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显达
当年红军过草地，环境条件极为恶劣，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非战斗损耗。于是有人就好奇：当年的三大主力红军，为什么非要走这个遍布生命禁区和死亡陷阱的松潘大草地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要揭开这个历史谜团，还需从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说起。
在两河口会议确定红军北上陕甘的方针后，意图实现这一方针的松潘战役计划，就紧锣密鼓地制定了出来。
1935年6月29日，以朱、周、张、王（稼祥）的名义，正式对一线部队下发了《松潘战役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以红一、四方面军的运动战消灭敌人，然后北取甘南为根据地，赤化整个川陕甘地区。
制定的这一计划，显然低估了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敌我情势的变化。
首先，红军缺乏足够的粮草储备，无法遂行这种大兵团、远距离的战略协同作战。
其次，胡宗南部已经先我抢占了松潘，并构筑堡垒工事，以逸待劳。
再次，红军的先头部队屡屡进攻受挫，不得不折返回来，休整待命。
到了7月下旬，红军的攻势作战被迫全面停止，在西起腊子口、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镇江关一线与胡宗南部形成对峙局面。
对于松潘的战略位置，蒋氏也非常清楚。该地地广人稀，北接甘陕、西连西康，为川西门户。他担忧红军西进开辟为新的根据地，从而进退自如，不易“剿灭”。
在朱毛红军在大渡河边徘徊之时，蒋氏就在4月间，急令屯兵甘南的胡宗南部主力，火速占领松潘。
5月20日，沿岷江两岸向松潘进攻的红四方面军5个团，虽然一度攻占了松潘东南的塔子山制高点，但在胡宗南部的猛力反攻之下，没坚守多长时间又丢失了。岷江峡谷，狭窄的地形，崎岖的山路，筹粮的困难，使红军的攻势作战难以为继，不得不后撤转进。
松潘没能被如期拿下来，也使滞留在岷江峡谷、毛儿盖等地的红一、四方面军处于一种地形不利、筹粮困难、四面受敌的危险状态。
为了摆脱这一险境，当时的红军至少从理论上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杀个回马枪，东出四川，另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沿阴平、出武都，第三条就是过草地了。
在红军发起松潘战役的时候，蒋氏也在忙着调兵遣将，准备合围红军，最后一击。
当时的战局是，胡宗南部7月底在松潘地区集结20多个师，筑垒防御，以逸待劳，意欲把红军主力牢牢吸引在松潘地区，以便友邻部队从各个方向合围上来，里应外合，聚而歼之。薛岳6个师从雅安开进到平武地区，与胡宗南部互为犄角，相互支援。
另外，还有川军的20多个师占领着茂县、北川及其岷江东岸地区。至此，他们以松潘为中心而对红军完成了新的合围之势。
如若在这里，用红军的37个团与胡宗南、薛岳的26个师和川军的20多个师进行决战，兵力悬殊太大，几无胜算的可能。
没办法，北上甘南的红军只能选择从盖县的班佑、巴西地区进入甘南。在这条线路上，松潘以北荒无人烟的草地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地。
自从朱毛红军从大渡河、泸定桥摆脱蒋军的四面合围，而眼盯着松潘地区之后，蒋氏的围剿策略也在盯着松潘以北的这个大草地了。
这个大草地，荒无人烟，气候恶劣，绵绵延延几百里路，这对缺吃少穿，身体瘦弱、补给困难的红军而言，就像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若把红军逼到这条路，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依靠那里的恶劣环境，让朱毛红军成为溃散、逃亡之师。
说把红军逼到过草地这条路上，是蒋氏的一个预设的阴谋圈套，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兵法上看，蒋氏有这个算计，也是能讲通的。“围三阙一”，正是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极为推崇一个用兵策略。其用兵的要旨是包围三面，网开一面。一方面给对手虚留生路，防止他们没了活路拼命；另一方面，可以在这条路上，让对手溃不成军，以便从后追击掩杀，扩大战果。
从兵力部署上，走松潘以北的大草地，也极像是蒋氏给朱毛红军预留的“路”。从这条路上走，蒋氏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大量消耗红军。红军则可以避免蒋氏围剿大军的袭扰，无战斗伤亡北上甘南。
杀一个回马枪，东出四川，红军又会大概率地陷入到石达开当年时刻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再说，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军阀，也会玩命地阻止红军的再次入川。
再说，沿阴平、出武都这条路，也不好走，也是凶险无比。那里，番族杂居、地方纠结，冲突不断；土地贫瘠，筹粮困难，极难发展。道路崎岖、行军艰难，不利于红军方面军级别式的大兵团协同作战。
况且，薛岳6个师的嫡系军精锐在平武，凭险据守，严阵以待，若强行从此路通过，似乎与东出四川，殊途同归，后果不堪设想。
思来想去，过草地固然抗拒不了恶劣环境造成的消耗和减员，但比起其他两条路，也还是可行的。虽然避免不了损失，但总体上也还是比较科学的。
这样看来，红军从松潘转进，虽有看起来有3条路，但真正可走的，也就只剩下过草地这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