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生文韬武略，既能带兵打仗和治政安民，又擅长著书立说和传经授道，除众多诗文、奏疏外，他还写下了十余封书信劝导叔辈、教育子侄、诫示弟子，包含如何为人为学、立身处世、交友治民、修身齐家和治平天下的训导和诫示，蕴涵丰富的治家思想。
正心诚意的修身之道
王阳明认为正心诚意是修身的根本方法。王阳明认为良知生而具足且明澈无染，后因私欲遮蔽而失其明澈，需致知以复其明。何以致知？王阳明提出了内求和外扩两种功夫。内求要求正心诚意，方法是居敬涵养和省察克治，一方面要求存养心之纯然无染，一方面须去除私欲杂染以复其心体之澄明，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王阳明强调既要对私欲杂念“扫除荡涤”，又要对外物“自然顺应”，他更强调和重视“外扩”，即“事上磨练”。他要求子侄和弟子在行动中时时、处处、事事以良知为准则，正心诚意、存理去欲、居敬存养、省察克治。他反对空谈和不切实用功，要求弟子在事上着实用功，才能有所长进，否则只是“一场空话”。
王阳明将内求和外扩的致知功夫切实用于治家。他虽常年在外平乱治贼，但多次写信给克彰太叔及弟子王龙溪和钱绪山，请他们教导子侄正宪、正亿辈克除恶念，剔除“傲”“刻”“陋”“偏”“过”等“气质之偏”，时时事事处处正心诚意、省察克己和为善去恶。
王阳明对“改过”和“为善”非常重视，在写给守俭、守文和守章三个弟弟的信中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他以孔子能改过自省为例，规劝弟侄“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王阳明希望通过去“气质之偏”和“改过为善”复其本心之澄明，正心诚意以克己修身。
忠孝敬信的立德之方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安身立命之“八德”，王阳明对此特别重视。他在岭南所写的家书中除了简述其带兵打仗的辛劳外，还着重讨论了对继子正宪的教育，希望克彰太叔教之以忠孝敬信和读书精进之道。在赣州写给四侄儿正思的信中，王阳明晓之以孝悌忠信之道，希望他能革除习染：“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又日：“正宪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可见，王阳明并非只关心正宪能否读书治学获取功名，而更重视其孝悌忠信的立德之方。
王阳明教导子侄修身立德最为经典的文字是写给养子正宪的家书《示宪儿》：“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此文堪称王阳明治家思想和家庭教育“三字经”：立志勤学、谦逊宽厚、节制欲望、存善去恶、近义远利、责善改过、自治内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皆蕴其中，恭宽信敏慧、温良恭俭让之方尽含其内，全面展现了王阳明治家思想之精髓。
在修身立德教育中，王阳明非常重视“四益”说。由于王阳明常年在外，门人薛侃负责养子正宪的教育，王阳明写信告之日：“小儿劳诸公勤开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诸友往返，念之极切恳恳。今后但有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其来可也。”
王阳明在信中重申重视孩子教育的“四益”说，即“益言、益事、益文、益友”。“四益”出自王应麟《小学绀珠·性理·四益》：“无益之言勿听，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文勿观，无益之友勿亲。”王阳明强调“四益”，希望薛侃从言、行、举、止，视、听、言、动以及交友、处事等方面规范正宪的道德和行为。
勤俭积善的齐家之道
勤劳节俭是儒家治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儒者一贯重视之，王阳明也不例外，在其家书中有很多勤俭持家、积善兴家的训诫。他在给克彰太叔的家书中说：“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庸虑也”；以及“正宪辈狂稚，望以此意晓谕之”。另外，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情真意切地告谕父老子弟：“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争。”
王阳明还提出了“积善兴家”的齐家之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经典治家格言多被后世引用，如《颜氏家训》中曾多次引用并大加发挥，王阳明也特别重视。他说：“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王阳明认为，为善则人爱之，为恶则人憎之；为善则家业兴盛，为恶则身陨家亡；争讼则仇恨起，仇仇相报则倾家荡产，则贻祸子孙。因此，他规劝子侄应内省和检讨为善与为恶的不同后果，王阳明劝诫九弟、十弟及正宪辈以为善之心待人处事，劝导邻居谦让劝善，则子孙得福佑。
立志勤学的为学之道
王阳明认为立志是为学之首要前提，勤学是为学之必经途径。王阳明被贬谪龙场后讲学授徒，写下了一篇经典训言——《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八字箴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此文以浅显易懂的言辞为诸生提供了详细的方法论指引，树立了成人成才的风向标，至今读来仍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偈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阳明认为立志的首要条件是涤除私欲，有一毫私欲则志不立，私欲之气除则志立，反之则不立，故而提出了著名的“责志”说：“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王阳明认为责志则私欲退、客气消、怠心去、忽心除、傈心灭、妒心失、忿心亡、贪心逝、傲心散、吝心尽。因此，时时处处皆需责志，“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
王阳明还讨论了立志与勤学的紧密关系：“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一方面立志是根本、是基础、是前提，志不立则似树无根、水无源。另一方面志向立定后还要勤学以实现其志，立志后须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焉。”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勉子侄立志勤学，无悔此生：“吾惟幼而失学无行，无师友之助，迨今中年，唯有成就。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在王阳明的思想视域和为学为政实践中，立志勤学紧密关联、互为补充，共同推动成人成德、立德立功。
谦虚恭敬的为人之道
王阳明对谦逊恭敬的品德非常重视，认为谦逊恭敬不仅是为人之道，更是修身立德、待人接物、立身处世、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认为人应戒骄戒傲，应虚怀若谷、恭敬待人、谦逊处事。
王阳明有两段经典文字讨论戒骄戒傲，一段是写给养子正宪的，其文日：“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结果了一生，做个极恶大罪的人，更无解救得处。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
接着，他又以“傲”之反义词“谦”诊治“傲”，劝诫正宪谦逊处世：“谦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故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弟；为臣而谦，斯能忠。”
接着，王阳明分析了傲的危害性，他以尧之长子丹朱、舜之弟弟象之不贤与不肖皆因傲起为例，认为傲是千罪百恶的根源，心存傲气则自高自是，则不孝不悌、不忠不仁、不贤不肖，最终碌碌无为，了却一生，甚至会成为罪大恶极之人。他劝诫正宪须去傲，唯如此，立志勤学才能有所进步，进德修业方能有所长进。
王阳明还给正宪分析了谦虚的益处，认为谦虚正是对治傲气的良药，谦虚不仅要求外在表现谦逊有礼，根本在于内心恭敬，还要求常常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或不足，并能虚心接受他人的教诲，这才是谦虚的实质。他还认为，为人能谦则能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德和温良恭俭让之质。王阳明希望以此信勉励正宪修身立德、谦虚待人、立身处世。
王阳明另一段对“傲”和“谦”的经典论述见于他写给学生陈世杰信中：“傲，凶德也，不可长。足恭也者，有所为而为之者也。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谦；谦，德之柄；温温惟德之基。”人应向天地学习：“地不谦不足以载万物，天不谦不足以覆万物，人不谦不足以受天下之益。”王阳明在此处以尧、舜、禹、文王、孔子等圣人为例子，劝导陈世杰培养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希望他不自是、不自满、不自见、温良恭人、厚德载物。傲气会带来灾难，千万不可滋生和助长。应足恭而谦逊，知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应效法天地之大德，谦逊足恭、心胸宽广。
责善改过的交友之道
儒家对交友之道非常重视，孔子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的经典交友原则，王阳明也给子侄和诸生提出了具体的交友之道。
他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王阳明告诫道：狂躁惰慢之人、博弈饮酒之徒、骄奢淫荡之流、贪财黩货之厮、冥顽无耻之众、煽惑鼓动之群皆不可与之交往，久之陋习恶染加于身不易去。阳明劝诫子侄及诸生近良士而远凶人，如若有所违逆则以违反家规论处，应谨记莫犯。
确定好交友的标准后，王阳明提出了具体的交友方法——“责善”。他认为“责善”为交友的根本方法，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提出了具体的责善原则：“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忠告而不善道也许会适得其反，因而不仅要忠告，更要善道。
何为善?“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而“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责善时应发自内心，语气委婉，以理服人，循循善诱，不能揭短，毋揭隐私，戳人痛处，不能故作正直以猎取名誉，否则不能称作责善。在向朋友提建议时不应很直白地批评，不能使其有蒙羞之感，否则易生愤恨之心。王阳明认为责善应该坚守“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的大原则。他还提出在交友过程中应听取别人建议以“明其是”“去其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王阳明还提出了交友的根本原则——忠恕之道。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其“道”即“忠恕之道”，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阳明对此做了发挥，他提出“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的观点，这是王阳明人际交往最为经典的论述，是对孔子“忠恕之道”的升华，他甚至说：“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鲫这体现了其在交友过程中虚心学习和谦让包容的态度。王阳明重申孔子的教诲，意在将此儒家修身立德原则授予诸生及子侄辈，希望其在交友处事过程中注意分寸、把握原则、改过内省、慎独自律。
清静知止的处世之道
王阳明主张清静俭朴和知止能定的处世之道。他在写给克彰太叔的信中重申应加强清静俭朴、谦虚卑下之治家和处世之道：“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庸虑也。正宪辈狂稚，望以此意晓谕之。”
王阳明清静俭朴的处世智慧是通过“知止”工夫实现的。《大学》有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是止于至善，人若能树立并坚定不移地追求至善的最高目标，其志便有定向而无所困惑，即知止而后有定；所向既定，心便自有个主张，不随便动摇并持之以恒，故定而后能静；心不乱动，自然随处皆安，外物动摇不得，故说静而后能安；心既安闲，遇事便能仔细思量，故安而后能虑；能处事精详，则事事停当，故虑而后能得；知止而后至于能得，可见欲止至善者，必当先知所止也。
“知止”要求既要知所止又要有所不止，该行则行、该止则止、适时而止、适可而止，知所止则寡欲，寡欲则能静，静而后能定，定安而后能虑，虑而无失。因而，清静与知止是内在相连、互为补充的关系，共同构成王阳明的清静知止的处世智慧。
王阳明有出入佛老的经历，其清静知止的处世智慧深受道家影响，当然也与他在喧嚣的政治生活和处理政治社会事务的“事上磨练”中的曲折经历紧密相关。《道德经》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家强调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少私寡欲。王阳明期望过清静自然的生活和践行清静知止的处世态度，因此他多次劝诫门生和子侄清静淡然处世，远离喧嚣的政治环境，即使进入仕途，也应持守“以道事君，则能不枉其道，不可则止，则能不辱其身”的原则。这体现了阳明的处世观和致仕观。
经世济民的治世之道
王阳明在“良知”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治世之道。在其奏疏、公移、诗文和家书中满含对治国平天下的深深关切，正如蔡仁厚先生所说：“王阳明的奏疏文字，没有一篇不说到民生疾苦，没有一篇不谈到安定民生，这都是他关心民瘼‘视民如伤’的真诚恻坦，而情不由己地发出来的呼声。”
确如所言，王阳明在治政安民的政事活动中关心民众疾苦、体察民情、关注民生、顺应民意、贴近民心，真正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受到民众的爱戴。据王阳明再传弟子李卓吾所编《阳明先生年谱》载，正德十二年十二月，“阳明班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祠堂，岁时尸祝。”
王阳明经世济民的治世精神在写给子侄及弟子的书信中有充分的体现，他要求子侄和弟子事事须“尽心”，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时“尽心”，把事亲、交友、治民之理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认为，只有时时处处事事尽心，再辅之以礼乐教化和纲纪政事的规约，才能实现家齐、国治和天下平。
王阳明说：“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也，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纲纪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在实际的治政安民实践中，王阳明切实做到“尽心”，他虽身患重疾，但仍关心民间疾苦，在处理民生事务过程中，身先士卒、死而后已，其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淑世救世的治世精神对加强青年的家国情怀和社会参与意识仍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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