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退役空军大校
【导读】连日来，欧美裂隙持续发酵：先是法美澳突现矛盾，其后英媒传出消息，声称法国有可能将联合国安理会席位让给欧盟，以换取欧盟对组建欧盟军队计划的支持。此后，法国迅速辟谣，称不会放弃席位。实际上，自本月中旬英美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伙伴关系（AUKUS）以及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签署的潜艇合同开始，法美冲突已趋白热化，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以“退出北约”来敲山震虎。
这一突发性国际事件令人惊诧，也引人深思。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6月刊(第3期)，当时作者指出，疫情的暴发，将加剧美式全球秩序解体的危险。其一，美国国力和国家形象断崖式下降是美式全球体系走向瓦解的催化剂。其二，美式全球体系的瓦解与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将是疫后世界格局的“一体两面”，它充分体现出美国霸主“衰落期综合征”的困境。在此“综合征”发作期间，从欧美内部到世界层面都将出现持续冲突动荡。第三，世界将形成洲域共同体，在经济上，表现为以核心国家为主的“合作共同体”，短产业链可能取代长产业链，脱钩与挂新钩同时发生；在政治上，“合作共同体”将不再是中心支配边缘的等级结构，而是相对平等的网状结构，世界将走向多样化的全球化时代，即5.0版的“为多数人的全球化”。法美冲突，正是迈向多样化全球化时代所必经的动荡阶段的一个剪影，其未来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内容有删节，原题为《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全球化》，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位参考。
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全球化
▍“战疫”反思将激发新启蒙运动
COIVD-19疫情的暴发，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新冠病毒带来的冲击。
作为人与病毒间的全球战争，这场瘟疫并未完全过去。然而，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对各国抗疫经验教训的总结与检讨却已经开始。最初的关注，集中在为什么有的国家抗疫取得胜利，而许多国家却失败了。
胜疫国有胜利的原因。首先是反应迅速。在疫情突发初期，只有迅速反应，才能在与指数级传播的竞赛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才有可能把疫情压制在局部。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全国全社会的力量投入与病毒斗争。最关键的是充分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抗疫。数万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逆行疫区；数十万工人加班生产、运送抗疫物资；千百万公务员、社区人员、志愿者含辛茹苦默默奉献；亿万民众响应号召居家隔离。正是全民投入抗击疫情的行动，最大程度上保护国家的主体——人民，保住了国家财富的生产者和国家市场的消费者，因而容易恢复经济，社会生活也会很快走向常轨。
败疫国自有败给疫情的教训。总结起来，无非是开始重视不够，政府分心于经济和日常事务，政客关心股市、民调，民众关切自身自由；疫情暴发后，又手足无措应对失误，或打算采取“群体免疫”，或纠结于是否采取隔离措施，忽略疫情控制，忽略医护人员保护，忽略医疗防护物资的采集。结果是无法有效阻止疫情全面暴发。人民受到疫情荼毒，遭受严重的生命损失，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也会遭受重大打击，可能成为在人类与病毒战争中的失败国家。
未来世界的发展机遇，会更垂青于战胜疫情的“胜疫国”，而“败疫国”则可能落入“群体免疫陷阱”中苦苦挣扎，其复苏之路必然曲折而艰辛。大疫之后，人们的思考会超越一时的胜败，去进一步探索人与病毒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人类该如何去因应必然反复发生的全球瘟疫？
只要对比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国家抗击疫情行动的背后运行着两套不同的政治原则：一种是民本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原则。根据不同的原则，构建起具有不同政治文明传统的国家，也会据此应对国家所遇到的危机。按照资本原则，面对疫情要先权衡抗疫的成本与收益，要关切抗疫行动对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冲击，要应付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派争端，要考虑选票的得失，要迎合个人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抵触，要制造对手、攻击对手，要唤起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以动员国内社会，要提高收视率、影响民调，也包括推卸责任、发起诉讼索赔等等。资本原则把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甚至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混合战争，从而破坏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合作抗疫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取败之道。遵循民本原则而战胜疫情的国家肯定会获得更多的影响力，资本原则在全球各国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罗斯福采取了新政，而新政的政治核心就是抑制资本。在危机中，偏向采取党同伐异、以邻为壑的资本原则有可能会被摒弃，而致力寻求全球合作的民本原则，会被更多国家和更多的人所接受。
人是具有反思能力的动物，在失去大量生命的疫后更容易去思考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就像佛罗伦萨的瘟疫，让薄伽丘创作出《十日谈》，开启了文艺复兴。相信这场瘟疫也会激发人们的思考：我们应保持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病毒面前人类是不是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家在全球危机中是竞争优先，还是合作优先？在瘟疫面前政府应选择人民优先还是资本优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些问题，是人们进行疫后世界重建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激发人类思想的新启蒙。
▍疫情正加快美式全球体系的解体
新冠疫情正在重创残存的美式全球体系。2017年，我曾经以《美式全球化的终结与世界体系的未来》为题撰写文章，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式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蜕变期，面临着众多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爆发，将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
对美式全球体系来说，此次疫情正是一场致命的综合性大危机，是美国国力和国家形象断崖式下降的转折点，也是加快美式全球体系走向瓦解的催化剂。
首先，美国经济元气大伤。疫情已经重创美国经济，2020年，尽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来挽救金融市场的失灵，推出了无限量的债券购买计划，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高达2.28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却难以挽回股市暴跌、金融市场紊乱、服务业停摆的局面。此外，零售销售环比、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等经济指标均大幅下滑，同时还出现了失业人口剧增的严重局面，仅用五周的时间就完全抹去了2009年11月“大衰退”过后增加的所有工作岗位。2020年，许多研究机构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做出了悲观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5.9%。高盛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就业岗位累积损失达2100万，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按年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衰退”。（编者注：据后来公开报道，美国2020年全年GDP增速录得-3.5%，为2009年以来首次录得负值，且创1946年以来新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除了严重的疫情因素以外，与美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有很大关系。美国经济高度“空心化”，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占比不到20%，而服务业则超过80%。由于服务业中有许多需要人员密集接触的活动，因而受防疫采取的封城居家等举措冲击很大；作为美国经济的核心，金融更是容易受到经济预期的影响，疫情暴发已使美国股市和金融市场成为惊弓之鸟，美联储大举救市、政府全力纾困反而强化了大难临头的预期。可以预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将不得不面对灾难性的前景。（编者注：据近期报道，2021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势头，但疫情反弹与债务危机相叠加，又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以至于美国财长耶伦警告“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逆转为衰退”）
二是国内政治矛盾加剧。美国两党斗争已经表面化、白热化，民主党及主流媒体逢特朗普必反，严重制约了美国政府的行政能力。2020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ABC等媒体连续发表长文、制作特别节目，揭露特朗普政府忽略疫情信息、判断失误、决策延宕、铸成大错的情况。有的报纸社论直言，特朗普手上沾满鲜血，美国人民应对其进行清算。在抗疫组织方面，特朗普忽视专家意见、刚愎自用、任人唯亲，缺少协调能力。联邦政府因缺少医疗物资，直接在国际市场上与各州竞价，引起了多州政府的不满。多位州长纷纷批评联邦紧急措施署未能有效协调各州救灾行动。特朗普因“开放时间”权力，也与多州政府产生矛盾。2020年4月13日，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三州达成了“西部州条约”（Western States Pact），明确西海岸“在遏制和战胜新冠疫情一事上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要互相协作，采用“共同的方针”来重启经济。同日，以纽约州为首的美国东海岸7个州也宣布合作建立“多州委员会”（Multi-State Council），共同商讨有关重新开放企业和学校的“区域协调计划”。围绕疫情的处置权，美国党派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宪政之争。2020年4月2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以审查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以及经济救助计划的执行情况。民主党主持的众议院再一次把特朗普政府推上了审判台。
三是社会进一步分裂。美国原本就存在的99:1的裂痕，在疫情中进一步扩大。据纽约市的统计，有色人种的感染人数要远高于白人。在因病死亡的人中，黑人占33.2 %；其次是拉丁裔，占28.2 %，两者占到死亡数的61%。据芝加哥市的统计，黑人占死亡率的56%，拉丁裔占18.2%，两者占死亡总数的74.2%，白人死亡率为15.8 %。在密歇根州，黑人的人口占比为12%，确诊数却占了总数的34%，死亡数更占到了40%。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黑人、拉丁裔多从事清洁工、保安、售货、快递、运输等低技能蓝领工作，收入低故买不起个人防护用品，加上人口密度大、居住环境差、基础病多等原因，当新冠暴发后，这些人因为没有储蓄、无法不工作甚至不得不承担容易感染的高危工作。特朗普政府在废除了奥巴马的“全民医保”之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看不起病。因此有人说，新冠疫情实际上是穷人的瘟疫。根据美国智库政策研究学会（IPS）的报告，美国亿万富豪财富总额在新冠疫情期间增长近10%。在美国顶尖富豪财富增长的同时，却有多达2200万美国人失业。疫情既加深了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阶级矛盾。
四是被迫从全球收缩。美国的全球收缩，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已经开始了，疫情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作为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主导者，在这个体系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理应展现领导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推动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同抗击全球疫情。而特朗普政府对疫情先是漠视，后是陷入沮丧和恐慌，为扭转国内的舆情而向中国和世卫组织“甩锅”、推卸责任，从而对全球合作抗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4月14日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务卿近日更是宣称美国准备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将永久拒绝缴纳会员费。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关键时刻，美国再次进行“退群”操作，这不仅反映出其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不负责任，也体现出了美国重回孤立主义的战略动向。
美军长期贯彻“全球力量、全球到达”的军事方针，其军事基地、军舰、军机、军人遍布全球。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美军有包括航空母舰、核潜艇在内的40多艘军舰受到感染，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发生疫情，有几千名美军官兵确诊，甚至出现了部分死亡病例，五角大楼被迫发出“停止行动”的命令。疫情暴露了美军“前沿部署”的薄弱环节——只要在全球部署，就一定会受到全球环境的广泛影响，貌似强大无比的美军也难以在不友好的环境中保持战斗力。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重要战略迹象是，美国军事力量的极限，也许并不是遇到另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其无法适应多样化的全球安全挑战。在美式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根据自由主义经济的理念，美国积极推进全球产业布局，形成了垂直分工并据此分配的产业链、价值链。疫情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对医疗卫生制成品进口的依赖，美国从中感觉到国家安全受到了的威胁。美国政府开始鼓励和支持海外企业回迁美国，试图重构产业链以扭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重构全球产业链，将使曾经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出现断裂，世界将有可能出现多个产业体系并行的前景，而这意味着维系美式全球体系的桶箍已然断裂。
▍将要来临的多样化世界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除了世卫组织在进行超越国界的努力和个别国家对他国进行了有限的援助之外，大多数国家都在各自为战。没有全球合作，却有对防疫物资的抢夺，以及国家间的相互指责甚至污名化攻击。特别是当美国决定暂停缴纳世卫组织的会员费、拒绝参与世卫组织的全球计划之际，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寿终正寝。
疫后时代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遭受疫情重创，却依然坚持“美国优先”的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全球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愿意多边合作，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受到疫情强烈打击的美国，正在努力挑起对新冠疫情责任的争端，力图向外部转嫁政治责任和经济负担。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对阻挠其转移责任、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及国际组织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在美国霸主“衰落期综合征”发作期间，世界将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经过一段时期身心失衡导致的躁动不安，美国最终会安于成为美洲的美国，同时也会力争作为北美代表，成为多样化世界上的力量中心之一。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的“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建立将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能按照产业链、价值链、国家发展水平公共卫生合作体制而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可以利用数字技术通约共同体国家之间的利益，便捷的结算贸易进行跨境支付，而不再依赖于单一国家的主权货币体系。
与以往具有明显向心结构、支配性特征的盟国体系不同，在“共同体”内部不再是中心支配边缘、边缘向中心单边输送利益的传统等级结构，而是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利益分配比较公平的网络式结构。共同体内部有更频密的交往、磋商、合作，更少强迫、支配、对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在“共同体”内部维护安全框架的稳定，并有能力为共同体提供必要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中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疫后的世界将不再是只存在单一中心的世界。许多国家通过抗疫合作，开始着手建立公共卫生共同体，设法以合作方式共同为国际交往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疫情对全球性产业链造成了重创，在疫后恢复经济活动中，产业链必然会做出相应调整，由全球分工为特征的长链，因其在危机中的脆弱性正在向更为坚韧的短链调整，脱旧钩与挂新钩将同步展开；市场也将重新布局与开发，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在广义安全方面愿意合作的国家将积极开展全面整合，多个区域内部会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政治协商、安全合作、文明包容，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将由此萌生。
作为最早出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欧盟在此次疫情的狂风骤雨中，未能给欧洲国家提供“共同的屋顶”。对此，欧盟领导层已经开始反思和积极补救。相信在疫后复工复商的过程中，欧盟国家会加强协调与合作，以减少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加快让社会生活恢复常态。可以预计，欧洲在未来的世界依然会是一支重要力量，是多样化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东亚国家在抗击此次疫情中表现突出，中韩等国在疫情暴发后，迅速动员国家力量，把疫情控制在了局地，避免疫情向全国扩散。日本、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都反应及时，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抗疫方式，防止了疫情的恶化与蔓延。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盟与中日韩坚持合作，展现了区域团结。通过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合作，推进地区防控机制化。同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保持社会和经济秩序，稳定市场信心。2020年一季度，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逆势上扬达1406亿美元。相信战胜疫情后，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将进一步深化。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区域内部经济活动将持续增加，会大大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毫无疑义，以中国为核心的泛亚共同体板块，将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多个中心之一。
疫情之后，旧世界不复存在，而新世界尚未诞生。新旧交替时节，最难将歇。此次变化与以往的不同，在于它发生了某些前提性的变化。以往全球体系建立的前提，不论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权力中心，还是保持汇率总体稳定的货币体系，抑或可以产生规模效应的实物生产等这些承载全球化大厦地基的前提，正在发生变化。这是目前如“负利率”“负油价”频繁的股市熔断、飙升的失业率等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未来世界的重构，需要从确立新的前提开始。
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并非只有顺或逆、高潮或低潮的方向运动。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更像是生命的演化。方向的变换并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多样性全球体系对单中心全球体系的替代，是全球化进程的迭代发展和革命性变化。
也许，在疫后诞生的多样性世界上，所运行的就是5.0版的“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而它的第一行代码，便是“提供普惠的公共卫生服务”。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原标题为“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全球化”。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