后，很快取得了成果，有一天市委委员方休告诉陈修良说：“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
陈修良处于职业习惯，当即询问了该特务的具体情况，方休表示也不太清楚，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
当时方休担心身边有特务，身份容易暴露，因此向陈修良提出申请，想要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陈修良想都没想，直接否定了，并且告诉他，这个时候搬出去更容易让人引起怀疑，让他先观察观察再说。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到方休那里了解情况，方休迫不及待地告诉陈修良，特务出差了，在家里留下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然后询问陈修良如何处理。
陈修良一看，这正是党中央想要查找的国民党军事密码，立即把密码本带走，让卢伯明去誊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三个小时，终于将密码抄完，当天下午陈修良就将密码本送回，任谁都没有发觉。
卢伯明将抄完的密码副本拿到上海交给了相关同志，几个月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高度评价了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的作用。
在潜伏工作时，有的时候就是要抓住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有千方百计找到的情报，没有主动送到手的情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
凭借地下工作的直觉，陈修良当即认为，这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然后她将此事告诉了沙文威，让他核实一下，几天后沙文威就查清楚了，这两个名字的确是同一个人，汪维恒在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汪维恒奉命自找出路，与组织断了联系。
汪维恒后来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升迁为国民党军政部的副署长。
陈修良认为，汪维恒可能并没有叛变，不过是和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处于“闲置”期间。
让陈修良没有想到的是，沙文威曾与汪维恒还有过一面之缘，陈修良当即指示沙文威做汪维恒的工作。
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一家餐馆就餐，于是就蹲守在那里创造与汪维恒的“巧遇”。
两个人见面后，聊了很久，后来沙文威委婉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意为“家里”做些事时，汪维恒当时就反应过来，沙文威是共产党的人，他等了12年，终于等到组织联系他，动情地回复：“愿意，怎么不愿意？”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
当汪维恒回到办公室后，当即从抽屉里和柜子里拿出一直留意的各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就是国民党军师以上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
这份资料对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大决战时来说，无异于锦上添花，这份绝密材料很快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了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给我军排兵布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随着联络的方式的稳定，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等更多情报传递给沙文威，再由沙文威转交给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往延安。
由于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使得解放军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让国民党的高层十分困惑，有一次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重新联络起汪维恒使得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工作获得重大的成功，陈修良也十分重视策反工作，自1948年8月起，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陷入劣势，陈修良与沙文威就把目光盯在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只要有一丝策反的希望，他们就前去做工作，陈修良甚至拿着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花名册挨个分析，有无策反可能。
首先纳入陈修良策反工作视野的，就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叫俞渤的飞行员。
右1为俞渤
沙文威的“策委”领导下的秘密特工林诚的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他与俞渤是好朋友，沙文威就让林诚去做俞渤的工作。
虽然当时的解放战场上，国民党已经有很多将领被策反，但是空军系统驾机起义的并不多，如果策反成功，意义自然也是重大的。
林诚多次与俞渤接触，对俞渤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当时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
林诚经过试探，俞渤表示愿意飞到“那边”去，在起义前，俞渤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有5个人，完全可以一起起义。
就连林诚也没有想到策反工作做得如此顺利，然而就在快要起义的时候，俞渤向林诚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诚当时无法答应，立刻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文威报告到陈修良那里，陈修良也知道此事的棘手，但是思考片刻后就同意了。
陈修良说：“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
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对于俞渤驾机起义的动向，陈修良一直十分关注，包括俞渤起义后，飞机的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灯，都及时进行了告知。
1948年12月16日晚9点，已成功入党的俞渤与机组人员，从南京大校机场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B-24重型轰炸机514号，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于当晚11点降落到我军在石家庄的机场，凌晨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按中央军委指令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人。
罗长青告诉俞渤等机组人员说，虽然昨晚那三颗炸弹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是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介石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引起巨大的轰动。
中央军委对南京市委的策反工作十分满意，很快发去嘉奖电报。
对于如此巨大的成功，并没有让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地下党骄傲，他们想着这次策反了敌人的飞机，下次还要策反他们的军舰。
陈修良与沙文威等地下工作同志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将下一个策反的目标选为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
重庆号巡洋舰原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舰上拥有各种先进的配置，如果能够策反一艘这样的军舰，势必会更加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
然而想要策反一艘这样的军舰又是谈何容易，但是陈修良布局比较早，也没有急于求成，在1946年安排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并且打入了国民党的海军系统。
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陈修良就开始启动毕重远，让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准备策动起义，在辽东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吃了败仗，重庆号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对国民党当局十分失望，经常私下商议起义投诚，然而苦于没有找到渠道。
后来蒋树德从他的朋友王淇那里得知，他有一个兄弟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这个兄弟就是毕重远，蒋树德将想要起义的想法告诉了王淇，让他帮忙联络一下这位兄弟。
王淇将蒋树德等人的情况告诉了毕重远后，毕重远当即将这个情报汇报给了陈修良，陈修良认为王淇对于重庆号的起义有重大关联，于是两次秘密约见王淇，然后又叫来沙文威，做他的工作。
在沙文威的指导下，王淇同意为党工作，并受命前去上海活动，与蒋树德、王继挺很快接上了头，并在重庆号上建立了“起义秘密小组”。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想要策反重庆号的不止中共南京市委，还有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厂区委等组织，当他们在船上进行活动时，才得知是自己人。
1949年2月25日，南京市委领导的“起义秘密小组”与中共上海局策动的起义力量“士兵解放委员会”联合行动，并且扣押了舰上的反动军官。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素来颇有威信，他早就有起义的思想基础，在相关同志的策反下，当即决定参加起义，指挥军舰改变航向，摆脱青岛美军海军基地的控制，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后，于3月4日抵达我军控制的葫芦岛，毛泽东和朱德再次给南京市委发来贺电。
在重庆号巡洋舰驶向解放区不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也没有闲着，这一次，他们决定对蒋介石的南京首都警卫师、第97师进行策反工作，因为该师负责警卫工作，相当于蒋介石的一颗“虎牙”，他们的策反工作也相当于“虎口拔牙”。
97师师长王宴清在国民党军界一向很有威望，影响力巨大，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够策反他，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有个湖南同乡叫邓昊明，是王宴清的母舅，陆平打算从邓昊明这条线下手。
邓昊明年轻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的儿子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他的女儿是进步青年教师，陆平读初中时与邓昊明的女儿是同学，凭借这一层关系，陆平决定做邓昊明的工作。
经过陈修良、沙文威等人的反复研判，认为策反王宴清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是考虑到王宴清的影响力，这个风险还是值得冒的，然后决定派陆平先去做邓昊明的工作，看看效果。
邓昊明认为以后早晚是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同意了陆平的请求，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邀请王宴清一家与陆平一块吃饭，经过两个月的接触后，王宴清意识陆平是在做统战工作的。
如果在平时的话，王宴清早就把陆平给抓起来了，但是当时国民党已经在正面战场全面溃败，王宴清想到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手底下的将士考虑考虑，因此没有立即抓了陆平。
然而让王宴清起义，他还是有心理包袱的，因为蒋介石曾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了解到王宴清的这种心理后，对沙文威指示，务必要抓紧时间进行攻心战术，陆平于是搬出了邓昊明。
有一次家宴的时候，邓昊明直接说道：“……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
邓昊明的一番话，直接让王宴清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王宴清很快提出要与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的请求，陈修良于是让沙文威前去接洽，在一切安排妥当后，陈修良又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会面。
见面后，王宴清见到来人竟然是一位女同志，在无法确定陈修良的身份时，通过十几分钟的谈话后，王宴清才相信，原来眼前这位不起眼的中年妇女，竟然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
这次会面直接让王宴清率领97师倒戈起义的决心，陈修良随即与三野联系，报告了王宴清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当即做了具体的指示。
1949年4月中旬,王宴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97师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尽管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追击，使得部队损失惨重，但是此次起义在渡江战役即将发起之前，对震慑南京的国民党头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这次“虎口拔牙”，显然让蒋介石头疼不已，当即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
然而张耀明又哪里知道南京地下市委在哪里，他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解放南京
在解放军正在江北集结之际，陈修良开始布置市委的同志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以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南京市委的组织下，很多工厂和学校都成立了维持委员会，谨防国民党军在撤退时进行破坏。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当局自3月下旬就宣布对长江进行“戒严”，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都被严格控制，使得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
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项，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务必要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找到足够的船。
到4月23日上午，是为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35军的电报，电报中称该军在下午六点要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南京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
陈修良看了电报后，立即派人通知相关的地下党组织，从下午两点开始，将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的轮渡“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除此之外，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
等到24日凌晨三点，解放军第35军全部完成渡江，并且顺利开入南京城，南京得以顺利解放。
对于南京的解放形式来说，基本没有经过实名激烈的战斗，第二天下午率部进入南京的第8兵团司令陈士榘也认为南京解放是“虎门洞开，和平解放”，是以南京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不懈奋斗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陈士榘在见到陈修良时，十分惊讶，立下如此功劳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是如此文弱的女人。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南京市委，任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此时，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市委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陈修良在结束地下工作后，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一直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一直到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在上海病逝，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享年91岁。
在中共隐蔽战线上，涌现出了很多巾帼英雄，陈修良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市委书记，巾帼岂无翻海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