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上午9点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
一位看样子差不多50来岁的妇女，手里紧紧搂着一个小包袱，神色略显慌张地走进营业厅。
妇女来到窗口以后，将小包袱颤抖着推进窗口，银行营业员打开小包袱后，发现妇女的小包袱里居然是一个块约3斤重的高纯度黄金，随即借故离开，暗中通知了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
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有一部分有钱人出现，银行营业员凭什么认定这位妇女的黄金有问题呢？
彼时，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黄金这种硬通货还很罕见，一般家庭根本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次性就拿出3斤来。
而且，这名妇女拿出来的黄金，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就是说，这近3斤重的黄金很可能只是她家中黄金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块工业黄金，纯度极高，与民间流通的含有大量杂质的黄金有很大区别，即便是想要将黄金提纯，那也需要在造币厂进行，而且还要有银行人员在场记录、监督，才可以进行操作，民间想要将黄金提纯到这么高的纯度，几乎不可能，而银行营业员面前的黄金，没有任何银行的标记，明显不是来自银行渠道。
银行营业员经验丰富，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端倪，她处理此事的方式也很隐晦，并没有惊动那位妇女，表面没有丝毫破绽，继续按照正常程序为这位妇女做出估值，大概23000余元。
妇女听了非常高兴，依照银行营业员的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她将这笔钱直接分6个户头做了活期、定期的储蓄，自己仅提出65元现金随身携带。
银行营业员很聪明，那个年代的23000余元是一笔巨款，她让妇女直接存款储蓄，其实是害怕妇女真的有问题，携带现金出逃，不好追回了。
妇女办理完业务以后，早就有所准备的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立即以接待银行大客户为由，将她请入休息室，看似是接待贵宾，其实是想秘密进行一次询问。
妇女被请入休息室后，一位与妇女年纪相仿的男人见状离开银行，期间，他一直紧紧盯着妇女用黄金兑换现金的全过程，却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妇女在休息室内，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以开车送她回家为由，希望摸清她的家庭住址，妇女依然保持很高的警惕性，谎称是苏家屯人。
夏玉环等人见无法取得进展，决定将她送到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
副局长李广军闻讯后非常重视，亲自带队审讯，妇女在他严厉地盘问之下，终于无法狡辩，只好交代实情。令李广军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审讯的妇女，居然牵扯出一桩19年前的黄金盗窃大案。
原来，这名拿着黄金去银行兑换现金的妇女名为黄淑珍，曾是一名造币厂的员工，根据她的交代，在他取钱后离开的男人，正是他的丈夫关庆昌，他是一名造币厂的小领导，这些黄金是他在19年前从造币厂中盗出，总重量约为800两，根据当时的价值来算（当时是16两为1斤），大约价值近36万元左右。
造币厂怎么会出现如此数量的黄金？关庆昌如何盗窃黄金？他又是用怎样的方法将黄金隐藏了整整19年？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将时间拉回19年前，一起了解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黄金盗窃大案。
1961年，新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而黄金和白银是硬通货，可以从国外换来急需的粮食。为缓解困局，国家交给沈阳造币厂一个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
中国的造币厂一共有四个，分别是上海造币厂、沈阳造币厂、南京造币厂和深圳国宝造币厂，国家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沈阳造币厂，充分体现了对它的信任。
沈阳造币厂隶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198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奏光绪，申请设立“奉天机器局”铸造银元，得到批准。
“奉天机器局”便是沈阳造币厂的前身，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沈阳造币厂素来有“近代沈阳机械工业之先河”的美名，早在1898年，就已经正式制作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及半角的银币。
正因为沈阳造币厂有着丰富的造币经验，也有着当时比较先进的冶炼技术和机器，才被选中承担此次的重任。
注：沈阳造币厂是1987年才改的名字，1961年时，名为沈阳六一五厂。此后叙述，笔者会称“沈阳造币厂”为“沈阳六一五厂”。
黄金冶炼任务，在沈阳六一五厂是一项保密任务，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平时交流沟通，都称呼黄金白银的代称，防止被贼人惦记。
六一五厂保密工作虽然做得不错，但是管理工作却有很大疏忽，未冶炼的黄金、银元、白银饰品等，往往都是散放在车间的地上，而冶炼完成的黄金和白银，也仅仅是装箱以后，放在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说到底，六一五厂当时的防范重点，主要是针对“外贼”，却疏于对“内贼”的防范。对于“外贼”而言，六一五厂的安保措施有高墙大院，也有安保人员，而且还做了保密工作，并不容易完成盗窃。但是对“内贼”而言，六一五厂的防护就只有一样，凭借道德觉悟。
时任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显然就是一个道德觉悟并不高的人，六一五厂冶炼黄金、白银期间，他心中萌生了“发一笔横财”的邪恶念头，并且很快付诸行动。
起初，关庆昌并没有打厂里的100号产品的主意，而是对老婆黄淑珍说：“弄点金疙瘩回来”。
黄淑珍目不识丁，却贪财如命，一直以来都以嫁给读过书的关庆昌为自豪，事事听从。
黄淑珍在电解车间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偷金疙瘩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工作期间，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频频偷拿分解槽内的金疙瘩和金耳子，甚至连生产工具金挂钩都给摘了出来，放到贴身处里带回家。
难怪邻居们都称她是“吃完冰棍儿，也要将木棍儿揣回家去做饭”的主儿，偷起金子来，更是继承了一贯作风，金挂钩都不放过。
夫妇俩看着家里的金光闪闪的金疙瘩、金耳子，非常开心，但关庆昌却并不满足，他认为这些钱只够做小买卖的资本，不够他日后生活奢侈无忧，最终，他决定铤而走险，干一票大的。
关庆昌夫妇二人，于3月17日开始着手“盗金计划”，关庆昌通过查看厂里的表格资料，了解100号产品生产的进度和存放位置，但因为这是一项保密任务，表格里并没有体现。
黄淑珍则直接前往包装组打探，她明着去包装组找一些平时交好的姐妹闲聊，暗地里观察车间里的情况，由于100号产品当时就摆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仓库中，很快就被刻意观察的黄淑珍发现。
黄淑珍将情况告诉了关庆昌，关庆昌仔细询问一些细节之后，决定在3月18日晚动手，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厂里放假，工人们都希望早点回家，不会在厂里过多逗留，是一个好机会。
1961年3月18日傍晚，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回家，此时，厂里已经是一片寂静，员工们都已经离厂回家，他如往常一样，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存放金银产品的仓库巡视。
郭家惠重点查看了100号产品的存放地点，发现十几个箱子的铅封都正常，当他走到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这个箱子与其他箱子不同，里面仅有4块金锭，其中2块是1960年的产品，一直配不上对，就存放在他这里，正好借着这次生产任务，将它们配成对，准备运走。
郭家惠清点完毕后，关灯、锁门、离开厂房，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的时间大概是下午5点20分左右。
关庆昌此时正在家里做准备，他准备了一副手套、一个锤柄是铁质的羊角锤，还有一根绳索。关庆昌6点左右出门，抵达厂子后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将工具都放在办公室，随后赶去厂子浴池洗澡。
当时的厂子里有热水供应，这是很多人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不论是否在宿舍住宿的员工，他们都愿意去厂子洗浴，其中洗澡的人也都是平时厂子里的工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很熟悉。
关庆昌此时来到浴池洗澡，并非是为了解决个人卫生问题，而是利用洗浴机会，留下这个时间段的人证。
他抵达浴池以后，一改往日沉默寡言，主动与认识他的人打趣逗笑，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加深印象，日后好为他作证。
关庆昌根本无心洗澡，简单冲了一下就迅速离开了，他返回厂子里的办公室，取出提前准备好的工具，带上手套，直奔100号产品的存放地。
关庆昌借着夜色掩护，摸进包装组存放100号产品的临时仓库，他没有选择带铅封的箱子，而是对装着4块黄金的那个单独箱子动手，绞断箱体上的铁丝，撬开箱子的木板，取出其中的两块，用绳子两端将两块黄金分别绑起来，挂在脖子上，双手托着两块黄金。由于当时下雨，他穿着宽松的雨衣，正好成为他盗金的掩护。
800两黄金，压得关庆昌气喘吁吁，他从盗金地点向厂门走去的途中，路过自己的办公室，疲惫不堪的他，一度想将黄金暂时放到办公室，但随后被他立刻否决了，他咬着牙坚持走向厂门。
关庆昌拖着黄金，带着工具，一路在雨中疾行，虽然东北的春天还很凉，但他还是被汗水浸湿了衣裳。
早已等在家中的黄淑珍，见丈夫回来，立刻迎了上去，得知黄金到手以后，他们慌张地将黄金藏在一个筐下面。
关庆昌非常狡猾，他没有就此留在家中，而是算了一下时间，他从浴池出来至盗金结束的时间仅用了20分钟左右，他赶紧洗了一把脸，就立刻再次离开家门，直奔附近的歌舞厅。
盗金后为什么要去歌舞厅？难道他是要庆祝一番吗？当然不是，关庆昌此举依然是为自己找时间证人，他抵达歌舞厅后，与认识的邻居打招呼，向工会主席挥手致意，拼命让自己的出现，留在身边的记忆当中，当这一切完成以后，他才随着音乐开始了得意的律动。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
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正在车间办公室工作，忽然门外闯进来一个年轻的工人，这人叫高兴贵，是郭家惠的组员，也是他的得力助手。
高兴贵进门之后显得十分慌张，几乎是颤抖着说出来几个字，“100号被盗了！”郭家惠有点不确定，自然反应地回问一句，“什么？”高兴贵更加焦急，也顾不得保密，直白地说道：“金子丢了！”
郭家惠这才确定，他听到的是真的，赶紧跟着小高跑向包装工地的仓库查看。星期六晚上还好好的箱子，此刻已经被人将箱盖木板撬开三寸宽，循着破口处向里望去，郭家惠清清楚楚看到，箱子里少了两款金锭。
郭家惠看着散落在地的包装纸和黄色稻壳，一时间有点发愣，不知所措。郭家惠为什么发愣呀？这事儿还真不怪他，800两黄金在造币厂内不翼而飞，这种盗金大案，在全国金融业中，也是闻所未闻，郭家惠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又怎能不一时失神呢。
郭家惠过了好一阵，才在工人的呼叫声中缓过神来，他赶紧跑到厂里报案，等他来到厂长办公室时，本想详细说一下经过，但随着问话的进展，他发觉好像有点不对味儿。他忽然觉得，找他问话的人不像是询问，反而像是审问。
“你怎么搞的，金子哪儿去了？老实说！”
“1960年剩余那两块你装箱了吧？回答！”
郭家惠显然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蒙，受了委屈的郭家惠，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居然流下泪来。
郭家惠确实委屈，但审问他也属于正常流程，100号产品一直都是他负责包装、看管，现在出现盗窃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怀疑他监守自盗，那也是在合理审查的范围之内。
郭家惠与高兴贵，被审讯后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随后被关在厂子里反省3个月。两人每天都愁眉苦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郭家惠与高兴贵被问话之后，关庆昌也被叫去问话，问话过程主要是了解他在18号（星期六）下班后都干嘛了。从这一点来看，公安调查的方向非常准确，只不过关庆昌早有准备，并且已经找好了“证人”。
“5点下班，6点左右去洗澡，6点30分去跳舞，晚上10点多与邻居一起回家，路上还劝了一对吵架夫妻和好……”
关庆昌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而且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人为他作证，他怕有人说出他只洗了几分钟就走的事情，还事先为自己找了铺垫，说洗澡后去理发，但不巧好几家都没有开门。就这样，顺利蒙混过关。
事后，公安又在现场有了新发现，因为当天晚上下雨，现场留下了盗金贼的鞋印，并且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来看，盗金贼的作案工具很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从事实来看，公安的判断准确率惊人，当年的刑侦设备并不多，仅仅依靠经验，就能做出如此判断，可见其功力之深。按理说，关庆昌作为一名“走不开”的“内贼”，断无逃脱的可能，可惜，公安的判断却被现场的人听到，并且传到了关庆昌的耳中，他回家以后，让自己的老婆连夜找出一双旧鞋，拆下鞋底，替换到现在穿的这双鞋上，如此一来，看不出丝毫破绽。
关庆昌自己则将作案用的羊角锤，在夜间丢到附近学校的厕所内，销毁证物。
次日，厂里果然开始搜集厂内每一位员工的胶底鞋和羊角锤，但是关庆昌早做好了准备，再次逃过一劫。
关庆昌从此以后，在厂里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工作尤其积极主动，很快就成为厂里的红人。但是，一个人犯罪以后，真的可以如同未发生过一样，逍遥法外吗？答案是否定的。
800两黄金被关庆昌盗回家中以后，虽然暂时侥幸无事，但关庆昌夫妇二人，每天如同搂着一个定时炸弹睡觉，他们往往忧心忡忡，夜不能寐，19年里，从没睡过一宿好觉。
黄金曾被他们放过许多个地方，但他们都不放心。黄金放在筐底下，怕有人来做客的时候不小心碰倒后露馅儿；放到厨房的烟道里吧，因为当时的烟道是两家共用，他们又与邻居向来不和，万一影响邻居，清理烟道的时候被发现可咋办？
最后，关庆昌想到一个办法，干脆将黄金熔了，他买来各种瓶瓶罐罐，又准备了各种试剂，打算自己动手降低黄金的纯度，后续再寻找出手机会。
结果，黄金没熔成，因为他闹出的动静惊扰了邻居，被邻居给投诉举报了，关庆昌好不容易摆平此事，吓得再也不敢居住此处了。
夫妻俩一商量，干脆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高墙壁垒，又没有邻居，这才安心不少。
但是，他们放弃“两水两气”的房子不住，搬到平房居住的举动，还是带来不少疑惑，关庆昌又受了不小的惊吓，急忙辩解道：“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夫妻二人，因为这800两黄金天天受煎熬，甚至儿子的婚礼，也没敢大操大办，只是小范围的宴请一下了事，惹得儿子十分不满。
关庆昌也是人，积年累月的内心折磨，他也有崩溃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他将偷黄金的事对自己的父亲说出了口，心理负担一下子减轻不少，但他爹却有点承受不了，气得直拍大腿。
老头儿知道这件事后，每天坐在炕头哭，他哭两方面，一面是得知儿子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失望也心痛；另一方面，他恨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没教育好儿子，才出了今天这件事儿。
原来，老头儿的父亲当年只是一位倒卖破烂的穷汉，后来因为胆子大，发财成了老板。老头儿年轻的时候经常教育儿子，干什么事情要大胆，才能成大事儿。
但老头儿没告诉儿子的是，他爷爷胆子大赚到钱了没错，但他最终也因为胆子大，不守规矩，最终因为赌博欠下巨债，落得个财空人亡的悲惨结局。
老头儿此刻非常担心儿子关庆昌步他爷爷的后尘，心理负担极大，加之年事已高，不久就撒手归西了。
老头儿死后，认识他的人都深表遗憾，身体那么结识，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关庆昌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万分惭愧，他知道，他爹是因为他才早早离世呀。
关庆昌如同惊弓之鸟，人也变得非常敏感。厂里发通行证的时候，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一路绿灯的通行证，在厂里随意走动，被称为“满厂飞”；还有一种则是受限制的通行证，厂里给他发的就是这种受限制的，他立刻就惊疑起来，暗中打探之后才得知，这件事情根本不是针对他个人，是厂里的统一安排而已。
关庆昌回到家，也变得暴躁易怒，有一次伸手打了老婆，老婆生气地说：“你臭美什么？ 自己做什么事儿你忘了？”
关庆昌立刻蔫了，对老婆服软道：“我打你几个，还你几个！”随后，自己扇起自己的耳光来。然后哭着说：“我上吊得了！”
可见，关庆昌夫妻二人，虽然盗得黄金800两，但带给他们的却并非豪奢的生活，甚至连原本的幸福都无法享受了，逃避法网19年，其实又何尝不是担惊受怕19年？
1980年，金价上涨的消息，让隐藏了19年的大盗关庆昌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贪婪，他认为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就让老婆黄淑珍带着切下来的3斤黄金去银行换钱，没想到这一次有去无回，等待了他19年的法网，将他们一网打尽！
关庆昌被捕以后，被带到审讯室内，整个人没精打采，坐在一把椅子上，带着脚镣，交代着他19年前所犯下的罪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关庆昌落网以后，六一五造币厂的员工一片欢腾，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乌云，此刻荡然无存，他们那久久背负的嫌疑，此刻终于洗清。
关庆昌，从一名造币厂员工，沦落为盗金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他人，虽然时隔十九年，依然抱着侥幸心理，他最该学习的道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如果关庆昌能够一直在造币厂努力工作，凭借双手的劳动换来财富，相信此刻的他，应该已经是离退休干部，享受着优等待遇，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美满吧？
可惜，他鬼迷心窍，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归路，成为了一名永远背负“盗贼”之名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