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说起汉字，这个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符号，已经繁衍了数千年之久。
从最原始的甲骨文，到现如今的简体楷书，汉字的进化已经发展到了世界主流文化之一。
人们常说：“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汉字结构所特定的方块格，俨然已成为国人处世的标杆。
然而正是这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明符号，在历史上却也经历了多次陨落的浩劫。
每一次都差点使这个古老的文明符号绝灭，可不管汉字的发展历经多少磨难，它始终都能顽强地挺过每一关。
汉字的发展
而鲁迅先生正亲自见证了，汉字在近代战争之中所经历的一切“磨难”。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在消除汉字运动的背后，正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文人志士。
他们认为，繁琐的汉字，再加上2000多年的的封建统治思想，是很难让国人摆脱麻痹的现状。
同样，繁琐的汉字，也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因此在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之后，毅然选择弃医从文。
他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在日本医学课堂上，观看着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斩首中国间谍的照片。
他们那麻木的表情和观摩同胞被害的模样，深刻刺痛着鲁迅先生的心。
早期的汉字拼音
到底该如何拯救中国，是靠学医吗？
不，是要从思想上唤醒中国人，可如何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
首当其冲的便是要对国人，进行基本文字的普及教育，可话说回来还是那个问题，汉字的普及工作着实艰难。
以拉丁文为首的文字大都是组合文字，因此西方人利用这种文字组合，时常可以锻炼出超强的逻辑性。
这恰恰是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弱点，毕竟象形文字一笔一划都如同一幅画。
汉字就摆在那里，一动不动，便可以将意思表达的一清二楚，因此它的弊端就在于，难学且缺乏逻辑性推理。
鲁迅先生
可汉字毕竟是积存了6000多年的智慧结晶，并不是一场文化运动就能泯灭的。
该如何在这样一片混沌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快速普及和拉伸人民思想觉悟的符号，成了重中之重的事。
只是作为一个千年的文明符号，想要在一时间，被其他简易的文明符号代替，这俨然是行不通的。
可即便如此，为了改变汉字存在的普世教育的艰难性，以鲁迅同志为首的文人，还是在尽力推行取消汉字的做法。
据鲁迅同志所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病毒都潜伏在里面，倘若不先除去，结果只有自己死”，此言之中，无不透露出对汉字的“憎恶”。
鲁迅先生
对鲁迅而言，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吃人”的时代，他极力推崇用拉丁文代替方块字。
绝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自信，而是他从小深知汉字教育的艰难。
那时的汉字并不是现代简化版，而是笔画讲究甚多的繁体字，一个人就算长到十几岁，也写不得多少汉字。
更何况，汉字的发展从甲骨文到繁体，虽然有了质的提升，可依旧没有改善书写力度。
再加上每个人说话都是充满“之乎者也，君长臣短”，常常一件简单的小事，也要说成听不懂的样子。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大大增加了文化普及工作的难度，如此说来鲁迅先生支持汉字拉丁化实属情有可原。
精简后的汉字
再者说，倘若在国内有一种新的思想想要传播，那么首先接受新思想的，也得是能识字的人。
话到此处，可能有人不可思议，识字作为现代社会人人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
在当时的社会居然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不仅如此，大部分地区，依旧不允许女子进学堂。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不忿的：“汉字是封建王朝，统治愚民的利器”。
而当我们的国家遭到帝国主义侵略之时，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也有了质的差别。
民国知识分子
有的人在战争时期，为了学术创造和引进新的科学技术，而出国深造。
有的人在国内的大学里，苦心读书，等待那些海外归来的人，作进一步新知识传播。
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地方城市和农村里，还有成千上万名文盲存在，他们除了耕地就是早早结婚。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大环境下，想要普及新思想和汉字简直难如上青天。
自打我们的国门，被列强打开的那一天起，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明，都成了刺痛我们所有的利剑。
而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也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国家的敲打之下不堪一击。
扫除文盲行动
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和汉字的繁琐吗？
并不全是，但是想要攻克新的文明，就必须学会接受新的文字。
当汉字不再是当时的国人意识之中，唯一的文明符号之时，想要学习它们的心就变得无比迫切。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可以置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且毫无还击之力？
到底是什么样的字体，吸引我国科学家和文人志士想要一探究竟。
不可否认的是，战争年代的中国，所有先进的武器和科学技术，都来自使用拉丁文字符号的国度。
譬如“英语”，仅仅26个字母，就能创造出新的文明，和当时世界的一流国家。
汉字拉丁化
相比古老的中国，纵使有绵延千年的文字和儒家文化，却不能使当时的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
如此看来，鲁迅先生极力支持，用拉丁字母替换汉字，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需求的。
毕竟在“吃人”的社会，和“挨打”的国度之中，唯有另辟捷径改善文盲现状，才能唤醒无数愚昧之士。
兴许是鲁迅先生的文笔向来犀利，在达不成某种迫切改变之时，便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犀利词句。
想来若不是鲁迅先生，关心民族存亡到了心急如焚之际，又怎会留下一些“痴人呓语”留给后人诟病。
鲁迅书法
当然支持汉字拉丁化的不仅鲁迅一个人，还有钱玄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他们一致认为，汉字作为封建统治的载体，着实有着被“革新”掉的必要，且应跟随世界的发展潮流。
否则无论多少次“青年运动”，都无法彻底实现新思想的普及，和传递国之危机。
因此钱玄同发起，革新思想必先从革新“伦理”开始，想要汉字拉丁化，就必须先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言外之意，是想要摆脱封建统治时期的一切思想与关联，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是主要针对的对象。
钱玄同与鲁迅
而承载和繁衍儒家思想的，正是我们的方块字，如此说来，汉字在当时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
如此，钱玄同便开始着手操作起来，他先是将繁琐的汉字，简易化，再为其用拉丁文标注音色。
并为多个汉字，用拉丁文标注出多种发音，为此还特意装订了一本专门标注过的汉字读物。
但一人之力，难于上青天，再加上国内战事如火如荼，仅凭借几个文人志士的能力，很难改变这一现状。
因此在1934年，国民政府为了顺应当时的社会浪潮，率先在国统区推行“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书本
而在中共统治的地区，也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1929年开始研究和推行“中国拉丁化字母”。
只是这一方案，从制定到实施，大概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已经从江西转移到了陕北。
中共
而后，汉字拉丁化的课本，也逐渐增多，并且在中国以北地区极为流行。
只是与当时的国民政府相比之下，“国语罗马字”是当时社会的“国之标准”。
但国共的这两种方案，都是基于拉丁文的主体之上，从实行力度上来说，“国语罗马字”的方案更有渗透力。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些文人志士的推崇，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和钱玄同。
汉字拉丁化报纸
譬如鲁迅先生在《关于新文字》、《论世界语》、《且介亭杂文》中所发表的种种言论。
直指汉字在战争时代，普及的难度性高和传播率低的现状，如果要在民族存亡和汉字兴亡之中做选择。
以鲁迅先生的性格，一切因素都必须为民族存亡让步，因此汉字也是一样的。
关于鲁迅先生的那一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辞，听起来似乎扎心。
可要结合当时社会的状况，就不难理解鲁迅先生的苦楚，毕竟在那个刀起头落的年代。
诸多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兴亡和迫切改变现状的需求，要高于那些不谙世事的顽固愚民。
新文化运动
在鲁迅先生看来，死是不可怕的，汉字的存在也不可怕，可不懂国之危难程度，才是最可怕的。
而这一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更高世界的文明已经主宰了全球。
而汉字的时代却遭受致命地打击，这是根本性差别，倘若世界的语言不统一，又如何跟得上西方世界的潮流。
当然这一观点，在21世纪的中国完全不是问题，且拿出来说也有一些危言耸听。
可是在百年之前的中国，混沌与麻木并存，战争与苦难齐飞，不用捷径解放思想，是极有可能亡国的。
新文化运动
到时候，想要保住汉字，怕是难上加难，再看看英语的普及程度，以及侵略国篡改历史的操作。
假如当时我们没能战胜侵略国，今天我们也许都不一定还说着中国话。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寻找一种全新的文字，渗透新思想，至少国民可以在思想上被“统一”。
只要国在，家就在，复兴汉字是中华民族迟早都要完成的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已矣。
在当时的社会，就汉字拉丁化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逐渐用拉丁文代替汉字。
致使汉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种则是维护民族文化，认为汉字是不可取代的古老语言。
新文化运动
汉字的一语多用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没有哪个国家的语言，可以比得上汉字的精准概括。
因此，关于新文字的革新，也在社会上遭到了诸多非议与讨论，直到赵元任的96字短篇文章问世。
关于汉字与拼音的争论，再一次提上了新的高度，到底是另辟蹊径唤醒麻木的群众？
还是保留民族历史，认清国际语言环境，从而发现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和实用性？
这一点赵元任同志在《施氏食狮史》一文中，有了至关重要的提示。
赵元任先生
该文章用了96个同一种“shi”的发音汉字，描述了一个姓施的人吃狮子的事。
姓施的人，发誓要吃够十只狮子，最后差点吃了用石头做的石狮子。
说起来十分绕口，可是在汉字的表达之下，每一个字联系在一起，都能精准地体现出短文的基本意思。
这是汉字的精妙之处，倘若为了普世教育，传播新思想，唤醒民众，而将汉字纯音化。
那人们的思想也会随之变成浅薄和单一的模样，且不说从古至今的文物和古籍。
怕是连众人皆知的《西游记》章节，都不能用拉丁文字翻译出其中的绝美句子。
《施氏食狮史》
因此可以想见，原本用汉字，一本书就能表达完的名著，换成拉丁文，需要三本，这就是差距。
当赵元任的《施氏食狮史》一文，问世之后，诸多文人志士也开始正面和反面的评价和抨击。
其实赵元任本人，是十分同意拼音化汉字的，因为当时社会白话文已经成为流行文。
而《施氏食狮史》作为文言文的问世，则是为文人志士和百姓们提个醒。
一来，汉字可以精准表达拉丁文字所不能，二来，文言文已经被白话文替代，拼音也可以替代部分文字。
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用哪种文字完全替代哪种文字，在必要的时候，描述不出的事件，倒可以拼音和汉字交替使用。
赵元任先生
如此，也变相保留住汉字的根基，只是这一争论，从国家战事之初，到解放战争胜利，都没能争出朵花来。
而不可否认的现实则是，在汉字即将被代替的前提下，中国人依旧打了胜仗，保住了国家。
只是这一代价是惨痛的。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率先提出：“文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
这才为拼音在汉字作为载体之上，留有一席之地，而我们要深刻意识到毛主席这一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世界拼音化”只是作为汉字的一种固定发音符号，而制定出一种国标水准的拼音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汉字拼音化问题书籍
这样也便于外国人学习汉语，但是这样的拼音存世要有一个固定的前提那就是，与汉字并存。
当时毛主席提出“世界拼音化”道路之时，汉字依旧是我国的主体字符。
只是在多年的发展之中，逐渐有拼音取代汉字的演变之际，如此发展下去，汉字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幸好在1986年1月，刘导生同志指出“拼音作为拼写工具，应从属于汉字”最终保住了汉字的历史地位。
至此，拼音辅助汉字的时代被提上官方征程，而我国也因为汉字学习方法的改良，取得普及教育的阶段性胜利。
至少从1949年到1981年这四十年间，我国的文盲数量大大减少，素质教育也有了质的提升。
汉语拼音书
时至21世纪，我国14亿多的人口，免费素质教育普及已经达到初中阶段，正在向高中阶段过渡。
而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毕竟此时已不同于往时，鲁迅先生在混乱时代的过激言论，吾辈已经具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且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与当时的文人志士感同身受。
不论世人如何诟病，烽火乱世时代一些文人志士的“过激言论”，那都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鲁迅的“过激言论”
相信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的发展，和汉语在联合国乃至世界的地位，都会无比庆幸汉字的存在。
尽管他们看不到，但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关于民族存亡的努力，依然值得我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