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乡村教育始终面向现代工业主义的需求,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导向,导致农村人才乡土意识淡薄,离农倾向明显,与乡村实际需求有所脱节。“过度工业主义”模式下乡村教育的阙如,并不是当前社会转型的独特现象,早在20世纪初期,现代新式学堂教育大规模嵌入乡村社会时业已发生。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走城乡共融、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农耕文明,兴盛乡村文化。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全面反思“激进现代化”的不足,决意消融城乡二元结构,弥缝工业主义教育对乡村的“伤害”。振兴乡村教育,非旦夕之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历史的智慧不应缺位,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得失,在反思中不断前行。回望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改造乡村教育,陶行知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进行了一系列乡村教育试验,探索中国乡村教育的出路,对当前乡村教育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一,陶行知提出,对于农人、农村要怀有深沉的“爱”,这是乡村教育工作的动力之源。“工业主义教育”对乡村人才的“虹吸效应”是巨大的。谁来“拯救”乡村教育,是乡村教育改革绕不过的话题。陶行知指出,欲抵制“工业主义”的咄咄逼人,乡村工作者唯有靠坚定的意志、坚强的信念与坚韧不拔的精神,“逆水行舟”,才能蹚出一条新路。于是,陶行知提出了“爱”的教育思想,即对中华民族、对农民的深沉的“爱”,一种不去追求奢侈、甘于寂寞奉献农村的精神,并以此作为深入农村、扎根田间的工作动力。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成立三周年之际,陶行知饱含深情地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他爱农人,与农人共鸣,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在吉祥学园里,他写了两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有了对农人的“爱”,对“最不幸人”的同情之心,才甘愿“为农人活,为农人死,和农人共甘苦,同休戚”。

当前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突出,高度工业化带来的都市繁华与现代生活方式,使农村青年离村倾向强烈,在农村家庭长大的年轻人,离开家乡而不返回,成为一种常态。“回归”的主题,似乎正在被人们遗忘。在此种“趋势”与“潮流”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真正实现,需要乡村工作者长期的艰辛付出。从国家的视角,应当赋予乡村工作者强大的工作动能;对乡村工作者自身而言,则要立志做“时代逆行者”,养成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懂两爱”素养,怀着振兴乡村的“使命感”,肩负复兴农村的历史重任,“用心”去做乡村工作,才能抗拒城市的喧嚣,深入农村,扎根农村,以苦为乐,此亦是陶行知“爱”的思想的时代体现。

其二,陶行知从农民的“真正需求”出发的教育思想,值得当代借鉴。陶行知特别强调创办教育要面向农民,“用心”关爱农民,办农人真正需要的教育。他创办乡村幼稚园,即是建立在对农民生产与生活充分观察与了解的基础上,本着为农人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而行动的。陶行知在乡间看到,每当农忙之际,家中主妇异常繁忙,“她要多烧茶水,多弄饭菜,多洗衣服,有时还要她在田园里工作,哪里还有空去管小孩子”。不光是父母,就连哥哥姊妹,也都是忙得送饭、挑水、看牛、打草鞋,没有工夫陪伴弟弟妹妹。学龄儿童多因为照看弟妹,无法正常上学。为此,陶行知着力推动农村幼稚园的创办,从农人的需求出发,给农人提供便利,“乡村幼稚园除了为幼稚儿童造幸福以外,还可以节省农忙时农妇的精力,又可以间接帮助小学生减少缺课”。他招收儿童,始终本着给农民解脱负担、省钱、为农人提供便利的原则。

相比之下,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省份掀起了“中学向县城集聚”“小学向乡镇以上集中”的“撤并村校”之风,给农民造成了很多不便。有的地方脱离当地实际,撤消了一些交通不便地区的小学,却造成新的上学难;有的地方家长放下农活去陪读,造成农民家庭一个完全劳力的付出;有的地方盲目追求调整指标,造成一些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些行为,虽然一方面有效整合了教育资源,达到了最大功利性效用,但却与农民的真正需求有所错位。一味追求功利效益、脱离农民需求的办学模式,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在此意义上,陶行知从农民“真正需求”出发的教育理念,值得我们深入体会。

其三,陶行知提出的“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等教育思想,对于当前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作用。陶行知从事乡村师范教育,他希望培养出乡村农人和儿童敬爱的老师。为此,他提出“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的主张,他说,“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人,必先农民化,才能化农民。我们与农民共生活同甘苦,才能了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他认为,好的乡村教师,当是“全能型”的乡村人才,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要有科学的头脑,第三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有了农人的身手,能够做农人的工作,就容易做农人的朋友,可以了解农民的困苦艰难和一切问题,进而帮助他们。

实现乡村振兴,建立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社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需要一大批热爱乡村,具备服务农村农业技能与素养的乡村振兴人才。而乡村振兴人才只拥有“科学的头脑”还不够,还应学会最大限度地贴近农民,发现农民的需求,进而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性。那么,如何做到“贴近农民”呢?陶行知提出的“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思想极富启发意义。通过掌握“农夫的身手”,先让自己变身为“农民”,在与农民同甘共苦中理解农民,与农民成为朋友,进而了解农民的各项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发挥“科学的头脑”。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工作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其四,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旨在弥合“过度工业主义”教育的“伤口”,对于乡村教育的未来改革具有方向性意义。乡村社会是一个拥有自然资源与地方文化等先赋优势教育资源的场所,学生浸润在大自然的熏陶中,本身是一个最基本、最理想的教育状态;乡村社区中,家族纽带、熟人互助、节日习俗场景等又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传统文化。遗憾的是, “过度工业主义”让乡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一样,接受的是面向城市的同质化教育,“学校不再以文化传承为导向,而是以职业为导向……没有教育儿童返回家园并对地方社会有用,而是教育儿童离开家园,并在为与地方或社区无关的未来挣钱”。乡村学生生活经验背靠乡村,但想象图景和思维却已与城市无异,对于地方性“活”的乡土知识“视而不见”,以致许多乡村学生来自乡村却不属于乡村,进入城市又无法彻底融入城市。“过度工业主义”也使得乡村地方性知识的保存与传承面临危机。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不再返乡,地方文化亦将失去记忆,许多村庄出现空心化、老人化,村庄不在,熟人社区不在,乡村文化的载体也在消失,那么乡土文化何以兴盛?

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号召拆去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乡村学校与自然环境的“隔墙”,将现代教育与大自然、社区文化“断裂”纽带重新弥合。“拆墙”的教育理念,对于未来乡村教育改革具有方向性意义,它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乡村自然环境与地方性知识、社区文化所独具的优势教育功能,把乡村教育重新置于自然资源多样性与地方性知识的丰富知识体系中,“变遗忘为宝藏”,让学生走出校门,亲近自然,深入社区,向农人学习,从社区文化中养成健全人格。同时,为使乡村学生肩负保存与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有必要在不同教育阶段,从书本到日常生活,有意识地教育引导学生,使其系统了解并感悟乡土知识与地方文化,为兴盛乡村文化做必要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续接能力培养。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