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深入挖掘并帮助葫芦文化爱好者了解中非各国葫芦图像艺术的异同与特点， 2021年9月3日，《淄博日报》刊发了扈鲁、宿莽的《中非葫芦图像艺术表现差异与文化共鸣》一文，文章从中非葫芦图像艺术的选材之异、构图之异、技艺之异、图像寓意、用途共鸣几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非葫芦图像艺术的差异与共鸣之处，使广大读者通过多个不同层面的比较分析，深切感受到不同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交融性、相通性、一致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对助推世界葫芦艺术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大有裨益。
中非各国葫芦图像艺术在选材、构图、技艺方面存在繁简之异，寓意内涵深远而不乏共鸣，艺术性和实用性强弱有别，融合民族特色与现代社会需求的趋势大体一致。了解中非各国葫芦图像艺术的异同与特点等，有助于推动世界葫芦艺术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
选材之异。中国葫芦图像艺术表现载体繁多，单就葫芦选材而论，不拘一格，各种类型，应有尽有，如亚腰葫芦、扁圆葫芦、新疆大葫芦、范制葫芦、拼接葫芦和各种外来葫芦等，不胜其多，冠绝一时。非洲葫芦图像艺术在葫芦选材上主要为大腹匏形葫芦和当地特产的扁平状葫芦、细颈长条葫芦等，相对简单些。
构图之异。中国葫芦上的图像艺术构图对象异常丰富，天地人间，一切生物，鬼神道仙，无所不涉，包罗万象，尤其热衷于古今人物形像的绘饰，突出浓重的人文色彩。非洲葫芦上的图像艺术构图以几何图案为主，兼及热带动物、植物、人物等。几何图案最具特色，主要由菱形、矩形和波形曲线等巧妙结合而成，线条刚健、遒劲，构图简洁，力求传神。受其影响，在葫芦雕刻工艺品中人物构图也存在线条化情形，且色调灰暗为主，比较单一，与中国同类葫芦雕刻作品存在明显差别（如下图1、2所示）。另外，中国工匠还在木质家具、庭院门框、石材、食材等各种实物上构图，雕绘各种葫芦图像，有的形象逼真，有的取其意象。这在非洲地区比较罕见，偶以图章的形式现于某些地区的布匹（如加纳阿鼎克拉布）中。
图1 中国聊城雕刻葫芦
图2 非洲坦桑尼亚雕刻葫芦
技艺之异。在中国葫芦图像作品加工中，技艺繁多，工序复杂，非洲则相对单一。即以雕刻技艺而言，中国有刻花、片花、烙画、针划、砑花、透雕、漆雕、彩绘、拼接等多种技艺，单独或复合使用，故葫芦图像艺术表现多元，丰富多彩。非洲主要为烙画、浮雕等。在彼此都常见的雕刻、烙画葫芦加工中，中国艺匠一般结合彩绘等技艺完成作品，而非洲工匠只通过烧痕深浅，呈现黑里泛红、浅浓有致的褐红色，缺乏其他色调的附加与衬托。在视觉观感与多彩体验上差别较大。
寓意共鸣。中国葫芦图像艺术作品背后寄托的寓意主要为求吉祈福，避邪祛恶，是基于世俗实用主义信仰而生，而关于葫芦创世、造人、救灾则仅零星保存于遥远的远古神话传说和某些边疆地区民俗风情中，表现于葫芦图像的情况较少，居于次流。非洲葫芦艺术图像则恰恰相反，它更多地反映当地民族的原始信仰，并体现于某种葫芦作品或器具上，如 “卡列巴斯”葫芦。它以葫芦为载体，其上雕刻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家居或作乐器（名为“巴拉丰”）部件。图案以几何形、神形、兽形图像为主，其雕刻因构图内容不同，而被赋予各种独特寓意。如刻画棕榈树表达“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宛如戏弄着棕榈树叶的风”，眼睛则表示“我到处照料你”，咬住猎物的鱼象征格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威胁着鸟的蛇意味“不要怕自己的敌人，因为我没有睡大觉”。这些独特寓意在其他民族的葫芦雕刻图像中是绝无仅有的。反观中国雕刻葫芦图像中的福禄字样或人物，寓意也多从求福祈吉上引申，富有中国人文特色。而美国等美洲雕刻葫芦图像中也有描绘宗教人物、自然风光、动物植物等，表达的是某种宗教信仰或对自然的热爱，寓意表达途径又异于中非各国。如果对中国、非洲各国、美国的葫芦图像寓意作一大致比较，中国葫芦图像艺术内含的寓意最丰富、深刻，西非次之，美国再次之。三者在表现民族文化特色上，虽各有千秋，但共同绘就了五彩斑斓的葫芦艺术世界。
用途共鸣。中国葫芦图像艺术的用途多元、均衡，既有美术欣赏的精品（玉雕葫芦、木雕葫芦、葫芦名画等），也有生活所需的用品（如笔筒、门帘、摆件、饰品、洒瓶、药瓶等），雅俗兼顾。非洲葫芦图像艺术则更多地见用于日常生活器件上，突出某种实用诉求，艺术欣赏的功用较弱。如在尼日利亚有一种作盛牛奶之用的葫芦碗，它用大小不等的葫芦掏空而成，上面还有手工制作的变色外套，非常精致美观。这些基于实际生活而产生的葫芦图像艺术，虽创新不及某些工艺品，但更接地气，展现别样的精彩。此外，葫芦雕饰也被西非民众作为爱情信物，传情达意。如果男子爱慕女子，就送对方内盛礼物的雕刻葫芦；姑娘同意的话，回赠一个内盛食品、未经雕刻的大葫芦。在尼日利亚加安达族的婚礼篮中，有新郎赠送给新娘的雕饰葫芦，其图案以“卡瓦达塔”（kwardata）图案（即双菱形和垂直线组成的方块）等几何图案为主，简朴不失大方，但实用性大于艺术性。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俗调查报告显示聊城和云南某些地区，葫芦也被用于恋爱、婚礼现场，但其上或雕或空白，表达爱慕、避除邪恶、祈求生子、性启蒙教育等各种需求，明显多于非洲婚礼前后葫芦的用途。
中非葫芦图像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各种差异，文化寓意和具体用途上不乏共鸣之处，究其原因在于：中外葫芦图像艺术依托的文化内涵异中有同，息息相通。中国葫芦图像艺术依托悠久深远的中华文明，具有丰富广深的文化内涵。它包括儒释道等层面的思想文化，也包括天地人诸道层面的哲学文化，还包括衣食住行婚丧节令等民俗文化，无所不及。非洲葫芦图像艺术的文化内涵主要与当地民族古老的葫芦崇拜等密切相关，虽广不如我国，但在历史深邃上不遑多让。如多哥雕塑家阿姆祖•格里巴创作的《幸存的葫芦》《知识人的葫芦》等葫芦作品，据作者介绍，“葫芦的形状让人联想到太空中的地球，在非洲宗教仪式中，用它来呼唤孪生兄妹，它的某些形状让人与女子体型、水面波纹、树的年轮、细胞分化、道教相联系，葫芦内部则与道教有相通之处，还代表着人的思想、心灵及宇宙的神秘等等。葫芦的外表好像人的神经系统及我们肉眼所能企及的环绕我们周围的一切。在他看来，葫芦能用来解释许多概念，甚至世上最伟大的哲学。它的分节、多变，代表着进化的思想。体内的气体，可代表无限的宇宙中四处游移导致宇宙进化的气”（参见阿姆祖•格里巴：《葫芦和我的创作》，《美术研究》，1990年第3期）。这种基于葫芦创世神话、生殖崇拜、造人传说等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创意作品，表明非洲葫芦图像艺术根植于深厚而古老的葫芦文化土壤中，虽仍停留在浑沌的原始思维之中，但它却是世界文明早期葫芦文化在非洲地区流传的遗迹和证明。这种情况广泛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地区的传统民俗信仰之中，并曾经表现在各种葫芦图像艺术作品中。只是现在非洲还比较常见，可触摸感知得到，在其他地方则成为遥远的故事和飘渺的传说，无所凭依。
值得一提的是，中非各国葫芦工艺品都在现代化世界中不断变通更新，葫芦图像艺术也在古今文化融合中与时俱进，互相借鉴，表现出交融性、相通性、一致性，体现不同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共同发展趋势。如在贝宁某些地方旅馆凉亭里，常悬挂葫芦雕刻灯具。这些灯具形状各异，特色鲜明。它一般依葫芦形状来制作，如有的灯罩，用同样大小的葫芦原形连接成不同图案；或将葫芦劈成半圆形，再连接成不同造型的样式。另外，葫芦上或涂上不同颜色的装饰图案；或只涂一种涂料；或只刷上青漆，突出葫芦本色。还有一种全是用相同形状、不同大小的完整的小葫芦连接起来的：一层是小葫芦，一层是大葫芦，灯泡居中，类似于国内流行的席顶灯。这种葫芦雕刻灯在中国也得到一定的推广与发展，其他如美国、日本、土耳其等，无不如此，都展现了当地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特色。可见传统葫芦工艺与图像艺术不断融入现代并服务民众生活是大势所趋，中外一致，概莫能外。
综上，中非各国葫芦图像艺术特色鲜明，在选材、构图、技法、色彩上繁简不一，文化寓意、用途、内涵异中有同，不乏共鸣之处，互作比较，加深了解，有助于推动世界葫芦艺术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扈鲁 宿莽）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葫芦图像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9BH15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