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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219
领袖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和恐怖袭击
作者：崔承焕（Seung Whan Choi）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政治学系教授。
摘要：民族主义是否助长了相关群体的恐怖暴力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探索的研究问题。本研究提供了理论论证、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当总统和总理等政治领袖利用民族主义来强化统治合法性时，他们便对“不受欢迎的民族”造成了威胁。反过来，这些“不受欢迎的民族”更有可能以恐怖袭击作为回应。作者使用来自1970年至2009年63个国家和地区的766个民族的样本来检验这一论点。多层次混合效应负二项式回归提供的证据表明领袖民族主义是民族恐怖主义的重要驱动因素。在使用广义矩量法来解释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领袖民族主义对民族恐怖主义的推动作用仍然不变。对僧伽罗民族主义领袖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研究也支持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要词：领袖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恐怖主义暴力；经验分析
文源：Choi, S. (2021). Leader Nationalism, Ethnic Identity, and Terrorist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7. doi:10.1017/S0007123421000144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17期，总第117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宋越，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审校：张涤非，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再审：吴萱，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山东大学英语与国际政治双学位班；
终审：杨博，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副主编，现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主编，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 引言
爱国主义是指对自己民族的爱是第一位的；民族主义是指对自己民族以外的人的恨是第一位的（戴高乐语）。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显著增加。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1970年有1,523起袭击事件；2016年则超过13,000起。具体的例子包括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袭击；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人对土耳其人的袭击；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对僧伽罗人的袭击，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袭击；车臣人对俄罗斯人的袭击；以及“巴斯克家园与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ETA））对西班牙的袭击等。GTD显示，在2016年的五个最臭名昭著的恐怖袭击中，有四个是以民族的名义进行，例如伊拉克逊尼派、泰米尔猛虎组织或车臣人发动的袭击。这些袭击共造成约7283名平民死亡（Polo，2020）。该统计数据与恐怖主义分析家普鲁辛斯基（Pluchinsky，2015，33)的评估相一致：“是民族问题继续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多数武装冲突。鉴于袭击的高频率及其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了解刺激民族团体诉诸于恐怖主义的原因很重要。”
以前的研究认为民族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原因（见Asal and Rethemeyer 2008; Jeffrelot 2010; Mincheva and Gurr 2013; Sullivan 1988; Wayland 2004）。这些研究探讨了民族认同作为恐怖组织的一个突出特征的影响。阿萨尔和瑞塞姆伊尔（Asal and Rethemeyer，2008）断言，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恐怖组织有可能参与更多的致命袭击。虽然这些研究很有见地，也很有参考价值，但忽视了民族认同——为现任政府高层领导的政治利益服务的诉求。一些领导人以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宣传自己的民族，因此有可能激起民族恐怖主义，而其他领导人则有可能与其他民族处于和平。本研究在四个方面与以前的研究不同。首先，它提醒人们注意，政治领导人民族主义倾向才是真正的民族恐怖主义导火索，而并非大众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之前的研究很少讨论民族主义领导人在挑起民族恐怖主义中的作用，而大众媒体则纠结于群众（或群众领袖）。但事实上，虽然群众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的兴起，但他们不太可能是民族恐怖主义的根源。本文关注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大众民族主义的观察数据。
其次，本文研究了由国家（而不是民族团体）领导人煽动的民族主义。以前的研究将民族主义概念化为由追求集体利益和维护社区身份的民族领导人组织的独立运动的一部分（Boylan 2016; Wilkinson 2011）。而本文将概念化的重点从不受欢迎的民族领导人转向那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支持其合法性的主导民族领导人（例如，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具体而言，当国家领导人宣扬他们的国家里有一些人在民族上比高层领导所支持的群体低下，因此应该被区别对待时，这些不受欢迎的群体便开始担忧自身的生存，并转向暴力袭击的方式。
第三，样本数据包括了各国和各年份所有可获得的民族体，本文研究了领袖民族主义对民族恐怖主义的影响，而不并考虑政权类型。
第四，由于以前的研究大多在定性上很丰富，但在定量上却很匮乏，因此本文从定量上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武装叛乱很少凭空发生。尤其要注意，民族恐怖主义几乎不会仅仅因为同一国家内存在多个民族而爆发。多民族仅仅是民族恐怖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当政治领袖使用“我们”相对“他们”这样的话语来合法化权力时，民族恐怖主义就很有可能发生了。政治领袖们将自己所在民族置于国家的关键参与者，而将其他民族排外。这种合法化策略将使得该国的其他民族感到压抑与不满。作为对政治领袖反对多元主义的回应，不受欢迎的民族会通过组织对统治民族和现任政府发起恐怖袭击以寻求正义，比如通过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或者会通过追求自决或建立独立国家的形式来保护其民族身份的完整性。（Brancati 2006; Byman 1998）。
在这项研究中，本文分析了1970年至2009年期间163个国家的766个民族体的样本。本文对该样本进行了多层次混合效应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袖民族主义是民族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当本文使用广义矩量（GMM）模型来考虑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时，领袖民族主义对民族恐怖主力的推动作用仍是如此。对僧伽罗民族主义领导人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研究也支持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分五个部分进行。下一节阐述了领袖民族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的概念联系；随后的下一节介绍了统计模型的建立、操作化和数据来源方面的研究设计；随后是对实证结果的讨论。再下一节介绍了僧伽罗民族主义领导人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研究。最后一节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讨论了政策含义。
二、民族恐怖主义的兴起
在民族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很少会出现两种社会身份的碰撞，如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很难滋生民族恐怖主义。然而在多民族社会，公民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例如，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当局便高度怀疑在美日本人的忠诚度。由于民族身份带有巨大的情感意义，这可能会挑战一些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度，在最坏的情况下，某些民族身份甚至会成为国家的安全威胁。然而多民族身份并不是激起恐怖暴力的充分条件，族裔身份的火药桶还需要火花来点燃。当国家领导人采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权合法化的工具时，他们便恐吓了不受欢迎的民族。作为回应，这些群体可能利用恐怖袭击来生存。
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统治者合法化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因为它使领袖具有固有的可信度（Kailitz 2013）。但领导人通过民族主义主张自己的合法性，为边缘民族创造了不利的政治环境。不受欢迎的民族可能会感到被孤立、分离和脱离社会，从而减少对自己国民身份的定义，而更多地从民族身份的角度来定义自己。而由此产生的主导群体和被排斥群体之间产生的民族紧张关系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出现，当民族主义抬头时，不受欢迎的民族便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手段。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上台是将被剥夺权利感与恐怖主义行为联系起来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其他民族的非人化，国家领导人将自己的群体描绘成优越民族，并鼓励自己的民族将其愤怒转移到其他民族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民族主义领导人颂扬自己群体的优越性，并歧视和迫害不受欢迎的民族，后者的成员就会对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治产生道德优越感。被剥夺权利和被疏远的人便可能会诉诸于恐怖主义来保护他们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导致对外部团体的恐惧增加。国家领导人可能在就业、社会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方面公开歧视不受欢迎的族裔群体(Boylan 2016）。国家领导人也可能对不受欢迎的民族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以达到示威效果，比如会采取警察镇压、灭绝、流放、敲诈、法外处决、酷刑、侵犯人权等手段，甚至对不受欢迎的民族进行民族灭绝。不受欢迎的民族的挫败感很可能会转化为恐怖主义。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当政治领导人使用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合法化策略时，不受欢迎的族裔群体更有可能参与恐怖暴力活动。
三、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了1970年至2009年163个国家的766个民族的样本。本文用相关民族每年进行的恐怖袭击的总数来体现民族恐怖主义这一因变量。在抽样调查的766个民族中，约有18%有一些恐怖主义的记录，大约三分之二的恐怖袭击是由受到政治排斥的民族实施的，大约三分之一被歧视的群体和实施过恐怖袭击的组织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由于领导人民族主义缺乏定量数据，所以本文通过2019 年民主变量项目 (V-Dem) 构建领导人民族主义变量，V-Dem项目通过两个专家调查问题建构该变量，作者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个问题：“现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提倡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模式？”本文将专家答复转化为连续衡量标准，使用贝叶斯因素分析模型的点估计值，该值在不同国家和年份从0（最低的民族主义）到1（最高的民族主义）波动。
为了避免获得虚假的统计结果，本文将五组混合变量涵盖其中，这五组变量通常与恐怖事件有某种关系：政治、安全、经济、宗教和群体环境。
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捕捉政治环境：民主和政治排斥。民主制度提供非暴力的解决方式，所以出现民族恐怖主义的概率很低，然而民主制度也为恐怖组织提供可以利用的机会，比如恐怖群体可以利用民主国家自由的优势，组织和开展联合行动去宣传他们的政治议程。而当某一民族的成员被禁止进入政府时，就会出现政治排斥现象（Cederman, Wimmer and Min 2010; Wimmer, Cederman and Min 2009）。因此，政治排斥可能是民族恐怖主义的一个原因（Boylan 2016；Choi and Piazza 2016）。为了控制政治排斥的影响，本文根据民族体的政治地位创建了五个虚拟变量：包容性(inclusive)、区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无权(powerless)、受歧视（discriminated）和分离主义（separatist）。当政府的行政部门包括政治上相关的族裔群体时，本文将该政府归类为包容性政府；当一个民族的精英成员没有中央权力，但在国家以下一级有一些影响（例如苏联统治下的格鲁吉亚人），本文将其归类为区域自治。当群体成员受到积极的、故意的和有针对性的歧视，目的是将他们排除在国家和地区权力之外（例如，民权运动前的非裔美国人），本文将其归类为受歧视；当一个民族的代表所控制的地方政府已经宣布其领土独立于中央政府，本文将其归类为分离主义。
本文从政治不稳定和内战两个方面将国家的安全环境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本文从Banks(2010)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档案中获得了政治不稳定的变量， 将暗杀、大罢工、游击战、政府危机、肃反、暴乱等冲突加权成指数。本文将内战定义为政府与一个或多个反对派团体之间的争执，并在一年内导致至少25人战死。数据来自乌普萨拉（Uppsala）和PRIO武装冲突数据集。
本文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衡量它的经济环境。本文从格里蒂兹（Gleditsch，2002）的相关论文中得到了该变量的数据，用人均 GDP 来衡量，并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
以前的研究发现，穆斯林人口较多是导致恐怖袭击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用观察到的国家该年内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体现宗教环境。
本文通过群体规模和恐怖分子竞价（terrorist outbidding）集团规模两种方式捕捉群体环境，以集团成员控制的职位的数量和重要性来衡量。
下图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 实证结果
由表2可知，民族主义的基本假设得到成立：当不受欢迎的民族感受到自身面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治威胁时，更有可能参加恐怖暴力活动。五个环境因素也得到了某种支持。唯一费解之处在于经济发展会导致受压迫民族更频繁的恐怖活动。本文推测，发达经济体面对恐怖主义的脆弱性可能是因为快速增长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缺乏向上的职业流动，因此被吸引到恐怖组织中来。
由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意义上的发现，所以应该展示变量的边际效应以便进行经验验证（Greene 2003）。本文在下图中绘制了所有预测因子的平均边际效应，其表示当12个预测因素中的每一个增加一个单位时，预测计数的平均变化。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对模型变化的敏感度，作者进行了四次稳健性实验，分别是：(1)使用精简后模型，(2)加入滞后的因变量，(3)政府对民族主义的替代性衡量，以及(4)纳入地区参数。下图为回归结果。
就上图而言，虽然恐怖袭击可能会动态地增加或减少，但历史上的恐怖主义确实是当代恐怖活动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
五、 案例研究：僧伽罗民族主义领导人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斗争
斯里兰卡是一个印度洋岛国，主要由三个民族体组成，分别是僧伽罗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斯里兰卡摩尔人。其中僧伽罗人是人口最多的民族，占总人口的75%，他们集中在该岛人口密集的西南部和中部地区。泰米尔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1%。他们主要居住在北部和东部，斯里兰卡摩尔人是阿拉伯商人的后代。他们在斯里兰卡定居并与当地妇女结婚，占人口的9%。纵观历史，僧伽罗领导人通过损害其他民族，尤其是泰米尔人的利益来提升本民族利益，以合法化自身的政治权威。当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olomon Bandaranaike）于1956年成为总理时，民族主义变得非常严重。1956年，他提出了《纯僧伽罗语法》，宣布僧伽罗语是政府的唯一官方语言（Brown and Ganguly2003；Schmid和Schroeder 2001），他开始歧视、折磨和杀害泰米尔人，而在公共和民事部门的就业和工作中却偏向于他自己的族裔群体。历届总理都没有偏离民族主义政治，歧视、镇压和杀害泰米尔人的行为愈演愈烈。
作为回应，泰米尔人于1976年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并对僧伽罗人控制的中央政府发起了无情的攻击。僧伽罗领导人加强了对泰米尔人的歧视，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泰米尔人使用暴力，包括对泰米尔人的大屠杀（anti-Tamil pogroms）。猛虎组织进行了反击，并试图在该国的北部和东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在2009年，斯里兰卡军队击败了猛虎组织。1983年—2009年，有超过80000人死于武装冲突中。
总而言之，该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一致：领导人民族主义催生了民族恐怖主义。当僧伽罗民族主义领导人压制泰米尔人的民族身份时，泰米尔人的反应是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猛虎组织，并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以保护他们的民族身份。
六、总结
鉴于民族恐怖主义的频繁发生和严重的安全风险，探讨其决定性因素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以前很少有研究探讨导致少数民族诉诸于恐怖主义暴力的条件。重要的是，文献长期以来忽视盖尔纳（Gellner，1983，1)的民族主义定义和韦伯的国家理想状态的联系。在盖尔纳的定义中，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原则，认为政治和国家单位应该是一致的”，韦伯的理想国家状态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Gerth and Mills 1946, 78)。一旦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成功地使政治与其民族保持一致，该民族就抓住了合法暴力的垄断地位，使恐怖主义形式的非法暴力成为被统治民族的唯一工具。简单地说，这种联系表明领导人民族主义是民族恐怖主义爆发的一个促成因素，而这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关于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发展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跨国家和跨年份的民族主义数据。
鉴于民族恐怖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政治暴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更系统的经验性审查是必要的。实证分析还表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民族恐怖主义，因为它对那些依靠“我们”与“他们”的民族认同叙事的精英所领导的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安全挑战。然而，由于很少有文献专门研究民族恐怖主义的决定性因素，而民族恐怖主义 “往往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有很大的不同”（Byman 1998, 165），所以研究者们很难确定适当的政策建议。
未来的研究应该调查公民民族主义（civil nationalism）和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对恐怖主义暴力的不同影响。研究人员假设公民民族主义具有良性影响，而将种族民族主义理解为恶意的。由于现有的民族主义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分为两种类型，本研究将调查留给未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还应该试图区分领袖民族主义和由领袖激发的、以民族为动机的暴民暴力。本研究称，领袖民族主义是民族恐怖主义的一个诱因，而不是唯一的诱因。另一种可能性是政治领导人可能不得不要在群体决定诉诸恐怖主义之前，激发人们对不受欢迎的民族采取自发行动。由于对公民民族主义的观察数据不足（Hobsbawm 1992, 11），本研究也将这一调查留给未来的研究。
译者评述
由于民族恐怖主义经常发生并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挑战，探讨其决定性因素是必要的。然而之前很少有研讨探讨是什么导致少数民族诉诸恐怖袭击。重要的是,文献长期以来忽视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和韦伯的国家理想状态的联系。在盖尔纳的定义中，民族主义 “主要是一个政治原则,认为政治和国家单位应该是一致的”，韦伯的理想国家状态是“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基于上述情况和定量的匮乏，作者将解释民族恐怖主义的关注点放在“领袖民族主义”上，并从“领袖民族主义刺激了民族恐怖主义的假设展开，随后阐述了领袖民族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的概念联系，并从定性的角度解释了两者的正相关；其后介绍了统计模型的建立、操作化和数据来源方面的研究设计；再下一节是对实证结果的讨论，并用4个稳健性假设证实了领袖民族主义和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的正相关，再然后介绍了僧伽罗民族主义领导人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研究。最后一节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并讨论了政策含义。
总而言之，本文是一片非常优秀的实证论文，通过四个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但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一些费解之处：比如作者对经济环境和恐怖主义正相关的解释，对于发达国家的可能解释是移民就业、教育等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应是不同民族的收入差距过大，将人均GDP指标替换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会有更高的拟合度；此外，作者将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宗教环境的衡量指标有值得商榷之处。
问题互动
问题1、比较大众民族主义和领袖民族主义，哪种民族主义更助长了民族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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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安妮-玛丽·斯劳特
译者：唐岚 牛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定价：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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