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犀牛不同亚种的体型对比
图2：《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卜辞拓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图3：商代宰丰骨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4：商代小臣俞犀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图5：战国石犀（四川成都博物馆藏）
图6：战国错金银犀牛铜带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7：汉代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8：汉代鎏金铜犀牛与驯犀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经过了数百年的战争，到了秦汉，虽然铁质鱼鳞甲逐步取代了皮甲，但中原地区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绝迹，都是从遥远的南亚、东南亚进贡而来。据《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一带）献犀牛”，当时王莽为了炫耀威德，“厚遗其王”。到了东汉，据《东观汉记》中所载：“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即日南郡，位于今越南广治西北）献白雉、白犀”；据《后汉书·卷八十年》所载：“永元六年（95年），永昌郡（今云南省西南一带）徼外（指塞外、边外）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当时岭南一带的丛林中仍然可以发现犀牛的踪迹，东汉南海郡杨孚写有一首词《犀》：“于惟玄犀，处自林麓……或有神异，表灵以角。含精吐烈，望若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从中可以发现平日里罕见的犀牛已经带有一种神秘色彩了，所谓“表灵以角”或许就是后来“灵犀”一说的源起。也正是因为“表灵以角”，所以犀角从汉代开始便成为一味中药材，据成书最早的《本草》记载：“犀角……主百毒，蛊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民间对野生犀牛的捕杀。
三国时期，东吴韦昭给《国语·越语上》做注中写道：“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晋代刘欣期《交州记》中同样记载：“犀出九德县（今越南荣市），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二角，鼻上角长，额上角短”，从中可以看出，出产犀牛的地域已经缩小到东南亚的边地属国了。到了南朝宋，犀牛在岭南还有极少分布，据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二·武部》所引刘宋元嘉《起居注》中记载：“御史中丞刘桢奏，前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部，作犀皮铠六领，请免朗官”。后来到了南朝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所载，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八月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自此以后，岭南一带再无贡犀的史料记载。据此可以推断，犀牛在岭南一带已基本绝迹。
图9：唐朝献陵石犀（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在唐代，犀牛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镇墓兽和舞犀的形象出现。《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记载：“（林邑国）贞观初，遣使贡驯犀”，退隐的唐高祖李渊十分喜爱犀牛，因此在他去世后，李世民于贞观九年（635年）将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为镇墓兽立在献陵神道上（图9），石犀底座刻有“祖怀之德”之字。唐玄宗时期，犀牛作为周边属国入朝进献的贡品多见记载，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四》所载：“（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牛等；（天宝）九载（750年）四月……真腊国遣使献犀牛”。正是在这一时期，驯犀表演成为宫廷表演的一部分，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所记载：“上皇（唐玄宗）每酺宴……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同在一旁观看表演的安禄山“见而悦之”；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当安禄山攻克长安后，便“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经过安史之乱后，犀牛已经是稀罕之物了，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三》中所载，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月，环王国（即象林邑）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皇帝让人把犀牛牵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庙让臣子们围观。然而，始于中唐的气候变冷，让犀牛很难熬过关中的严冬，《白氏长庆集》中记载了这只犀牛死在了贞元十三年（796年）的冬天：“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为此白居易作《驯犀》诗一首，借贡犀难以善终而“感为政之难终也”。从此以后，随着唐王朝不断衰落，驯犀表演不复存在，驯犀进贡也逐渐停止了，《册府元龟·外臣部·进贡第五》记载了最后一次进贡犀牛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诃陵国遣使进……生犀”。后来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唐裴庭裕在《东观奏记》中记载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带（今四川渠县、大竹、邻水一带）发现了野犀，随后便被送往朝廷：“（犀）既至，上于便殿阅之，仍命月华门外宣示百僚，上虑伤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复放于渠州之野”，在向臣工展示后便放归山林。
图10：唐中晚期犀牛铜像（克利斯蒂拍卖行2007拍品）
图11：唐、宋犀牛铜镜拓片
图12：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中的犀牛（明万历时期绘本）
图13：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中的“兕”（明万历时期绘本）
图14：明代镇河铁犀（河南开封铁牛村藏）
图15（1）：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明代八、九品武官补子（引自《三才图会》）
图15（2）：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清代七、八品武官补子
图16（1）：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丢勒的《犀牛》木刻版画（1515年）
图16（2）：16、17世纪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大英博物馆藏南怀仁《坤舆图说》（清康熙刻本）中的“鼻角兽”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把海外风物知识带到了大清帝国，于是中国的典籍中便出现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图16）。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也未曾见过犀牛，他们的认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伟大的艺术家丢勒笔下想象的犀牛形象。相比在中国已经幻化成吉兽、又带有几分可爱、灵巧的形象，西方对犀牛的想象未免显得有些丑陋、甚至狰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