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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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襄阳地处汉水之滨，汉末刘表将荆州州治迁至襄阳，襄阳由南郡一边鄙小镇一举成为富裕大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和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不仅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的游历隐居，也成为汉末三国英雄高度关注和拼死争夺的战略要地。汉末名士、三国英雄足迹遍及襄阳各地，至今流传着大量的三国地名故事与遗迹传说，既有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魏晋英雄地名与遗迹、东吴英雄地名与遗迹，还有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和汉末名士地名与遗迹等，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复杂多样的三国地名故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汉末三国时期襄阳的辉煌历史和重要地位，具有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襄阳；三国；地名文化
湖北北部重镇襄阳市是名副其实的三国文化之乡，三国地名分布十分集中。所谓“三国地名”，即指与汉末三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与事紧密关联的地名和遗迹(多数遗迹具有方位指向性质)。根据《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古代历史地理典籍和明清时期编纂的襄阳府县志以及当代学者编著地名志的记录与粗略统计，襄阳境内流传至今的各类三国地名与遗迹高达108个，总体上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复杂性、多样性与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笔者兹就这一问题略作考察和述评。
一
从地名产生源流上看，三国地名与遗迹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三国历史地名与遗迹，即指因汉末三国人物事件而闻名于世并见载于魏晋原始文献的地名与遗迹;二是三国文学地名与遗迹，即《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虚构的地名及由此修建的古迹，一般产生于元明清和近现代;三是民间传说三国地名与遗迹，即历代民间传说的三国地名以及修建的纪念三国人物的文化遗迹，明清时期大量民间传说三国地名与遗迹亦由《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衍生而来。今襄阳市辖三区三市三县，三区即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为直辖区域;三市三县即枣阳市、老河口市、宜城市、谷城县、南漳县、保康县。作为三国文化重镇，襄阳每个区、市、县都分布了不同种类的三国地名与遗迹。
从现存资料看，枣阳市三国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章陵郡城和刘琦墓。西汉置舂陵县，东汉改为章陵县，汉末初平元年已升为章陵郡，曹魏立国后改为安昌县，隋朝改为枣阳县，章陵郡乃汉末三国行政区名，裴松之《三国志注》记载蒯越、黄射、赵俨做过章陵太守驻章陵城，坐镇襄阳东大门。枣阳刘琦墓仅载于乾隆版《襄阳府志》(乾隆二十五年修纂)卷五之“枣阳县”条:“荆州刺史刘琦墓:县东五里，表长子也，曾屯兵于此。”《水经注》《明一统志》等地理名著皆载刘琦葬于沔口附近(今武汉汉阳区)，枣阳刘琦墓应为后世衍生的衣冠冢。
老河口市三国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孔城岭和马窟山。汉置阴县，北宋改为光化县，今改为老河口市。光绪版《光化县志》(光绪十三年修纂)卷一曰:“孔城岭:县北五里，与云台山接。相传诸葛武侯曾屯兵于此，居人耕种每掘出折戟断戈。”《明一统志》卷六十“襄阳府”条记载陆逊在马窟山洞穴中获数十匹巴滇马，乾隆版《襄阳府志》、光绪版《光化县志》等沿袭此说。孔城岭、马窟山皆为民间传说三国地名。
宜城市三国地名与遗迹有5个，即向宠墓、马良冢、走马冈、洗马池、羊祜汊。汉置宜城县，沿用至今，现为宜城市。向宠墓、马良冢始载于嘉靖版《宜城县志》(嘉靖四十二年修纂)卷中，走马冈、洗马池、羊祜汊始载于嘉靖版《宜城县志》卷上，《大清一统志》、乾隆版《襄阳府志》等亦有记载。向宠墓、马良冢应为后世修建的文化古迹。走马冈、洗马池传为关羽练兵和歇足洗马之地，羊祜汊以羊祜命名，皆为民间传说三国地名，但关羽、羊祜足迹均到过宜城，不排除是民间历史记忆的存留。
谷城县三国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袁曹渡、张飞城、格垒，皆属于民间传说三国地名与遗迹。袁曹渡又名袁曹洲，传说袁术、曹操曾争渡于此，始载于《明一统志》卷六十，《读史方舆纪要》、同治版《谷城县志》(同治六年修纂)等亦有记载。乾隆版《襄阳府志》卷五称张飞城为张飞征张郃时修筑，《大清一统志》、同治版《谷城县志》等亦有记载。格垒始载于《明一统志》卷六十:“在谷城县南十二里，东临汉水。汉末刘表将李氏甚富，有奴仆数百，以其奴户立筑阳县，率其众保此，因号格垒。”乾隆版《襄阳府志》、同治版《谷城县志》等承袭此说。
南漳县三国地名与遗迹有8个，即玉溪山(水镜庄)、鸡鸣山、八叠山、马穴山、徐公祠、水镜祠、春秋寨、卧牛寨。南漳县汉属临沮、中庐二县，隋朝始置南漳县，沿用至今。乾隆版《襄阳府志》卷四“南漳县”条记载民间传玉溪山为水镜先生隐居地，乾隆初年立有“汉水镜栖隐处”石碑，今玉溪山下建有水镜庄风景区，有荐贤堂、司马徽雕像等文物建筑。乾隆版《襄阳府志》卷四“南漳县”条又载:“鸡鸣山:距县三百里。相传关壮缪扎营于此，欲筑城，夜半闻鸡鸣，工未竣而止。”八叠山始载于《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三，民间相传为司马懿凿山开道处。马穴山亦传为陆逊获巴滇马处，始载于《水经注》卷二十八，《太平广记》、光绪版《襄阳府志》(光绪十二年修纂)等沿袭此说。徐庶祠、水镜祠均建于清代，民国向承煜等纂修《南漳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22年版)、今之学者夏日新《湖北三国文化调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均有载录。春秋寨和卧牛寨为南漳两处风景区，民间传为关羽夜读《春秋》和收周仓之地。水镜先生隐居南漳县、关羽夜读《春秋》、关羽卧牛山下收周仓等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故事，故而水镜庄、春秋寨、卧牛寨等属于文学三国地名，徐庶祠、水镜祠则是后世修建的三国文化古迹。
保康县三国地名与遗迹有5个，即官斗坪、断缰(段江)、官帽山、马良坟、云旗山。保康县汉属房陵县和临沮县，明清始置保康县，隶属郧阳府(今湖北十堰等地)。官斗坪传为关羽斗杀妖僧之地，断缰(今写作段江)传为关羽坐骑受惊腾空、缰绳断裂之处，官帽山传为关羽失却官帽之地，马良坟传为马良葬身之所，云旗山传为赵云插旗之山。历代典籍和明清方志皆未载录保康县境内的三国地名和遗迹，官斗坪等地名与遗迹均源自近现代民间传说，保康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保康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印)、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湖北地名趣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皆有载录。
襄阳直辖区三国地名与遗迹最为集中，约有82个。襄州区三国地名与遗迹仅有2个，即鹿门山和庞公祠。《后汉书》卷一百十三载襄阳庞德公晚年拒绝做官，携妻子隐居鹿门山，采药不返，后世在鹿门山山腰修建了庞公祠，以唐代襄阳诗人孟浩然、皮日休配享，俗称三高祠。《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一统志》及同治版《襄阳县志》(同治十三年纂修)等亦有记载。
樊城区三国地名与遗迹较为集中，约有22个，即鱼梁洲、庞德公宅、司马德操宅、邓塞、青泥河、马道口、樊城、平鲁城、团山、罾口川、擂鼓台、鏖战岗、磨刀石、拴马棚、跑马道、马蹄穴、五堰、二池、曹仁擂鼓台、曹仁《记水碑》、东冈、庞德墓等。《水经注》卷二十八记载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等人早年隐居鱼梁洲，以垂钓为乐，洲上有庞德公宅和司马德操宅。《水经注》卷三十一载孙坚破黄祖于邓塞下，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陆机《辩亡论》称邓塞为曹操造船基地和训练水军处。《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言关羽与乐进对峙于青泥，光绪版《襄阳府志》卷二认为青泥即襄阳县西北青泥河(一说青泥在荆门钟祥市境内)。可见，鱼梁洲、庞德公宅、司马徽宅、邓塞、青泥等皆为三国历史地名。马道口因刘备败走新野至樊城时曾在此栓过马而得名，不见载于古代典籍和明清方志，今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领导小组编《襄樊市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印)有载，当为近现代民间传说三国地名。其余16个三国地名与遗迹，皆与关羽发起的樊城之战有关。樊城为关羽围困曹仁之地，《三国志》《水经注》等原始文献有载。平鲁城为关羽困于禁之城，《记水碑》为曹仁所立石碑，东冈为庞德被俘之地，均见载于《水经注》《荆州记》等魏晋文献，皆为三国历史地名。罾口川为关羽水淹七军的主战场，首见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乾隆版《襄阳府志》、夏日新《湖北三国文化调查》等承袭此说。团山铺、鏖战岗、五堰、二池、擂鼓台、磨刀石、拴马棚、跑马道、马蹄穴等皆为关羽排兵布阵、磨刀纵马杀敌之地。而曹仁擂鼓台为曹仁擂鼓助战之地，庞德墓为庞德被斩后葬身处。团山铺等11个三国地名与遗迹，多见载于明清方志及近现代学者编著的地名著作，属于民间传说三国地名。
襄城区三国地名与遗迹最为密集，约有59个。其中见载于《三国志》《三国志注》《后汉书》《荆州记》《水经注》等魏晋原始典籍的三国地名与遗迹有21个，即岘山城、襄阳城、荆州古治、呼鹰台、刘表墓、蔡洲、蔡瑁冢、檀溪、隆中、独乐山、诸葛草庐、徐庶宅、崔州平宅、庞德公故宅、庞统故宅、杨仪故居、杨颙故居、王仲宣室、堕泪碑、沉碑潭、襄阳城南门三碑等，皆为三国历史地名与遗迹。见载于《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等唐宋以后历史地理典籍的三国地名与古迹约有22个，即仲宣楼、王粲井、百丈山、学业堂、刘琦台、隆中书院、三顾堂、小虹桥、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古柏亭、抱膝石、诸葛井、躬耕田、野云庵、武侯祠、濯墨池、凤栖书院(庞靖侯祠)、岘山亭、羊侯庙、羊杜祠等，大多为后世修建的三国文化古迹建筑，少数地名与遗迹可能是历史记忆的存留。见载于乾隆版《襄阳府志》、同治版《襄阳县志》、光绪版《襄阳府志》等府县志的三国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檀溪水镜庄、羊祜山、凤林关等。见载于余鹏飞《诸葛亮在襄阳隆中》(湖北科技出版社2014年版)、夏日新《湖北三国文化调查》《襄樊市地名志》等现当代地名著作的三国地名与遗迹约有13个，即观星台、琴台、棋盘石、铜鼓台、长吟亭、腾龙阁、黄家湾、刀劈石、张飞井、三义石、的卢冢、的卢桥、汉滨楼等，小说家罗贯中生动叙述了孔明岳父黄承彦和刘备坐骑的卢马的神奇故事，又夸张描写了关羽、张飞兵器的威力及刘关张的生死情义，故而黄家湾、的卢冢、张飞井、刀劈石、三义石等可视为《三国演义》衍生的三国地名与遗迹。而观星台、琴台、腾龙阁、的卢桥、汉滨楼等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建于隆中一带的三国文化景点。
二
从地名传说故事记述人物所属集团或群体来看，襄阳三国地名与遗迹又可分为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魏晋英雄地名与遗迹、东吴英雄地名与遗迹、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汉末名士地名与遗迹等五大类型。除东吴英雄地名与遗迹数量偏少外，其他四类三国地名与遗迹均数量可观。
(一)东吴英雄地名与遗迹
襄阳境内涉及东吴集团人物故事的地名与遗迹主要有5个，即邓塞、岘山城、凤林关、马窟山、马穴山。邓塞、岘山城、凤林关与孙坚有关(邓塞亦关联曹操，凤林关亦关联刘表、黄祖等)，马窟山、马穴山与陆逊有关。《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曰:“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可见，孙坚击黄祖先胜后败。樊、邓指樊城、邓城，邓塞位于邓城附近，孙坚在邓塞一带打败黄祖，之后南渡汉水围襄阳城，并在岘山一带与黄祖军对峙，结果遭遇伏兵被射杀。孙坚死于岘山何处?同治版《襄阳县志》卷一《地理》云:“凤林关:距城七里，在凤凰山，南麓为凤林渡，昔刘景升设伏射孙坚于此。”而《水经注》卷二十八则说法有别:“(沔水)又迳岘山东，山上有桓宣所筑城，孙坚死于此。”凤林关与岘山城相距六七里，《水经注》指岘山桓宣城故址为孙坚死地的说法与《三国志》吻合，可信度更高。
光化县(今老河口市)有马窟山，南漳县有马穴山，都传为陆逊获巴滇马处。《水经注》卷二十八注“(沔水)又东过中庐县东”一句云:“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陆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三国志·陆逊传》载嘉禾五年(236年)陆逊与诸葛瑾率部水陆进攻魏国襄阳城，未克退兵。光化县马窟山位于襄阳汉水之上游百余里，中庐县(南漳)马穴山位于襄阳之南，从方位距离上看，陆逊所部不大可能进军至襄阳上游的马窟山，明显为后世民间附会的三国地名。
(二) 汉末名士地名与遗迹
襄阳境内以汉末著名文人、隐士、谋士为故事主角的地名与遗迹有16个，关联人物主要有庞德公、司马徽、王粲、黄承彦、徐庶等。
庞德公地名与遗迹有5个，即鱼梁洲、庞德公宅、庞德公故宅、鹿门山、庞公祠。鱼梁洲是一处汉水与唐白河交汇形成的水洲，庞德公等人曾隐居于此，上有庞德公住宅。庞德公原住岘山之南，故其住宅有二。鹿门山是庞德公晚年隐居采药地，庞公祠则是后人修建的文化古迹。司马徽地名与遗迹有4个，即南漳水镜庄、司马德操宅、檀溪水镜庄、水镜祠。水镜祠为后世所建，而水镜隐居地有三:南漳县城郊，襄阳鱼梁洲附近，襄阳檀溪西岸。徐庶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徐庶祠和徐庶宅。徐庶祠又称单公祠、徐庶庙等，南漳百姓为纪念徐庶之功德而建，徐庶曾化名“单福”，荐举过诸葛亮，故祠名“单公祠”，晚清时更名为“徐公祠”。徐庶7王前程，等:襄阳三国地名文化的复杂性及其独特价值(上)宅在襄阳檀溪北岸，今废。宋末文人李俊民曾作《徐庶宅》诗云:“谁知方寸去留初，尽把功名付葛庐。举目檀溪人不见，空传谷隐念交书。”王粲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仲宣楼、王仲宣室、王粲井。汉末诗人王粲字仲宣，为“建安七子”之首，曾流寓襄阳投刘表，作《登楼赋》等名作，襄阳百姓修建城楼纪念，号仲宣楼。王仲宣室，即王粲宅，在襄阳西郊万山中，王粲曾寓居万山下。王粲井在王粲宅附近，相传王粲所凿，早已荒废，现仅存一石坑，北宋文人曾巩《万山》诗云:“王粲旧居处，荒草久埋没。”此外，涉及崔州平和黄承彦的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崔州平宅和黄家湾。崔州平宅在襄阳檀溪北岸，在徐庶宅近旁。黄家湾在襄阳市西郊，与隆中紧邻，相传襄阳名士黄承彦家居于此。
汉末名士地名与遗迹，大多见载于《三国志注》《后汉书》《水经注》《襄阳记》等魏晋原始典籍，历史可信度较高。但也有部分地名与遗迹属于文学产物，如南漳水镜庄、檀溪水镜庄等，皆产生于明清时期。《三国演义》描写刘备遭蔡瑁等人设计陷害，惊慌失措飞马越过檀溪，逃至南漳与水镜先生相见，水镜向刘备荐贤举能。而《水经注》卷二十八云:“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条云:“庞士元、司马德操宅在呼鹰台侧。”呼鹰台为刘表修筑，在襄阳古城东郊。两部地理名著都明确记载司马徽隐居在襄阳鱼梁洲之阳，与庞德公居宅可遥相对望，其附近有刘表呼鹰台。互为挚友的两位隐士相伴为邻，合乎常理，历史上司马徽并非如《三国演义》所写隐居在距离襄阳一百余里的南漳县水镜庄上，也未隐居在刘备跃马飞渡的檀溪附近。
(三) 魏晋英雄地名与遗迹
襄阳境内以曹魏英雄和晋初英雄为故事主角的地名与遗迹有16个，涉及人物主要有曹操、曹仁、庞德、司马懿、羊祜、杜预等。
曹操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袁曹渡、邓塞、汉滨楼。邓塞为曹操临时设立的水军基地，袁曹渡得名于袁术、曹操争夺渡口。而汉滨楼为近现代修建的三国文化古迹，相传曹操占领襄阳后，在汉水之滨设宴召集“建安七子”以汉水女神为题吟诗作赋之地，后人建楼纪念。曹仁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曹仁擂鼓台和曹仁《记水碑》。曹仁，曹操堂弟，长期镇守荆州襄阳郡，屯兵樊城，曾与蜀将关羽大战，亲擂战鼓助战，故有擂鼓台。《记水碑》相传为曹仁所题写，记述其亲率所部在洪水中死守樊城抵御关羽之功，杜预做荆州都督时加以重刊。庞德地名与遗迹亦有2个，即东冈和庞德墓。《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冈为曹魏骁将庞德死战关羽不退最后被俘之地;而襄阳民间传庞德被杀后葬于樊城北郊。司马懿地名与遗迹有1个，即八叠山。《明一统志》卷六十云:“八叠山:在南漳县西六十里，晋司马懿凿山开道，屈曲八叠，因名。”《三国志》《晋书》等史籍载司马懿潜行山道突袭孟达镇守的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他从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下襄阳再经中庐县(南漳)入房陵(今保康、房县等)再强攻上庸，确有可能经过南漳八叠山。羊祜地名与遗迹有7个，即羊祜汊、堕泪碑、岘山亭、羊祜山、羊侯庙、羊杜祠、襄阳城南门三碑(羊杜祠、南门三碑亦与杜预关联)。三国末期羊祜任荆州都督时治襄阳，勤政爱民，颇富声望，百姓常以其名命名山水，如羊祜山、羊祜汊等。堕泪碑在羊祜山上，《晋书·羊祜传》载:羊祜曾登山慨叹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望远，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羊祜死后，襄阳百姓在羊祜感伤处立碑纪念，杜预称之为“堕泪碑”。襄阳城南门三碑为羊祜碑、杜预碑、刘俨碑，为襄阳书生所立。岘山亭、羊侯庙、羊杜祠等皆为襄阳百姓修建的文化古迹，以纪念羊祜和杜预的功德。杜预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沉碑潭、羊杜祠、襄阳城南门三碑。其中，沉碑潭在襄阳西郊万山中，相传杜预任荆州都督时曾刻二碑，记述功业，一碑沉入汉水，一碑沉入此潭，谓百年之后潭水当干涸而石碑显现，故称沉碑潭。
魏晋英雄地名与遗迹，大多源于早期文献的记载，如邓塞、曹仁《记水碑》、曹仁擂鼓台、东冈、堕泪碑、沉碑潭等见载于《水经注》《晋书》等文献，具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少数传说地名如八叠山等，可能源于民间历史记忆。个别三国地名民间附会性较为明显，如“袁曹渡”等故事，明显与史不符，曹操率部南征荆州时，袁术早已死去;袁术固然早年做过荆州南阳太守，袁曹渡位于襄阳之西，属于南阳郡辖地，但曹操征讨袁术之战发生于豫州、扬州一带(今河南、安徽等地)，其时袁操渡为刘表荆州辖境，袁军、曹军不大可能在此处争夺渡口或水洲。
(四) 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
汉末刘表(字景升)为荆州刺史、荆州牧，以荆州襄阳为大本营，建立了一个“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独立王国。今襄阳境内留下了不少以刘表及荆襄名士名将为故事主角的地名8第42卷第7期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7期和遗迹，约有14个，涉及人物主要有刘表、刘琦、蔡瑁、蒯越等。
刘表地名与遗迹有8个，即呼鹰台、襄阳古城、荆州古治、学业堂、百丈山、凤林关、刘表墓、刘表庙(学业堂亦关联诸葛亮等人，凤林关亦关联孙坚等人)。呼鹰台又名景升台，在襄阳城东郊，刘表性好放鹰，尝登此台歌吟《野鹰来曲》。苏辙《野鹰来》诗云:“嵯峨呼鹰台，人去台已圮。”襄阳古城本襄阳县治，城南有汉水支流襄水，故称襄阳，刘表驻襄阳后在旧城东北修筑了新城，扩充了襄阳古城规模。荆州古治在今襄阳荆州街，位于襄阳古城东。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与荆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共相谋划，很快平定了荆州;初平三年(192年)，刘表被任命为荆州牧后，将荆州州治正式迁至襄阳城，后人将治前大街称为“荆州街”，明代文人在荆州街拱门门额上书写“荆州古治”四字，现存约200米古城墙是三国古城墙遗址。学业堂在襄阳城南，相传刘表在襄阳设立州学，聘请名士綦毋闿、宋忠等讲学，还亲自参与编撰《五经章句》，招收各地学子来此学习，诸葛亮、庞统等青年才俊都曾就读于此。《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条载:“孔明读书之所，谓之学业堂，在江之南。”百丈山位于襄阳城南，《方舆胜览》卷三十二曰:“百丈山:在襄阳南二十里。旧传云有麝香兽，刘表遣人采药，得麝香数斗。”凤林关传为刘表设伏杀孙坚之地。刘表墓在襄阳城东，相传死后葬于此。刘表庙在襄阳城内，襄阳百姓修建。刘琦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刘琦台、刘琦墓。刘琦墓在枣阳市东。刘琦台在襄阳古城东，相传刘表长子刘琦忧心后母祸害，趁诸葛亮登此台之后撤梯问计如何避祸，诸葛亮以晋国太子申生为例，劝其远离襄阳镇守江夏。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云:“刘琦台:在县东三里，琦与诸葛亮登台去梯言之所也。”蔡瑁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蔡洲、蔡瑁冢。蔡洲今称蔡村渡，俗名老营，位于襄阳东南郊，是一处由汉水形成的大水洲，乃蔡瑁故里。《水经注》卷二十八云:“沔水又东迳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蔡瑁冢在蔡洲上，冢前刻有一尊大石鹿，制作十分精工。关涉蒯越、黄射、李氏等荆襄名士的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章陵郡城和格垒。
荆襄英雄地名与遗迹绝大多数源自魏晋原始典籍记载，但未载刘表设伏杀孙坚于凤林关，凤林关常见于彭乘《墨客挥犀》、庄绰《鸡肋编》等宋人笔记小说，足见凤林关应是唐宋以后民间出现的三国地名。此外，“刘琦台”首见于《元和郡县志》，当是隋唐人修建的古迹。“格垒”首见于《明一统志》，讲述乱世豪强自保，可能是元明之际民间附会的三国地名。
(五) 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
襄阳境内以蜀汉英雄为故事主角的地名与遗迹数量最多，共计60个，涉及人物主要有诸葛亮、关羽、刘备、庞统、张飞、赵云、马良、杨仪、向宠等。
1．诸葛亮地名与遗迹 诸葛亮早年躬耕于襄阳隆中，后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成为一代贤相，享誉天下，由此以隆中为中心产生了许多诸葛亮地名与文化古迹，粗略统计约有22个。其中，见载于魏晋原始文献的地名与遗迹有3个，即隆中、独乐山、诸葛草庐。隆中，山冲名，在襄阳西郊，即诸葛亮隐居躬耕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其方位、距离等与今襄阳隆中十分吻合。独乐山，又名乐山，在隆中山冲附近，诸葛亮常登此山游玩，抒发情怀，故襄阳百姓称此山为乐山。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引盛弘之《荆州记》曰:“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诸葛草庐，又称葛庐、诸葛亮宅等，在隆中冲，乃诸葛亮寓居草屋，《三国志》等史籍有载。
见载于唐宋以后历史地理典籍和明清方志的地名与遗迹有12个，即武侯祠、隆中书院、隆中十景等。武侯祠始建于晋代，历经千余年岁月，祠堂迁移数处，但始终不废。隆中书院，即诸葛亮庙，元代修建，后改称隆中书院。隆中十景，即三顾堂、六角井、躬耕田、小虹桥、抱膝石、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野云庵、古柏亭，基本上是后世修建的三国文化古迹。三顾堂为刘备三顾草庐后与诸葛亮相见之地;六角井又称葛井，为诸葛亮早年生活用水处;躬耕田为诸葛亮和家人躬耕之地;小虹桥乃诸葛亮寓居隆中出入必经之小桥;抱膝石又称控膝石、抱膝亭，为诸葛亮常常抱膝长吟之地，后人建亭于此;梁父岩在乐山之上，诸葛亮常至岩石上引吭长歌《梁父吟》，后人称为梁父岩;老龙洞在隆中附近，洞内常年流水不断，相传诸葛亮号称“卧龙”与此有关;半月溪在小虹桥附近，乃一泓碧水潭，相传是诸葛亮常来观景之地，也是刘备三顾草庐经过之地，明人王越《小虹桥》诗云:“碧水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云清。昔时跃马思玄德，曾上小虹桥上行”;野云庵为一草庵，取闲云野鹤之意;古柏亭乃明初文人吴绶修建，以古柏命名，以昭亮节。
晚清民国以来，又产生了孔城岭等7个诸葛亮地名与遗迹。传孔城岭为诸葛孔明屯兵之地，有望文生义9王前程，等:襄阳三国地名文化的复杂性及其独特价值(上)随意附会之嫌，实属孔明崇拜的产物。而观星台、琴台、棋盘石、铜鼓台、长吟亭、腾龙阁等诸葛亮文化景点，与《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夜观星象、乐好琴棋、畅游山水、作诗长吟等奇雅故事息息相关。
2．关公地名与遗迹 关羽为蜀汉前将军、襄阳太守，曾凭一己之力发起樊城之战，围困曹仁，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成为三国一代名将，至宋元明清时期，逐渐被奉为圣人、神灵，故而襄阳境内关公地名与遗迹亦数量众多，约有22个。
部分关公地名与遗迹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如前文所述樊城区13个关公地名与遗迹都同关羽的军事经历分不开。青泥是建安十七年(212年)关羽与乐进对峙的战场。而樊城等12个地名均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发生的樊城战役相关联:樊城、平鲁城是关羽围困曹仁、于禁之地;罾口川是关羽水淹于禁七军的战场;五堰(黄龙堰、黑龙堰、白龙堰、青龙堰、普陀堰)、二池(金牛池、莲花池)是关羽排兵布阵之地;团山、鏖战岗是关羽荆州军与曹军鏖战的山岗，而擂鼓台便是关羽擂鼓助阵处;磨刀石，相传关羽曾在此石上磨刀上阵杀敌;拴马棚，相传关羽曾在此拴马歇息;跑马道，相传关羽及其骑兵曾在此道上纵马追击敌军;马蹄穴，一块巨石上留有一处马蹄形穴，相传是关羽骑赤兔马追击庞德奔驰过桥时留下的印迹。这些关公地名与遗迹生动记录了樊城之战中宏大而激烈的战争场景。
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关羽崇拜和关公文化的兴盛，全国各地又衍生了许多关公地名与遗迹，难免存在若干虚构附会成分，襄阳境内关公地名与遗迹亦不例外。这类关公地名与遗迹，或记录关羽足迹行踪，如走马冈、洗马池、鸡鸣山、断缰等;或讲述关羽读书和扶弱锄强故事，如春秋寨、官斗坪、卧牛寨等。还有部分关公地名与遗迹带有明显的神异色彩，如刀劈石故事:“刀劈石，位于襄阳万山山顶。相传关羽以青龙偃月刀将一块巨石劈成两半，故民间称作刀劈石。”又如官帽山故事，官帽山在保康县马良镇，民间相传关羽曾在此作战丢失了一顶官帽，官帽便化成了一座小山，因而得名。显然，神化关羽是关公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3．其他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 诸葛亮、关羽之外，其他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亦在襄阳地区亦广为流传，约有15个。其中，与刘备相关的地名与遗迹有6个，即濯墨池、檀溪、的卢冢、的卢桥、马道口、三义石(三义石同时关联张飞)。濯墨池又称濯笔池，在襄阳西南郊虎头山顶，是一处天然池塘，相传刘备曾清洗笔墨于此。檀溪为汉江南岸支流，刘备遭刘表部将蔡瑁、蒯越等设计陷害，仓惶逃至檀溪，依仗坐骑的卢成功脱险。《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世语》记录了此次脱险经历:“(刘备)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的卢冢和的卢桥在檀溪附近，相传刘备坐骑死后葬于此，唐代胡曾《檀溪》诗云:“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引到檀溪。的卢何处埋龙骨，流水依前绕大堤。”后世在此一带建有“的卢桥”等建筑物，以纪念的卢救主的功德。马道口在樊城区，因刘备曾在此栓马而得名。三义石在万山上，一块巨石形似三人弯腰登山，民间传说是刘关张三人不辞辛劳寻访诸葛亮的形象。与张飞相关的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张飞井、张飞城。张飞井，即王粲井，民间另一说法:张飞用丈八蛇矛在万山腰捣了个无底洞，故名张飞井。张飞城遗址在谷城县西郊，民间传为张飞为入川征讨张郃所建。从史学角度看，张飞城故事是不可信的，张飞两次入川都是走三峡，张飞在谷城筑城入川征张郃的说法实为民间附会之词。《水经注》卷二十八注释“(汉水)南过筑阳县东，筑水出自房陵县，东过其县南流注之”几句时云:“沔水又南，汎水注之，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汎口，即是水所出也。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中。”筑阳县即今谷城县，郦道元叙述汉水流经筑阳县(谷城县)境时插入了汎水源头的故事，即张飞打败张郃事(其发生地在阆阳县，即今四川阆中市)，这应是谷城民间附会的依据。
与庞统相关的地名与遗迹有2个，即庞统宅、庞靖侯祠。庞统宅位于襄阳城东汉水南岸，为庞统故居。庞靖侯词是后人在庞统故里修建的祠堂，庞统战死后追封关内靖侯，故名庞靖侯祠，明清时期多次重修，明正德年间曾改称“凤栖书院”。赵云地名与遗迹有1个，即保康县云旗山。相传赵云从这里经过时，见山形壮观，很是畅快，便登上山顶，把红旗一插，顿时白云四起，故称云旗山，明显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之词。此外，马良、向宠、杨仪、杨颙均为襄阳籍蜀汉名士名臣名将，故而宜城、保康、襄阳等地传有马良冢、马良坟、向宠墓、杨仪故里、杨颙故里等地名与遗迹。
蜀汉英雄地名与遗迹中，有见载于魏晋历史地理文献的三国历史地名，如隆中、独乐山、檀溪、樊城等;有后世修建的纪念蜀汉英雄功德的文化古迹，如武侯祠、三顾堂等。但多数地名与遗迹具有鲜明的文学传说特征，如罾口川、卧牛寨等地名直接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水经注》记载樊城之北有曾水、曾口等地名，《三国演义》改为“罾口川”含张设渔网捕鱼之意，预兆于禁七军遭遇水淹之败，文学性很强，尽管故事源于真实历史。小虹桥、观星台、琴台、棋盘石、张飞井、马良坟、刀劈石、春秋寨、三义石等地名与遗迹是由《三国演义》故事衍生而来，“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秉烛读《春秋》”等等均为小说之笔。而张飞城、的卢冢、的卢桥、马道口、云旗山、官帽山、官斗坪、断缰桥等三国地名与遗迹则明显为民间附会地名，有的甚至源自望文生义，如云旗山、官帽山等。
文章作者：王前程 谭颖
文章来源：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 第7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邹怡思
校对：王茜
责任编辑：刘家瑶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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