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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牛人全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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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历史 2021-09-23 13:29

当22岁的宋神宗赵顼与49岁的王安石经过一番深谈之后,他们共同开启了大宋的变革时代。

这是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开始颁行新法。尽管此后围绕新法的施行演变成朝堂上的派系乱斗,但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年起,直至北宋亡国的将近60年间,所有的朝廷政治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及此。

风起于青萍之末,在此两年前,我们已经从王安石的一阕词中,听到了大时代变动的先声。

当时,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为江宁(今南京)知府。在江宁任上,王安石登上金陵故都,凭高吊古,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词风雄浑苍凉。王安石表面是在感慨六朝兴亡的历史,实际上却不忘眼前危机重重的现实。他最担忧的,是大宋的未来。

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周汝昌评价,王安石“只此一词,已足千古”。

一流的政治家一出手,就在高手如云的两宋词坛站稳了脚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大变革时代伴随着这阕宋词的沉郁叹息,渐渐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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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朝堂,激流暗涌,图源/电视剧截图。

01

20岁的宋神宗刚登基,就被认为具有“中兴英主”的资质。与他的敏锐精干形成反差的是,他接手的帝国在“仁宗盛治”的美誉之下,已经陷入了财政困局。

宋神宗即位没几天,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家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了。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的现实危机中,大宋正在无可挽回地堕入衰世。

变革,于是成了落在宋神宗肩上的历史使命。他别无选择,无法像他的父、祖辈一样,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守成之君。

这名年轻的皇帝找来了曾参与发动“庆历新政”的三朝老臣富弼,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却告诉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当年的改革者老了,热血变凉,不愿再提往事。

然而,当年轻的皇帝在寻找热血的辅臣之时,一个天生的改革者也在寻找支持他的明君。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宋朝的第一次政治变革。由于权贵的阻挠与反扑,变革者很快被排挤出朝廷,仅仅一年多后,庆历新政宣布失败。但这场昙花一现的变革,却点燃了年轻的进士王安石胸中理想主义的火焰。此后,这团火未曾在他心中熄灭。

他给宋仁宗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但石沉大海。

他只能在地方实践变法的理念,蛰伏、磨砺和等待。为此,他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请求调到地方为官。

这样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才,终于等到了一个有魄力收拾旧山河的皇帝。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方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好。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体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坊场法、将兵法,以及设军器监、扩大茶盐专卖、改革科举制度等十多项措施。这些措施如疾风骤雨般推行下去,震动了整个社会。

首先在朝堂内部就产生了急剧的分立。

基于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理念考量,士大夫阶层分裂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党旧党,或变法派与保守派。北宋出牛人,但牛人全毁于党争。这是历史上最遗憾的事之一。

▲王安石画像。

02

王安石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作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15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

表面是半退休的状态,实际上,他也在蛰伏、磨砺和等待。

司马光早年跟王安石一样,也是朝廷上的刺头,爱上奏折请求变法,且不时流露出不惧皇权的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他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源于二人变法理念的差异。简单而言,司马光要民富,王安石要国强;司马光要节流,王安石要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

但政治的对立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们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经常聚在一起玩。眼下,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说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王安石也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说,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政见分歧让二人在政治上越离越远。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他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写词。或许在这个时期,他才有可能写出《阮郎归》这样的词作: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司马光《阮郎归》

司马光以名臣和史家的双重身份扬名,诗词歌赋并不在他的成名范围之内。现存司马光的词也极少,据说仅有三首。此词写东汉刘晨、阮肇进山采药遇仙女的传奇,颇有几分香艳色彩。

司马光是一个古板的人,但生在北宋,写起香艳意味的词竟也毫不违和。只是,词中“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的感叹是否含有政治寄寓,就见仁见智了。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病重弥留之际,吕诲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司马光画像。

03

与司马光“亦敌亦友”的王安石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他的改革,阻力越来越大。

对于帝国的改革事业,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

改革伊始的第一套执政班子,就有“生老病死苦”之称,除了王安石,其余人都不支持变法。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互相牵制,正是宋神宗出于权力均衡考量的特意安排。

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但当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时,宋神宗不由得对他心生忌惮。

熙宁六年(1073),宋朝军队扭转了西北战线长久以来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赐给王安石。至此,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第二年春天,天下大旱。

反对王安石的人用天灾做文章,很快,王安石遭罢相。

一年后,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被起用,但宋神宗已不再重视他的意见,经常自作主张,甚至对他表现出了厌烦。王安石后来对人说:“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意思是,要是皇帝能听从我一半建议也好啊。

新、旧党的争斗,皇帝的平衡术,以及新党内部的分裂,使得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结束。爱子王雱去世后,他极度悲痛,辞去相位,退居江宁。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九年,至死未再回京。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庚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千秋岁引·秋景》

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一代名相最终仅留给历史一个落寞的背影。

▲宋神宗画像。

04

王安石彻底远离政坛后,宋神宗仍在继续他的变法,并未停止变革的步伐。这场长达16年、被称为“熙(宁)元(丰)变法”的政治运动,几乎与宋神宗的当政时间相始终。

虽然王安石本人被排挤,晚年失败了,但变法本身在解决北宋中期财政危机的问题上,是成功的。

神宗时期,政府的岁入是6000多万缗钱,相当于仁宗时期岁入的1.6倍左右。即便到了金兵入侵前夕的徽宗时期,北宋的社会经济文化还呈现出繁荣、成熟的局面,所以它的覆灭源于外力,也才会让人无比惋惜。而北宋最后50多年的繁荣,某种程度上看,正是神宗期间开启大变革的遗产。

但经济成功的背后,却是政治的大决裂。连王安石、司马光这些执宰都在权力的轮替中浮沉,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元丰二年(1079),由于被政敌告发在诗文中讽刺新政,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遭捉拿下狱。这起被称为“乌台诗案”的冤狱,是苏轼的命中大劫。

案发之初,早先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加入揭发队伍,撇清关系。黄庭坚当时只是国子监教授,人微言轻,他跟苏轼也仅是神交,未曾谋面,却要站出来替苏轼说话,说了一些“苏轼忠君爱国”之类的话。最终,苏轼被贬黄州,黄庭坚被处罚金。

在黄州,苏轼写出了《黄州寒食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名作,逐渐从政治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了人生的超脱。同一时间,黄庭坚在江西泰和当知县,成长为一个保守而有风骨的人。朝廷新政规定,地方官收上来的盐税跟政绩直接挂钩。其他县都拼命在收税,黄庭坚倒好,说“穷乡有米无食盐”,拒绝执行新政。结果,被降职到了山东德州德平镇。别人官越做越大,黄庭坚却越做越小。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对新法表现出了厌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高太后画像。

根据记载,高太后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全面推翻宋神宗时期的变法内容。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好忌惮的?

尽管重获起用后不到一年半,司马光就病逝了,但这最后一年多时间,已足够他完成自己潜伏15年的夙愿。他的好友王安石奠定的新法格局,尽数遭到废除。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司马光《西江月》

想不到写起词来这么婉约蕴藉的司马光,在政治上却是如此顽固而不听劝。当苏轼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成果值得保留时,司马光一概不听,气得苏轼回家大骂“司马牛”。

当免役法被废的消息传到江宁,病中的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他叹息道,这个新法是我与先帝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为何也要废除?

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王安石《渔家傲》

退隐多年的王安石已经修炼得如此平和,写的词心境淡然。可还是被司马光的顽固气倒了。

没多久,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王安石病逝5个月后,司马光去世。

05

此时,北宋政局已经掉入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

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三年后,元祐四年(1089),朝廷上又爆发了一起文字狱——“车盖亭诗案”。这起文字狱距离苏轼的“乌台诗案”正好10年,只是这次反过来了,是旧党针对新党的构陷。

变法派领袖蔡确在高太后临朝后,就被贬出朝廷。或许是心情郁闷,蔡确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旧党言官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

高太后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这种莫须有的极端做法,引起旧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

对这些理智的不同声音,高太后不仅不听,还很生气,她甚至在朝会上抱怨:“蔡确的事都没人管了吗?如果司马光还在世,一定不会这样。”

最终,高太后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蔡确直接被贬到了新州(今广东云浮新兴县)安置,在当时,贬逐过岭南对朝臣来说,是被看作近似于判死刑一样的重罚。旧党中人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等人替蔡确求情,说不宜置蔡确死地,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退朝后,范纯仁对吕大防说:“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止恐亦不免耳。”后来,范纯仁的话不幸应验了。在蔡确被贬岭南之前,宋朝被贬至此的官员只有距当时七八十年前的寇准、丁谓。但在蔡确被贬岭南之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被贬谪过岭,朝堂上的斗争越来越残酷。

蔡确最终死于岭南。吕惠卿、章惇、安焘、曾布等新党主力,均被“榜之朝堂”,仕途沉沦。

在这残酷的岁月中,苏轼和他的门生、故友迎来了短暂的安静时光。宋英宗的驸马王诜在汴京有一处园林,叫西园。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人经常在此诗词酬唱,故称为“西园雅集”

在苏轼身边,聚集了当时最有名的才子。他们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六君子等等。他们均擅长词章,官虽做得不大,却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宋词在他们手上,百花齐放,发扬光大。

随着宋哲宗开始亲政、新党重新得势,这段悠闲时光戛然而止。

▲宋哲宗画像。

06

在元祐年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太后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10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于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高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与高太后座位左右相对,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高太后,背对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曾提及当年高太后垂帘听政的场景,说自己个子小,只能看见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时候,高太后会问宋哲宗,你为什么一直沉默,不发表你的看法呢?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有一次,高太后命人将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张旧桌子抬走换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旧桌子搬回来。高太后大惑不解。宋哲宗回答:“这是先帝用过的。”

高太后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年轻的皇帝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元祐八年(1093)的秋天,62岁的高太后病逝,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

对于高太后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脑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被贬到岭南一带。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当年高太后倚重的已故老臣,一个个被追贬和剥夺恩封。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作罢。

绍圣元年(1094),58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几乎与此同时,秦观被外放为杭州通判,黄庭坚被贬谪黔州(今重庆彭水)。没多久,他们全部被贬到了岭南。

新党得势后,开始审查黄庭坚修撰的《神宗实录》内容,从里面挑出了1000多条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记载,说黄庭坚诽谤了宋神宗1000多次。经过黄庭坚的抗辩,最终,史官们认定《神宗实录》有32处表述存在问题。

贬谪的诏书颁下来的时候,左右的人都哭起来,当事人黄庭坚却跟没事人一样,倒头便睡,鼾声大作。睡醒了,竟然还面有喜色。大家在想,这个大叔莫不是被吓傻了?于是好心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

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

过段时间,又把黄庭坚贬得更远,贬到了戎州(今四川宜宾)。在戎州,黄庭坚给住的破地方起名“任运堂”,意思是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管它好运歹运,该来就来吧。他可能还是喝着小酒,写着诗词,继续他的风流洒落。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黄庭坚依然我歌我狂,吃吃喝喝,看破世情,像极了他的老师苏轼。在这些磊落的文字面前,时代的党争反而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背景,衬托着宋词的感染力。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4岁的宋哲宗病逝,没有留下子嗣。围绕皇位继承人问题,新党内部,章惇和曾布闹翻了。新皇帝宋徽宗上位后,旧党官僚被短暂放还。而悲观的一代词宗秦观,同年死于北返的归途中;豁达的豪放派宗师苏轼,次年死于常州。

唯有黄庭坚,还在继续承受世间疾苦。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

07

作为宋神宗时代以来新旧党争的一个尾声,新党出身的蔡京在宋徽宗朝拜相后推出“元祐党人碑”,企图全面抹黑和消除旧党的影响。无论是死去的司马光、苏轼、秦观,还是在世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等,都被列为“奸党”。于是,黄庭坚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贬谪。

他被贬到宜州(今广西河池)。在宜州,看到梅花开得很盛,他写下了一生最好的词作之一: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但即便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他仍能把最深的感慨,献给最美好的事物。

在宜州最后的日子,他被迫搬到一处废弃的戍楼(军事瞭望楼)居住,冬冷夏热,隔壁就是屠宰场,市声喧嚣。但他读书作文,自得其乐,还给这个地方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最后岁月一直陪伴黄庭坚的范寥,后来回忆说,有个大热天,太阳烤了很长时间,忽然倾盆大雨。黄庭坚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小孩一样,坐在椅子上,将双脚伸出去淋雨,还回头对范寥说:“吾平生无此快也!”

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享年60岁。

临死前,他已有预感。一天,从潮湿的床榻上爬了起来,他要为朋友写他最喜爱的《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清厉正直,但陷入党锢之祸而遭逮捕。地方官不忍抓他,想和他一起逃跑,范滂却拒绝说,如果杀了我能够结束残酷的党锢之祸,何尝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临刑前,范滂的母亲领着范滂的儿子来看他。范滂眼含热泪,对儿子说:“让你以后做坏事吗?我一生没有做过。让你以后做好事吗?我做了又落下如此下场。”范滂这么一说,围观群众都哭成一片。

写到这里,黄庭坚仿佛听到范滂的义愤与叹息,手中的毛笔嚯然折断。友人赶紧取来另一支毛笔,递到黄庭坚手上,让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范滂传》里。

写完没多久,黄庭坚就命绝了。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黄庭坚《清平乐》

薛砺若《宋词通论》评价黄庭坚这阕词说,“在两宋一切作家中,亦找不着此等隽美的作品”。在北宋大变革时代,多少的政争和缠斗,终究抵不过一阕绝妙好词穿越时光的力量。

或许,这也是对那个消耗人心的政治年代,最后的质问: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参考文献:

[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宋]黄庭坚:《山谷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梁启超:《王安石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黄宝华:《黄庭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游彪:《宋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1年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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