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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2月14日这天,在印度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随着一个18岁女孩一声令下,22个成年男人中弹身亡。

这个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情人节大屠杀的女孩,不但没有受到法律严惩,反而成了举国膜拜的英雄。

之后她出狱、从政,完成了从土匪到议员的华丽转身,却在政治巅峰时又遇刺身亡——她就是号称“土匪女王”(Bandit Queen)的普兰·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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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和婚姻

普兰·黛维(印地语:फूलन देवी,英语:Phoolan Devi)出生于1963年8月10日,她的名字很美,意思是“花神”,然而她的童年,却没有任何的美好可言。

普兰·黛维的家乡,是一个名叫戈尔哈·克·普尔沃(Ghura Ka Purwa)的小村庄,隶属于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贾劳恩县(Jalaun District)。

北方邦处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接壤,是印度人口最多、最贫穷、最保守封闭的地区之一。传统的社会法则,依然深深扎根于在日常生活之中,占据着超越法律的统治地位,比如无处不在的种姓歧视。

我们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吠舍(普通雅利安人)和首陀罗(土著,农民、高级佣人和工匠),以及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贱民)。

虽然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废除,种姓分类与歧视也被视为理论上的非法行为,然而在印度社会的实际运作与生活中,种姓间的歧视仍然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依旧如此),在不发达的农村尤其明显。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会理解,普兰·黛维日后的罪行,为何会在印度国内,产生海啸般的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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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最底层的首陀罗)

普兰·黛维一家,就属于最末等的首陀罗种姓(贱民是根本没有“人”的资格的),首陀罗在四大种姓中人口最多(约为总人口的50%),根据职业,还细分为许多次级种姓,黛维一家则隶属于一个名叫“马拉”(Mallah)的船夫种姓。

普兰一家很穷,主要资产只有大约1英亩(0.57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不过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棵古老的苦楝树(又叫栴檀树),苦楝树的花叶可供食用、种子能够榨油,还是一种名贵木料和传统药材(去年3月间,印度媒体还曾声称,它对治疗新冠肺炎有奇效),所以这棵参天大树,自然成了普兰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

(售卖苦楝树枝的妇女 作者Dr.jayan.d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7664922)

普兰·黛维10岁那年,随着她的祖父去世,她的堂兄马亚丁(Maya Din)成了家族的族长,马亚丁提议将苦楝树砍掉,种上更“赚钱”的农作物。普兰的父亲软弱地抗议了一下,便任由马亚丁带人砍倒了这棵珍贵的古树(砍下的树木当然是被马亚丁独吞了)。

普兰却没那么好欺负,砍树当天,她就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之后的几个星期,她又多次在公共场合辱骂马亚丁,嘲弄他是“窃贼”,并对他进行(力所能及的)身体攻击。不仅如此,她还组织了几个同村的小姑娘,发起了一场“静坐示威”,即使在家族长辈们的恐吓威胁之下,也绝不离开。最终马亚丁失去了耐心,一砖头砸昏了普兰,终于将这个“麻烦精”扔回了家。

几个月之后,在这位马亚丁堂兄的“积极倡导”之下,11岁的普兰被嫁到几百英里外的一个更偏僻的小村庄,她的丈夫是个30多岁(另有一说是45岁)、脾气很坏的男人,名叫普提拉尔(Puttilal)。

普提拉尔经常性地强奸并殴打普兰,而他的另一位妻子——虽然印度从1956年起,就在法律上规定重婚违法,但在民间,一夫两妻制仍然很普遍——也助纣为虐,让普兰和牲畜睡在一起。在多次尝试逃跑之后,普兰终于逃回了自己的家,然而这令她的家人大为惊骇,普兰的母亲穆拉(Moola)更是羞愧难当,她给了她两个选择,“跳井”或者“跳亚穆纳河”。

在印度传统文化中,抛弃丈夫的妻子,会让她的整个家族蒙羞。如果离开丈夫,那么失去处女之身的普兰,一生都会被印上“破罐子”的标签,被村子和家人所排斥,在社会上也不会有任何立足之地。

普兰只能投奔自己出嫁的姐姐。在姐姐的村庄里,普兰遇见了一位名叫凯拉什(Kailash)的已婚远方表亲,和他开始了一段恋情,这大概算是她的初恋。他们决定一起私奔,可是不久,凯拉什就回到了自己妻子身边,而普兰·黛维则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娘家。

这次回家之后,刚满16岁的普兰·黛维,无视家人的反对,将马亚丁告上了村委会法庭,称他非法占用了自己父亲的土地,这起财产纠纷案被阿拉哈巴德市的高等法庭受理了。马亚丁很愤怒,他不但放火烧毁了普兰父亲的庄稼,还到当地警局,诬陷普兰偷窃他的财物。

1979年1月6日,普兰生平第一次被捕,警察们将她关押了三天。这三天里,她被丢在一间老鼠成群的牢房里,遭受持续地殴打和强奸,当她返回村子的时候,所有人都对她避之不及。

在普兰被释放以后,她的父母想再次将她送还给丈夫家,在接受了相当丰厚的礼物(贿赂)之后,普兰的公公婆婆同意让这个儿媳回来。不过几个月之后,他们又把普兰和礼物一并送还。不久之后,一帮土匪绑架了普兰,大多数观点认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也是马亚丁,而在她的自传中,普兰则淡淡地回答道:

“那是命运的安排……”

回顾普兰·黛维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她的第一次“抗争”,并不关乎性别或者种姓,而关乎她父亲(家人)的正当权利。尽管身为一个低种姓女性,普兰从未受过任何教育(即使到了2001年,印度全国低种姓的文盲率也高达45%,女性的文盲率则更高),但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童年时代的“静坐示威”,还是后来的对簿公堂,普兰选择的,都是正当的手段。

而被诬陷入狱这件事,可以说是普兰·黛维一生的转折点,她意识到所谓的正当途径,无法让她获得正义,因为社会已经将其拒之门外。这段经历同样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普兰开始仇视侮辱女性的男人(比如她丈夫),当具体的正义诉求无法实现,普兰的愤怒,便转化为一种更为抽象的、对种姓和性别歧视(印度社会中最不“公正”的两种特权)的对抗。

匪帮岁月

1980年,绑架了普兰·黛维的土匪们,将她带回 了“根据地”昌巴尔谷(Chambal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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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匪帮”由来已久,据说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年以前。20世纪60、70年代,匪帮更是在印度中部地区“遍地开花”,直到80年代末,才渐渐销声匿迹。这期间,宝莱坞更是产生了一大批“匪帮电影”,时至今日,它们仍是印度电影的一大类型。

不过,和银幕上的英雄美人、恣意江湖不同,真实的匪帮里,充斥着更加残酷的种姓和性别歧视。比如土匪首领巴布(Babu),就是个高种姓“塔库尔”(Thakur),所谓 “塔库尔”,是封建地主的称号,虽然仅仅是个头衔,但却拥有肆意占有女性的特权(至少他自己认为如此)。巴布强暴和虐待了普兰整整三天,第三天的深夜,终于有人对她伸出了援手,这个人是匪帮的二把手维克拉姆(Vikram),救下普兰之后,他将巴布一枪爆头,并在第四天清晨自立为王。

(电影《土匪女王》中维克拉姆由Nirmal Pandey扮演)

维克拉姆和普兰一样,同属首陀罗的马拉种姓,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讲,他都是普兰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普兰在自传中说道,维克拉姆“是第一个既不将我视为所有财产、也不将我视为发泄欲望的肉体,而是把我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的人。”

维克拉姆为她剪头发,给她买来一台收音机和录音机,因为普兰喜欢听宝莱坞的电影插曲。他还教会普兰如何使用来福枪,她成了一个出色的射手和匪帮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她和他们一起穿越班德尔汉德(Bundelkhand)山脉,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的交界地带活动。他们洗劫高种姓聚居的村庄,绑架富裕地主以勒索赎金,偶尔也会在高速公路上,抢劫那些豪车的车主。

普兰加入匪帮的几周以后,土匪们洗劫了普兰的丈夫普提拉尔所在的村庄。普兰亲自将他从屋中拖了出来,并当着所有村民的面,狠狠捅了他一刀。之后土匪们将这位半死不活的普提拉尔丢在路边,还立上了一块“老夫莫娶少妻”的警告牌,就这样,普兰·黛维完成了她生平的第一场复仇。

(电影《土匪女王》中的维克拉姆和普兰)

普提拉尔倒是活了下来,不过他的余生里,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因为恐惧土匪的报复,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以及那另一位妻子)避之不及。

据说在这件事之后,维克拉姆曾告诉普兰:

“如果你打算杀人,那么就一次杀20个,而不是1个。因为如果你就杀1个,他们只会把你当作谋杀犯绞死,而如果你杀了20个,那么就会声名远播。”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匪帮原先的头目斯里·拉姆(Shri Ram)和拉拉·拉姆(Lalla Ram)刑满出狱,回来重操旧业。拉姆兄弟是拉杰普特人(Rajput),这是个自称刹帝利的传统战斗民族,和之前被杀的首领巴布一样,同属于高等种姓。拉姆兄弟对巴布被杀一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普兰“煽动”的结果,并对她屡有冒犯,拉姆兄弟和维克拉姆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拉姆兄弟又招募了许多拉杰普特人入伙,每次洗劫村庄时,都故意对维克拉姆和普兰所属的马拉种姓村民,进行变本加厉的殴打和侮辱(指桑骂槐的意思)。低种姓成员都对此相当不满,纷纷脱离了匪帮,维克拉姆曾建议将匪帮一分为二(低种姓和高种姓各一),却又被斯里·拉姆拒绝。没过多久,拉姆兄弟杀死了维克拉姆,并将普兰·黛维绑架回了拉姆兄弟的老家贝麦(Behmai)村。

贝麦村是亚穆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村中大约有50户人家,绝大多数都是高种姓的塔库尔,(注意,塔库尔只是一种头衔,可以被赋予拉杰普特等几个高等种姓)。但这个村庄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一条公路从这里经过。

在贝麦村的一所肮脏、黑暗的房子里,普兰被囚禁了三个星期。每天午夜过后,会有人打开房门,接着一群人鱼贯而入,他们都是高大、沉默、戴着头巾的“塔库尔”男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侵犯她,直到她失去知觉。

在普兰被囚禁的第23天,拉姆兄弟将她拖拽到了屋外,这是三周以来,她第一次见到阳光。普兰·黛维周身淤青,头发又脏又乱,双眼呆滞无光。拉姆兄弟命令她去村庄中心广场的饮水亭,为他们打水,其他的塔库尔男人聚集在旁边,一边嘲笑一边吹口哨。

普兰拒绝为他们打水,于是斯里·拉姆狠狠将她踢倒在地,并把她的衣服剥光,之后他们拖拽着站立不稳的普兰,在村中游行,据说整个过程中,贝麦村的男人们一边大笑,一边朝普兰吐口水,村中的女人则一言不发,从紧闭的窗户后面窥视着这一切。

那天晚上,拉姆兄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贝麦村,维克拉姆原先的手下曼·辛格(Maan Singh),和附近村庄的桑托什·潘迪特(Santosh Pandit)——他是普兰经常拜谒的难近母女神庙里的僧人——偷偷潜入村中,在一个低种姓村民的帮助下,他们救出了遍体鳞伤的普兰,将她藏在一辆牛车后面,逃出了贝麦村。

不过普兰·黛维知道,不久之后,自己一定还会回来。因为对法外之徒而言,唯一的正义,就是血债血偿。

情人节大屠杀

伤势痊愈后,普兰和曼·辛格一起,重建了一个低种姓的帮派,维克拉姆那些出走的手下,也纷纷来投奔他们。这位曼·辛格后来成了普兰的情人,直到她向警方缴械投降,他一直都在她身边。

(克莱尔·福维尔 (Claire Fauvel) 的漫画《反叛女王普兰·黛维》(2020年出版)中的场景)

新的匪帮不断壮大,他们在班德尔汉德山区进行暴力袭击和抢劫活动,对象通常都是高种姓男性(但并不全是),有人还声称,他们还会将抢来的财物,分给低种姓的穷人。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普兰一伙只是“标准”的劫匪,从没有过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每次犯案之后,普兰都会前往附近的难近母女神庙中,感谢女神的保佑。

难近母女神是性力派崇拜的主神之一,形象是美艳嗜杀的复仇女神,民间的难近母信仰,经常和野蛮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杀人(男性)祭祀。(据说玄奘在天竺取经期间,就曾被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劫持,打算将他当成难近母女神的祭品,还好高僧最终幸免于难。)在普兰心目中,那些被袭击的高种姓男子,无疑就是自己献给这位复仇女神的“血祭”。

也大约从这时起,穿行于村落和荒原间的普兰·黛维,开始佩戴一条红色的头巾(bandana),这条深色长发里飘扬的“血腥”红巾,也在日后成了“土匪女王”最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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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土匪女王》中的场景)

逃出村子17个月后,普兰·黛维重返贝麦村。

这天是西方的情人节,村民们正在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没人注意到一群穿着警官制服的陌生人,出现在村子尽头的亚穆纳河上。

走在这群人最前面的,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她涂着鲜红的口红和指甲,腰间挂着子弹和廓尔喀刀 (Kukri)。这群人在河岸边坐下来,静静地向湿婆(印度教的毁灭之神,难近母是他的配偶之一)祈祷。

这些土匪由两队人马组成(在对较大的村庄进行抢劫时,匪帮间常会短暂的“合伙”),一队的首领是 “穆斯塔奇姆老爹”(Baba Mustaqeem),这人是个臭名昭著的穆斯林匪徒,他们这次来到贝麦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趁着婚礼抢劫财物;另一队就是普兰和她的手下,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为普兰和她的爱人维克拉姆复仇。

祈祷结束后,在经验丰富的穆斯塔奇姆老爹的部署之下,土匪们分成了两队,一队人马将村子团团围住,确保不让任何人逃走,另一队在普兰的带领下,就像一位幸存者描述的那样,“仿佛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村庄”。

土匪们挨家挨户进行扫荡,妇女们慌忙摘下自己的金耳环、鼻环和手镯,男人们则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不过这仍然不能令这位女匪首满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警方、媒体和村中幸存者的叙述差异很大,不过最通行的一个版本是,普兰认出了两个男性塔库尔村民,他们是之前侵犯她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接着普兰的手下对村中进行了彻底搜查,所有的男性(约30人)都被驱赶到中央广场的饮水亭前,可是他们却没有发现拉姆兄弟的身影。

普兰让这些人交代拉姆兄弟(以及其他轮奸者)的去向,还用扩音器向全村喊话,不过她得到的回答,只有“我不知道”这句声调颤抖的话。在连续询问了三遍以后,普兰失去了耐心,她命令手下,朝这些排成一列的塔库尔男人开火。

普兰的手下一共打死了22个人(还有一种说法是20人,应当是没有把最开始那两个轮奸者算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参与拉姆兄弟对普兰的绑架和轮奸。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土匪撤离之后,由他们女性亲眷驾驶着牛车,前往14km外的汽车站,再从那里被送往医院。

对这天发生的事情,贝麦村中的幸存者,有着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普兰·黛维并不是为自己和死去的爱人复仇,这是她被逮捕之后编造出来的谎言;另有一位幸存者声称,普兰之所以来到村中,并不是为了寻找拉姆兄弟,而是因为怀疑村中有人向警方告密(这个理论其实立不住脚,因为在贝麦村屠杀以前,普兰一伙默默无闻,也没有悬赏金)。不过,对普兰曾在村中被轮奸和裸体游街这件事,所有人都避而不提。

然而无论普兰的理由是什么,贝麦村的枪声和满地的鲜血,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甚至不允许低种姓刽子手对高种姓罪犯行刑的国家里,一个低种姓的女人,命令她的低种姓手下,枪杀了22名高种姓男人,这一点空前绝后,闻所未闻。因为这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所以媒体也称其为“情人节大屠杀”。这天之后,贝麦村这个无人知晓的小村庄,成了所有报纸的头条。

“土匪女王”

“情人节大屠杀”令印度举国震惊,在此之前,从未有人以这种极端而激烈的方式,挑战高种姓的权力和统治地位。当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辛格(V.P Singh)因此引咎辞职(辛格之前曾在北方邦积极“剿匪”,还声称剿匪活动成效显著,贝麦村发生的事情,让他实在有点脸疼)。

不过讽刺的是,辛格引咎辞职的举动,为他赢得了“清廉先生”的全国性美誉。在辞职后不久,他就被推举为联邦院(印度国会上院)议员,以后仕途也相当顺利,并在1989年当选为印度第七任总理,当然这都是后话。

(当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的辛格)

贝麦村大屠杀之后,警方为普兰·黛维标出了10,400美元的高额悬赏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000美元左右,而此前的最高记录,是70年代的著名大盗Mohar Singh的26,500 美元),并对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搜捕,然而一无所获。警方宣称,他们之所以找不到普兰·黛维,是因为她被这个地区的下层百姓保护了起来,所以行踪隐秘。

与此同时,普兰·黛维的故事,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她被刻画成一个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一个为弱者们代言、无畏强权的女英雄。虽然印度官方极力否认这样的说法,声称普兰·黛维只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残忍土匪,然而民间对她的崇拜却越来越疯狂,北方邦的商店里,甚至开始出售打扮成难近母女神的“普兰·黛维玩偶”和画像,人们称她为“美女强盗”和“花神”,以及——“土匪女王”。

不过,虽然警方没能抓获普兰·黛维,在这两年间,普兰的手下也死伤大半,他们中一些死于警察之手,一些则在与其他敌对匪帮的火并中丧生,普兰本身也伤病缠身。于是1983年2月,普兰决定接受英迪拉·甘地政府的提议,向当局投降。不过,普兰声称自己不信任北方邦警方,所以她只会向中央邦警察投降。她还坚持,自己只会向圣雄甘地和难近母女神缴械(而不是警方),另外她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不得判处她或者她的手下死刑;

2、如果警方审判她的手下,刑期不得超过8年;

3、将一块共有土地划归在她父亲名下,她的弟弟年满14岁以后,要分配在政府部门工作;

4、她的所有家人,都应在警察护送下,来参加她的投降仪式。

英迪拉·甘地政府满足了这些条件。(不过,根据《outlookindia》在2020年的报道,在普兰的父亲和普兰本人去世之后,那位堂兄马亚丁,又把这块土地也占为己有,还声称这块土地是普兰的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于是2月12日这天夜里,中央邦宾得地区(Bhind District)的警察局长拉金德拉·恰徒威迪(Rajendra Chaturvedi),独自前往昌巴尔谷——普兰·黛维与他约定的见面地点,就在这些连绵起伏的丘壑之中。

恰徒威迪局长是个富态的中年人,他中等身材,穿着警服,在普兰的强烈坚持下,他没有佩戴任何武器。

普兰带着他进入一条幽深的峡谷,峡谷很窄,只容得下一人通过,这条峡谷大约有6英里长,中央邦的首席部长阿琼·辛格 (Arjun Singh)、另外300名警察、为数众多的媒体人士、女权和人权团体、以及大约10000名围观群众,聚集在峡谷的另一个出口,翘首等待这位传说中的土匪女王。

峡谷的出口外,已经用木桩搭好了一个7米的高台,上面装饰着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布料,广播里低声播放着印地语的电影音乐。2月的山间夜里,依旧寒气逼人,不过所有人都仿佛毫不在意,他们交换着关于普兰·黛维的种种传说奇谈,然而却从没有人真正见过这位土匪女王,甚至连警方,都没有拍到过她的照片——直到第二天的清晨。

2月13日清晨,普兰·黛维走出峡谷,走在她身边的是曼·辛格,之后是普兰的家人和其他24名土匪(普兰的手下只有10人,还有另外一帮土匪,也决定趁此机会“搭伙”投降)。普兰·黛维穿着一件崭新的卡其色警服,外面披着一条鲜红的大披肩,她的头上,系着标志性的红色头巾,肩头挂着IOF .315式运动步枪,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尊小小的银色难近母雕像,她看了一眼聚集的人群,嘴角闪过一抹挑衅的微笑,摘下披肩,一步一步走上高台。

(她的自传《印度女土匪王》的封面,就用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登上高台之后,普兰·黛维分别向圣雄甘地和难近母女神像鞠躬,接着缓缓跪下来,轻轻碰了一下中央邦的首席部长阿琼·辛格(他掩饰不住满脸的喜色)的脚。接着她犹豫了片刻,将手中的来福枪,高高举过头顶。

最后,她双手合十(印度传统的问候手势,又叫那摩斯戴),端庄地垂下眼帘。在场的10000多名观众开始大声地欢呼和尖叫,闪光灯此起彼伏,广播里的印地语音乐,瞬间震耳欲聋,高台上的数十位“贵宾”,也激动得互相握手。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土匪女王”,其实只是一个年仅20岁、身材瘦小的小姑娘。

《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的驻印度记者玛丽·威弗 (Mary Weaver)在那天写道:

“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觉得传奇已然谢幕,而实际上,他们都意识到,新的传说正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