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解放战争至为关键的一年，年初解放军已经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但由于此前都在内线作战，解放区的人力财力损耗极大。随后，敌军又调集重兵向陕北、山东发起重点进攻，而此时中原地区的敌军兵力薄弱处于守势。
为此，中央开始策划挺进中原地区，在外线作战，牵制敌军兵力。邓小平分析“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威胁南京、武汉等重要城镇，向南可扼制长江，向北可俯瞰中原。如能控制大别山，无异于在敌军心脏插了一把尖刀。
接着，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陕北战区，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进一步牵制胡宗南的兵力。同时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中大量歼敌。山东战区也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敌军进攻力量。
此时向南挺进的时机已经成熟，战略进攻序幕也随之拉开。1947年7月23日，毛主席致电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称：“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6天后，毛主席发来一份“3A”级特急绝密电报，分析形势。当时陕北已极为艰难，如陕北不能继续坚持，则胡宗南主力会在短时间内东调，威胁晋冀鲁豫野战军，从而打破中央整个战略反攻计划。
形势危急，尽管刘邓大军已连续作战一月极度疲惫，还面临着其它诸多困难，邓小平、刘伯承仍决定提前出击中原，挺进大别山。然而行军打仗，并不是在地图上画箭头那么简单。
邓小平与刘伯承
刘邓大军从鲁西南直出大别山，要越过黄泛区，还有汝河、淮河等天险。当时已是雨季，黄河不断涨水，万一决堤，12万大军就会被困在洪水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此外，敌人还随时可利用机动化优势，调集兵力进行围追堵截。
在部队出发前，邓小平作了动员，他准确分析挺进大别山可能遇到的三种情况：
1、部队有可能到不了大别山；
2、部队到了大别山有可能站不住脚；
3、部队扎根大别山。
8月7日，刘邓大军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分三路大军呈品字形向南跃进。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黄泛区，这是抗战时期花园口决堤形成的40余里的洪水泛滥区，遍地都是淤泥，既无人烟也无道路。
刘邓大军炸毁或掩埋大量辎重后，以极大的毅力通过黄泛区，又突破敌军沙河防线。此时老蒋才搞清楚刘邓大军的战略目的，急忙调集1个师加1个旅企图在汝河南岸阻击，还飞到前线亲自督战。
那是刘邓大军极为惊险的时刻。身后有敌军三个整编师追击，汝河南岸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渡口。更关键的是渡河部队并不知道对岸敌军兵力，不敢冒然全力出击。
邓小平和刘伯承来到前线，以命令的口吻鼓励大家“狭路相逢勇者胜”，要求从正面强渡，过不了河就分散打游击。可见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幸运的是，南岸敌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刘邓大军主力部队6纵渡江时，廖运周巧妙地让部队放开口子。最终六纵杀出一条血路，部队得以强渡汝河。
刘邓大军昼夜行军21天得以挺进大别山，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站稳。
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地区曾是红军根据地。刘邓大军中的陈再道、陈锡联、杜义德、王宏坤等人都曾在大别山地区战斗过，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也与当地老百姓建立过亲密关系。
但红军长征以后，敌军进驻大别山区对红军家属及支持过红军的老百姓进行了残酷迫害。长期以来，敌军的宣传极力诋毁污蔑红军，蒙骗当地群众，使得许多群众不能正确认识解放军，总是避而远之。
刘邓大军虽然得以挺进大别山，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许多伤病员。大别山地区历来就比较贫穷，加上刘邓大军到达后，敌军将大量老百姓赶走，使解放军难以补充，吃不上饭，也找不到人当向导。
跃进大别山形势图（源自网络侵删）
部队面临诸多困难，士兵们情绪低落，对是否能在大别山站稳信心不足，偶尔还会出现一些违犯军纪的现象。个别战士强抓向导，打骂群众，拿老百姓东西。邓小平在给毛主席的汇报电文中也提到：“减员很大、右倾思想严重，纪律坏。”
纪律一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在建军初期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是革命部队与军阀部队区别之所在。笔者曾看过一位山西籍老兵的回忆录，他是晋绥军出身，被俘后加入解放军，抗美援朝时被俘后去了台湾。
他不仅亲历过双方部队，也有相当的客观性。他回忆中说当时国民党军队拉夫、抢老百姓东西等败坏军纪的现象屡禁不止。但解放军军纪非常严明，对老百姓不仅秋毫不犯，还尽量给他们一些实惠。
比如住了老百姓家，离开前一定要把水缸挑满。这个规定不仅停留在纸面上，每次部队离开前，都有专人去检查，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从红军到解放军，都得到老百姓极大的支持。
挺进大别山后部队面临困难，发生了个别违犯军纪的现象，刘邓自然非常警惕。邓小平曾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在给我们自己挖坟墓。”如果放任不管，军纪越坏老百姓就越不敢接近部队，将会形成恶性循环。更何况，一支部队连军纪都管不住，又谈何战斗力？
其实早在冀鲁豫时期，刘邓就签发过一条命令：凡是违犯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由上一级法办。这在各大野战军中都出了名。
为了整顿纪律，1947年9月2日下午，刘邓专门在小姜弯村召开了干部大会，提出：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问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随后，又以各种方式传达到各部，命令官兵们学习。还成立工作组和执法组到各部督察贯彻情况，对违纪者进行严惩。刘邓每到一处，都向官兵们强调：“如果再发生之前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1947年10月13日，刘邓大军司令部到达湖北团风县总路咀镇。担任二纵第五旅供给处处长的黄开群突然听到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在喊：“邓政委找你！”
黄开群急忙赶到邓小平的办公点，刚进门邓就劈头盖脸地问：“你们五旅有个教导队住在哪里？”
黄开群回答说：“镇上。”
只听“啪”的一声，邓小平手拍到桌子上，喝道：“土匪！你去镇上看看，到处是稻草，你们的纪律像个什么样子？你们还抢了人家几十头牛，这件事必须从严查处。”
刘邓大军过黄泛区
黄开群得知邓小平发怒的原因后急忙解释：“牛是国民党地方部队‘小保队’抢的，战士们不知情，以为是敌军的财产，已经杀了几头吃了。”
邓小平情绪这时才缓和了一些：“没吃的全部退回给老百姓，吃了的折算成钱陪给人家。别说是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动。”
说完，他还派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去监督办理。直到中午，张之轩才回来报告，已经处理妥当，赔了老乡们6两黄金。
但邓小平仍不放心，又带着张之轩去街上检查。那时解放军刚刚赶跑敌军，镇上的老百姓也都跑了。邓小平望着空荡的大街，满脸愁容。
突然，他看到一位战士从远处一间店铺走出来。步枪上还挂着一捆粉条和一匹布，出门时还把门扣上。当时镇上都没有百姓，邓小平判断商铺里很可能也没人，这个战士应该是私自拿了店里的东西。
他面带怒气想要追上去问个究竟，但战士转眼就不见了。邓小平又命令张之轩去调查，大约一个时辰后张才回来汇报。原来，那名战士是司令部直属警卫团4连副连长，刚刚立了战功，是战斗英雄，还是劳动模范。
当天镇上没人，他便去店里拿了东西。布是准备给一个小战士做棉衣的，粉条是炖给受伤战士改善生活的。现在已经关了禁闭了……
邓小平听出来张之轩是在替他开脱，愤怒地说道：“这不是拿，是抢。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不准抢夺民财，虽然他不是自己用的，但这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
随后野战军司令部的几位首长召开会议协商对违纪战士的处置，一致同意当天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将违纪战士枪决。邓小平又让张之轩去问问那名战士还有什么要说的，张之轩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低着头不愿走。直到邓小平再次催促：“执行吧！”
那位副连长倒也是条汉子，知道自己违犯了纪律，并没有申诉，而是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组织将来告诉家中七旬老母亲，自己是打仗牺牲的……
张之轩含着眼泪回来汇报，邓也哽咽着说：“没有问题，这个要求可以答应。他犯了错，是我们没有教育好他，我们也有责任……”
当天下午的公审大会，许多战士和老百姓都参加了，当听到要枪毙违纪副连长时，主席台下一片哗然。
警卫团团长和战士们低头不语，像是在无声抗争。战友确实是违犯了纪律，但他毕竟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这点小事有必要处罚这么重吗？况且现在还是用人之际。
行军途中
突然远处有人喊：“刀下留人！”只见一名中年男子跑到主席台前，他介绍说自己是店铺主人，听到有战士拿了自己店里的东西正在审判才跑下山来。他说：“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要是我在家，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请你们饶过他吧……”
一位老大妈看着战士非常可怜，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哭着说：“那点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店主都不追究了，你们就放过他吧……”战士们见状立即把她扶了起来，一些人也替违纪副连长求情。
邓小平见状说道：“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我们的纪律应该是铁的纪律而不是豆腐渣。如果我们这次饶过他，那以后有更多的人违纪该怎么办？我的意见还是坚决执行纪律……”
最终那位副连长还是被枪决了。但解放军军纪严明却在大别山区的百姓中间传开了，他们不再躲着解放军，主动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老百姓感叹道：“当年的红军真的回来了，这才是老百姓的队伍。”
这件事情对战士们触动更大，他们消除了侥幸心理，不再认为自己立了战功、当了军官就会受到区别对待。此后刘邓大军中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
都说纪律是军队的生命，与解放军严明纪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军的军纪。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鲁苏皖豫四省边区委员会主任，他积极扩充实力，部队发展到40余万人，号称“中原王”。
但百姓却说当地有“水旱蝗汤”四害，其中汤便是汤恩伯。被老百姓列为四害之一，可见其所部军纪之败坏以及百姓对其痛恨之深。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汤恩伯40万大军不久就被日军击溃，连丢郑州、许昌等30多座城市。尤其是在豫中会战后期，一些豫西民众竟然袭击了溃退下来的国军，将他们缴械。就连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都被地方民团缴去了。
这一事件有多严重呢？《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当中国士兵从日军的‘一号会战’中败下阵来时，农民猛烈地攻击他们……将自己的5万士兵缴了械，并杀死了一些人——有的甚至被活埋。”这个数据和描述可能未必准确，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民矛盾之深。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豫西民变”。当时八路军尚未进入这一地区，地下组织也未恢复，自然与中共毫无关系。
陈诚在报告中说：“河南民间早就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虽不免过甚其词，但军队纪律败坏是无容为讳的事实。”他还在报告中暗指汤恩伯姑息纵容部下。
此后，军统、中统等单位也纷纷到河南调查。报告中不乏“抢掠”“强奸”“私卖枪支”等词汇，而且矛头直指汤恩伯的基干部队13军。
老蒋看了报告后大为光火，感叹道：“军纪之坏已极，非严惩不能抗战矣。”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呢？对于国军的溃败以及激起民变，最终只是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引咎辞职，汤恩伯则是撤职留任。这无异于罚酒三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老蒋的亲信。
当然国民党也曾颁布过非常严苛的军法，但却得不到执行，这是由其结构造成的。国军全称国民革命军，老蒋掌权后并不革命了，本质上属于军阀大杂烩。
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各路军阀、政客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其内部充斥着各种山头，各个山头之间自成体系，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就连高层也很难插手山头内部的事务。比如，桂系将领犯了事，老蒋恐怕也不敢轻易处罚，更别说他手下的陈诚、何应钦等人了。
而国民党内这些大山头，大多出身旧军阀。他们只注重个人私利，缺乏革命信念，因而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团体。只要团体成员不干伤害团体的事情，一般都会得到宽大处理，纪律成了摆设，渐渐形成恶性循环。
底层士兵，尤其是那些拉夫来的士兵，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有口饭吃，而不是去保护普通百姓。由于山头的存在，士兵们只会忠于自己的直属长官，而不是忠于组织。长官们为了巩固自身实力要笼络他们，士兵们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只能巴结长官。
一旦长官与下级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必然就会出现贿赂和包庇等腐败现象，这也使得军纪难以严格执行。
即便是老蒋的中央军嫡系发展到后期也与军阀无异，胡宗南坐拥50多万兵力号称“西北王”，汤恩伯手握40万大军号称“中原王”……这些“王”的出现，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老蒋处理起这些人来，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挺进大别山雕塑
所以，老蒋常常在日记里对许多人破口大骂，但在现实中处理起来却又要小心翼翼。国民党军队也就好像一棵被虫蛀了的大树，一点一点腐朽倒塌。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胜败早已注定，也难怪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邓因为一点小事枪决了一位战斗英雄，表面上看白白损失了人才。但此举警示、拯救了千万名干部，也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这是奠定胜局的基础。刘邓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