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比明清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区别，明朝的文臣特别的喜欢怼皇帝。他们不但会常规的劝谏皇帝的言行，还会挑刺干涉皇帝的私生活， 更有甚者为博名专门上疏骂皇帝。
在政务上他们也极端的排斥皇帝的干涉，有时候甚至到了只要是皇帝的命令，他们就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在他们心目中皇帝最好如泥菩萨一般，垂衣拱手、一言不发。
而清朝呢？除了极个别为民请命、一心求死的官员，剩下的都以争当皇帝奴才为荣。清承明制，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地位并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变化。社会价值观也一脉相承，仍然是重文轻武、崇尚儒学，那么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
造成明朝皇权式微的首要责任人是朱元璋，他亲手斩断了皇权的臂膀。众所周知，朱元璋关闭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是为了加强皇权。但是没有了丞相就真的能加强皇权么？
说明：丞相制度其实不是丞相这一个职位或者说一个人，它是一个以丞相为核心的政务处理系统或者说是政府部门。
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丞相，皇帝将帝国的权力全部揽到自己手中。但是真正的掌控权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皇帝有那么多精力、能力、时间去有效的使用权力么？
庞大的帝国，每日的政务多如牛毛，皇帝要不要处理？处理不过来怎么办，要么就是撂荒不管让帝国衰烂下去。要么就是委托他人处理，这不就是把权力递交了出去？
所以丞相实质是在帮助皇帝保障他的权力。在丞相不篡权的情况下，丞相由皇帝任免。丞相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迎合皇帝。
在有丞相的时候，皇帝可以和丞相（以及附属于丞相的文官）结成同盟，通过这个集团来实现对帝国的统治，以及对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集团进行管理。如果没有了丞相，皇帝就得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
一对多的情况下，就算皇帝在某些时候可以占上风，但是长期的对抗皇帝必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会慢慢的败退，最终沦为文官集团的傀儡。
至于丞相势力庞大后会分皇帝的权，须知丞相是皇帝任命，皇帝也可以直接免职来消除祸患。就算是丞相权力大到皇帝无可奈何的地步，那只能说明皇帝和丞相调换了位置。例如东汉末年的曹丞相与汉献帝，你说谁才是真正的皇帝？
事实上朱元璋本人在废除丞相制度后不久就发现了问题，政务太多他根本就处理不过来。倔强的朱元璋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试图通过设置诸殿大学士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
但是历史规律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权力只有在能被有效使用的时候才是权力。朱元璋可以自欺欺人的认为他消灭的丞相，大学士们只是辅政，帝国权力集于他一身。但是他改变不了自他开始，皇帝向文官集团分权的事实。
很快到了正统年间，诸殿大学士就形成了“内阁”，并且获取了票拟权。成为名称不叫丞相的“丞相”。
（建立内阁制度的杨荣、杨士奇、杨溥）
说明：英宗继位时年幼（8岁）不能亲政，而太皇太后张氏又不愿“垂帘听政”。“三杨”就鼓捣出了内阁票拟制度。各地的所有公文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依据公文内容分类整理，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内阁会在公文后另附纸条加上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然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披红确认（把内阁的票拟抄写一遍），最后由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生效。如果不同意，则退回内阁重新商议。
原本历史回头、丞相复生对皇帝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坏就坏在这次复生，不是皇帝的意愿，而是文官集团为更好的控制朝廷而做出的选择。官员入阁不是皇帝直接任命，而是由朝中众臣会推。
说明：会推是由吏部组织各部、各司堂官，以及一定品阶的京官，进行无记名投票。然后将得票最多的几人，呈报皇帝批准。皇帝如果对人选不满意，可以不批，但是也不能自己直接指定，而是重新会推。
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人能不能入阁不是皇帝同意不同意，得看文官集团同意不同意。也就是说阁臣需要向文官集团负责。
例如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想让张璁、桂萼入阁帮忙，但是朝中官员们就是不推这两人。最后嘉靖只能采用迂回的方法，先让杨一清入阁，再忽悠杨一清把张、桂两人拉入内阁（杨一清这个工具人后来被张、桂二人整的很惨）。
说明：明朝虽然没有明文的内阁制度规定，入阁必须会推。但是当时的惯例就是不经过会推和首辅同意的入阁，文官们就觉得是非法的。不会有人配合他工作，即便是进了内阁也是被架空的废人。
所以内阁的阁臣们更多的时候是对下面的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因为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他们进不了内阁，进入内阁后也很难行使权力。而且得罪了文官集团，阁臣们基本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为什么呢？因为皇帝不同意他们做丞相。不能做丞相就意味着不能组建丞相势力一个人凭什么和文官集团斗？就算是一心一意迎合皇帝与文官集团作对，当文官集团反击时，阁臣一人怎么抵挡？
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阁臣们基本都站到文官集团那一边，最起码也是尽量不得罪文官集团。皇帝与文官矛盾激化后也基本没有帮皇帝的，就算是帮也会被文官集团折腾下岗。
皇帝成为孤家寡人后自然会在文官集团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从嘉靖到万历的这三朝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皇权的起伏，分界点就是万历十年。
万历十年之前皇帝高高在上，群臣战战兢兢。万历十年之后文官们意气风发各种的克制皇权。为什么呢？
万历十年之前，内阁首辅（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个个都是被拔高为事实上的丞相（嘉靖不愧明朝最聪明，最懂权谋的人。隆庆也是学他），嘉靖皇帝通过控制他们就轻松的控制了整个文官集团。万历十年之后，万历不允许内阁再出现张居正式的“丞相”，阁臣们一下子就无力对抗文官集团了。
在国本之争中申时行、王锡爵实际是偏向万历皇帝的，但是又能怎么样，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不都被文官攻击下课。而原本想揽权的万历呢？被逼的只能躲于深宫中，玩非暴力不合作。
满清虽然是外族，但是对明朝权力制度的弊端倒是看的一清二楚。满清的皇帝们并没有恢复丞相制度，但是他们对明朝内阁制度进行了修改。雍正创立军机处，军机处与内阁最大的不同就是，军机人员任免由皇帝一言而决之，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这样军机大臣就成了皇帝的私奴，一身荣辱全靠皇帝，必然就会帮助皇帝对抗文官集团。
（左为军机处，右为内阁办公地文渊阁。建筑也能体现地位的差异）
除了内阁和军机处的区别外，明清两朝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儒学、礼法、伦理等帝国核心理学的解释权归属不同。明朝这个解释权属于文人、文官集团（嘉靖皇帝还要仰仗张璁来进行礼法争斗），而在清朝这项权力属于皇帝。
这个解释权有什么用呢？它实质就是舆论、价值观掌控权。我们判断一件事的是非对错依据的就是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观，所以掌握了道德价值观的定义、解释权，也就可以控制人们的价值取向。
这项权力在文官集团手中时，文官们就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皇帝进行各种攻击、削弱，而这样的攻击社会舆论会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明朝皇帝们的困境，当他们被文官攻击时，越是反抗越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
而清朝则是反了过来，皇帝掌握着这项权力。事情的是非对错都要以皇帝规定、解释的为准，文官们还如何去攻击、贬低皇帝的权威？
而且清朝的皇帝们严禁文人、文官去研究发展理学（清朝的文人们都去研究考据学去了），他们只有学习皇帝最高指示的权力。这就是变相地控制了文人、文官们的思想意识。思想被控制后别说反抗了，稍加点拨就会自发的认为做皇帝的奴仆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清朝真的是皇帝集权制度的最高峰，皇帝真正的做到了“惟以一人治天下”。不过代价就是整个国家的死气沉沉，全是围着皇帝转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