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一个人，刚刚过完30岁生日，没几年，突然庆祝60大寿的吗？
话说在1993年，曾经办过70大寿的武汉大学，突然跳过80、90周年庆，隆重举办了建校100周年庆典，一夜之间成为了“百年老店”，这是怎么回事呢？
更奇怪的是，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天津大学，却因此大光其火，专门上书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质疑和异议，这又是闹哪套呢？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规划设立了6所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是：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到了1920年代，国内兴起一股高师院校改制为综合性大学的风潮，上面的6所高等师范学校，或合并、或升格、或改制，渊源流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今天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
这其中，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1924年正式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当年9月就二次改名，成为国立武昌大学，直到1928年，又辗转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
这一路走来，并非转制或重组，而是直系传承的关系，所以虽然“武汉大学”这个名号是1928年才有的，但校史，却可以一直追溯到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师。
因此，1983年武汉大学毫无争议地举办了70周年校庆，而在1992年之前，也是毫无争议地以1913年作为校史起点的渊源。
但就是在1992年，风云突变，武大方面突然发掘了新的历史渊源，将校史大跨度追到了1893年。
话说1893年11月29日，洋务派领袖、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在辖区内建立新式学堂，光绪帝随即准奏。这些拿到“批文”的新式学堂，就包括后来开办在武昌的“自强学堂”，它也许不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但却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建并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张之洞
自强学堂最初的校址在武昌三佛阁大朝街，也就是今天武汉31中校园内，到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校址迁到了武汉东厂口。但世事维艰，因为资金问题，1911年方言学堂停办，师生四散而去。
再说回1913年，国府教育部不是要筹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吗？时任湖北都督黎元洪给新校选址，看到原方言学堂所在的东厂口，北靠蛇山、南有长湖，环境优雅风景宜人，是个读书修习的好去处，于是就把高师校址定在这里。原方言学堂还有一部分图书设备和闲散师资，也就一并延用了。
如今武汉大学寻根溯源，追溯到1893年11月29日，也就是光绪皇帝准奏张之洞成立自强学堂的日子，定为了自己的校庆日。
那么，这样算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武大单方面说了也不算，便把自己准备在1993年改办“百年校庆”的事，提前上报给了当时的国家教委。这在那个年代可是新鲜事，教委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审批大学校史和校庆之类的事宜，于是回复武大方面，对于此次改修校史的问题不做审批，请学校方面自己组织专家，论证一下。
这么一来，其实结果也就算内定了——谁还能辛苦张罗一场，自己把自己给否了呢？
不过，这个强扭的瓜在高校圈争议很大，是一定的了，都是文化人，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也是门清。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学界的泰斗、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也受邀参加了论证，因为顾及主家的面子，虽然有异议，说得却很委婉：
只要在第一手资料或武昌高师15年间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你品，你仔细品——
“只要……有，便……成立”，那么反过来说，要是没有第一手资料呢？
那这个事，就不成立吧？
至于武大方面出具的材料，是不是令人信服？
那就不好明说了。
挑开面皮，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天津大学。
道理也很简单，这个事动了天大的奶酪。
在此之前，天津大学一直将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1895年，定为校史渊源，至今，“北洋（中英文）”、“1895”，也还标在天津大学的校徽上。
照此说来，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原本当在高教圈里独占鳌头、名见经传，不料武汉大学临时改家谱，冲到了1893，领先两个身位，把天大的桂冠摘走了。
为此，天津大学第一时间上书国家教委，提出：
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
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
无奈木已成舟，岁数已经加上去了，就算旁观者“无法接受”，但当局者，总不能再减回来吧？
武汉大学倒也略显“谦让”，外宣没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而是这样表述——全国著名大学中第一所举办百年校庆的高校——逻辑甚是严密，外人还真挑不出毛病来。
反倒是武汉大学自己人里，有一些直言不讳者，例如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化学家刘道玉先生就表示，把武大建校时间追溯到1893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满足了某些人争当中国大学第一把交椅的虚荣心而已。
刘道玉先生
也不知金刚怒目的天津大学方面，闻听此言，心中作何感想？
那么这个事就又绕回来了，武大改校史的小动作，假如抛开功利因素，纯从学术上讲，到底该不该判定？
二十年前，也就是本世纪初，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专门组织过相关专家，就高校校史认定原则和标准的课题，进行了立项研究。
历史学家、高等教育专家刘海峰教授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几条重要的原则，比如说：
考察关键因素原则——
教师、学生、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判断两所学校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应该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办学层次这四个关键因素的承接关系。
那么这些因素又怎么判定呢？
这又牵扯一个整体继承原则。
比如说“教师”和“学生”这两个因素吧，刘海峰教授在研究报告里是这样解释的——
原高等学校的系科和人员……达到新设高校师生一半以上，也就是占新建高校人员的多数的，应该可以追溯原高等学校的建校时间。
若只是少量系科从另一高校迁转过来，就很难认同将另一学校的创办时间作为这一学校的建校时间。
当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也就是这个学校，在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有继承关系，愿不愿意追溯这段历史？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如果深挖的话，其实校史可以一直上溯到1924年创建、号称“东方哥伦比亚”的大夏大学，但到目前为止，校方仍然以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命名组建的1951年，作为校史渊源和校庆起点。
至于关键因素以外的指标，例如校址、校舍、校名等等，其实都是次要因素。
论校名，比如现在的安徽大学，其实是原来的合肥大学，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反而和民国时期的国立安徽大学渊源更深厚。
论校址，比如刘家住了几十代的祖屋，某天卖给张家，张家住进去，家具和装修都照旧，但肯定也不能拜刘家的祖先。
从这些因素上看，单凭武昌高师占了方言学堂（原自强学堂）的校舍，沿用了学堂的一部分图书资料和师资，就承认一段校史继承关系，显然不能服众。
对此，刘海峰在论文中有一句评论——
1993年个别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往前延伸举行百年校庆
这里的“个别大学”，到底指的是谁？
这段校史，又是不是真的“牵强附会”呢？
那么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