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恰恰是你成长的关键时刻，忍过去就是新起点，停下来就是止步不前。
——坤鹏论
一、快速回顾第二卷
《理想国》第二卷的要点基本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以智者派为代表的大众对正义的认知。
柏拉图安排了格老孔和阿狄曼图采取智者派最擅长的长篇演讲模式，详细地诠释了以塞拉西马柯为代表的智者派以及大众对于正义的认知。
这种认知是典型的心理利己主义，简单讲，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任何人最终所能欲求或寻求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东西只能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也就是说，唯一可能让任何人当成最终目标去追求或实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任何人自愿行动的动机最终都只能是对他自己个人利益的欲求。
小知识
据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正解在于“为”是修为，修炼之意，而非为了，所以应该理解为：人如果不修习自己的德行，天理难容。不过，现在它已经约定俗成了自私自利的成语。
第二部分：城邦起源与发展。
可以说，基于心理利己主义的观点是很难驳斥的，因为它们有着大量的事实撑腰，很容易自证自信，不管在哪个时代，只要一说出来，往往都能很快取得大众的认同，成为一种共识。
所以，如果与这样的观点针锋相对地一一辩驳，既没有群众认同的基础，还很容易陷入一种没完没了的困境，越缠越乱。
苏格拉底很聪明地没有就此纠缠下去，而换了一种方法：带领众人从无到有去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希望能够以大见小，从寻找整个城邦的正义而发现个人的正义是什么。
他先是分析了诸多个体究竟是为什么、怎样形成城邦或国家这种复杂的事物。
他认为，城邦源于人的需要，每个人有许多需要，又不能自给自足，种种需要使得许多人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这个聚居地就是城邦或国家，在其中人们能够更好地进行劳动分工，并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与他人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饱暖思淫欲，吃穿不愁之后，就会产生更新、更多的需要，这些需要催生了更多的分工，必然也就需要更多的人，从而也使得交换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人类关系的表现——社会也越来越复杂，城邦也从健康走向繁荣，最终生病发高烧。
第三部分：卫士的挑选。
高烧状态的城邦是欲壑难填的，但是城邦的资源却是有限的。
不管是人，还是土地，亦或者其他生产资料，只要无视生活必需品的界限，放纵自身，无限制地追求财富，就只能向外部扩张，去邻邦那里抢。
这时候，不管是去抢夺还是保卫财富不被抢，城邦都需要建设一支军队，培养专业的卫士。
通过卫士这个职业，苏格拉底具体论证了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同时再次阐述了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观念，每个人生来都有着相应的天赋，合格卫士的天赋就是：如看家狗般爱智、斗志昂扬、勇敢、刚烈、敏锐、强健。
第四部分：故事和诗歌要遵守关于诸神的法律。
苏格拉底很清楚维持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队存在内在危险，这些对敌友要持相反性格的“看家护院”者很容易会让自己成为统治者，他的解决方法是对所有卫士进行责任教育。
于是，话题便引到了教育的第一个话题——写故事和创作诗歌要遵循关于诸神的法律。
苏格拉底认为，教育是理想城邦的头等大事，而目前希腊的音乐＋体育的教育模式已经被实践验证是有效的，其中音乐教育是建立在研习希腊神话的基础之上，主要教材就是《荷马史诗》和《神谱》，但是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诸神那些不道德的传说，所以要给创作故事和写诗立下法律、法规，明确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同时要求母亲和保姆等只讲法律允许的故事。
苏格拉底给出了两条关于诸神的法律：
第一，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只是好事物的原因，讲故事要遵循这个标准，诗人的创作也要遵循这个标准。
第二，不能把他们说成是随时变形的魔术师，也不能说他们用虚假的言行误导我们。
二、柏拉图和孔子的诗教观
虽然《理想国》的主角是苏格拉底，但是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其中的观念更多是哲学体系已经成熟的柏拉图的。
坤鹏论以前讲过，在2500多年前，大约公元前550年左右，地球之上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至今无解的现象，许多先贤大哲似乎在同一时间苏醒过来，出现在了世界多个不同的地方，甚至几乎是相互隔绝的不同文明区域之内，他们使得人类精神文明同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德国生存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及其目的》一书中，将这个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而且，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思想家，所表达出来的理念虽然具体说法不一，但只要追根溯源，就会流向几个相似的起点，而且，他们基本一下子将人类所有最智慧的话全部讲了出来，致使到了今天，我们这些后代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对他们的话进行阐释、验证。
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都处于不同地域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而且在观念上总能找到种种令人惊奇的相似，特别是孔子、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不约而同地明确了诗歌教育要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以此来确定诗歌的内容，使其成为理想的教材。
在诗歌教育这个观念上，他们起码存在以下相同点：
第一，诗歌教育是教育之始。
孔子和柏拉图都认为教育要从儿童阶段开始，越小越好，因为儿童的灵魂最为纯洁，先入为主的印象极为重要，看到好的就会好，看到恶的就容易恶。
在柏拉图看来，儿童最初的特征是喜欢喊叫和蹦跳，这应该就是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音乐＋体育的根据。
柏拉图提出，以诗歌教育（以下简称为诗教）为主的音乐教育是人一生教育的第一个层次，是教育的起始，也就是说，儿童教育要从诗歌开始。
孔子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也主张教育要从诗歌开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
他的教育手段有三种，按照进学修身的次序分别是诗教、礼教和乐教，诗教位于三大教育手段之首，可见人的成长要从学《诗》开始。
第二，诗教的社会政治功用。
不管是孔子还是柏拉图，都认为诗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功用。
柏拉图所持的教育最终目标是，实现善的理念和城邦的稳定和谐发展，教育要培养能够护卫城邦的、拥有正义的卫士。
所以，诗教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必须符合理想城邦的规范和法律，必须经过严格审查。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上面这段话中的“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于诗的社会功能的表述，诗歌所具有观照现实，怨刺腐败政治、改革社会的重要意义，明确了诗教要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孔子主张诗教要“事父”、“事君”，重在“事君”，也就是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
《诗大序》对此总结得非常到位：“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第三，有选择地确定诗教内容。
前面已经讲过，柏拉图为故事和诗歌创作设定了两条关于诸神的法律、法规，要求诗歌需要净化之后才能成为诗教的内容。
孔子也曾讲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关于“思无邪”普遍接受的是朱熹《论语集注》的注释：“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诗经》作为孔子的重要教材之一，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的倾向。
按照“思无邪”的标准，孔子对当时已存的周王室民间采诗和各诸侯国献诗进行整理、校勘、编定，挖掘可供利用的道德化教化资源，这就是著名的删诗定乐，从而形成了诗教所需要的规范的教本——《诗》或“诗三百”，即今天我们所见的《诗经》。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借苏格拉底之口，也基本是在阐述主要针对《荷马史诗》和《神谱》的删诗定乐的标准，从而获得符合城邦政治的诗歌教材。
三、正神性
因为确定了诗教是人生第一阶段的教育，本着“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必须要对塑形的模子——诗歌，进行严格规范。
而作为古希腊当作主要课本的《荷马史诗》和《神谱》，其中存在着很多会让儿童长歪长偏的不好东西。
特别是它们都宣扬神祗人性化，神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且具有超人的威力，所以他们不仅会犯错误，有时比人类更能作恶，在道德规范上，也是毫无称道的榜样可言，甚至代表着可畏的黑暗野蛮。
几乎所有民族的神话里都宣称他们的主神创造了世界，但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对此并不热衷，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和支配世界，而不是分享它的某些荣誉。
这些奇怪的、满身污点的神，在他们身上根本无法发现其他民族乐于宣扬的东西，很难把他们和维护世界和平一类的事情联系起来。
而且，他们虽然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头衔，但他们并不关心凡人所期望他们保佑的东西，他们喜欢舒适的生活，袒护偏爱的人和财物，贪图情欲，只谈权利，害怕责任，完全是一群典型的享受主义者。
而这些性格特征也被诗人推及到了传说中的人间英雄，他们也一样充满着缺点，诸如好色、喜新厌旧、骄傲自大等。
显然，这样的神和英雄是不能有任何好的教育启迪的。
再加上神的第一性质是至善，至善就是没有一点恶，所以，柏拉图指出，在教育中，必须首先强化的概念就是神不可能制造邪恶，邪恶的行为只来自神祗以外的世界，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
在《理想国》后面的篇章中，苏格拉底还会继续探讨诗和诗人，以及他针对现有诗歌存存的问题而制定的法律法规。
本文由“坤鹏论”原创，未经同意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