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麟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与杨靖宇、赵尚志一起被日军并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然而历经了枪林弹雨，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李兆麟，却在1946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哈尔滨，倒在了黎明之前…
黎明前的哈尔滨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进东北，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被摧枯拉朽一般消灭，二战远东战场的局势已经明朗了。
然而东北的局势陡然复杂了起来，依照之前的协议，苏军打跑日本人后就该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但苏军迟迟不撤，总想在东北再捞点好处。
同时美国为防止苏联做大也来东北插足添乱，国民党当局借美国之势，不断往东北运兵，贪婪的“接收大员”们早已急不可耐了。
我党则在更早之前就站在解放全国的战略高度，为日本撤离后收复东北做了一系列部署。
1945年8月巧借美军运输机送20余高级将领从延安前往太行山东麓的黎城县根据地，刘邓、陈毅、林彪等从那里进一步前往华东、东北各大战场。
在我党当年对解放战争的构想中，东北地区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角色，解放东北是后续一系列步骤的前提。
因此在国民党重庆当局派遣各路“接收大员”前往江浙、湖广时，延安则从1945年9月起开始向东北派兵、建立组织，在达到10万人规模后，开始在当地征兵、转化，实力不断扩充。
因此1945年末的哈尔滨，名义上已由国民党接管，但苏军也没撤走。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中苏友谊协会会长，中共北满分局委员李兆麟将军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李兆麟1910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7月入党。仅仅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上级派遣李兆麟回东北开展抗日斗争。
李兆麟先后担任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
14年间，从组织地下工作，到带领游击队穿林海、跨雪原，李兆麟领导东北抗联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苏军对日宣战后，李兆麟和周保中负责领导抗联配合苏军对日作战。
抗战结束后，李兆麟被任命为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委员，被刘少奇指定为在东北与国民党谈判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李兆麟的中苏友好协会长身份、中共东北局高级负责人身份都是公开的，没想到军统特务已经暗中盯上了他。
国民党军方最早意识到抢占东北重要性的人物非戴笠莫属，日本投降的同时，戴笠就开始了军统向东北的全面渗透。
一方面遴选特务精英派到东北，一方面招徕伪满的旧军官乃至土匪，很快在东北建立了以“滨江本组”为核心的特务网络，其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东北地区中共军政情报，暗杀民主进步人士。
戴笠选派的“滨江本组”第一任组长张渤生野心勃勃，上任后每天想的就是“干一票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踩点，最终盯上了李兆麟。
李兆麟是中共在东北的要员，他的工作性质是斡旋于多方之间，经常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公众集会，抛头露面比较多，特务下手的机会就多。
但在当时的哈尔滨，军统“工作”起来也必须格外的小心。
此时松江省的政府机构和治安虽已被国民党政府接管，但国民党军队尚未跨过松花江，哈尔滨势力最大的其实是苏军，其次是中共。
张渤生为暗杀李兆麟将军先后制定了数套方案。
1945年10月，已转投军统的原伪满上尉阎钟章获悉李兆麟将外出的情报，张渤生亲自出马和阎钟章埋伏在李兆麟必经的水道街，结果误将与李兆麟体貌相似的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长李钧枪杀。
李钧被杀使李兆麟将军有所警惕。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给李兆麟安排了配车，出行不再步行一律坐车，这使特务埋伏路边伺机枪杀的路子很难成功。
特务又打算制造车祸，可李兆麟频繁改变路线，有时故意绕远，又使特务的计划落空。
军统滨江组总务科长何世英花重金收买土匪以及跟李兆麟有仇的汉奸分子，让他们充当敢死队冲进李兆麟工作的中苏友协搞自杀式袭击，结果也因为中苏友协安保严密而不成。
一系列失败把张渤生的“工作热情”都给浇灭了，遂决定先带着一段时间以来收集的中共、苏军情报回重庆汇报工作。
没想到在他十二分注意力盯着李兆麟时，苏军情报人员早就盯上他了。
张渤生没能离开哈尔滨，于1945年12月被苏军逮捕，此后被拉到西伯利亚关押了十几年，后引渡回国继续服刑，最终病死狱中。
李兆麟遇刺
张渤生被捕后滨江组组长由林再春接任，而刺杀李兆麟的任务则由新任哈尔滨警察局长余秀豪负责。
余秀豪，师从“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沃孟，回国后掌管浙江警察学校，抗战时出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五训练班教务长，参与起草《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在国民党的警政、谍报领域是与毛人凤、沈醉等人并列的人物。
经过之前的一系列事件，我方也已经意识到敌人盯上了李兆麟，东北局遂决定尽快把他调离哈尔滨，李立三、冯仲云也提醒他一定注意安全。
可时值1946年初，“制宪国大”即将召开，北满分局需要负责一系列准备工作，李兆麟每天为选举“国大”代表的事在各种社交场合、国府要员之间奔走，更加繁忙了。
余秀豪决定利用这一点，串通一位与李兆麟有工作关系的国府官员，以商讨“国大”事务的名义约李兆麟出来，实施诱杀。
最终他们选择了与李兆麟同为辽阳人的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和已经与李兆麟打过多次交道的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动手的地点则选定在与中苏友协几百米之隔的水道街9号。
那里是与军统素有来往的孙海镜家，之前就曾提供给张渤生从事特务活动。
余秀豪特别重视善后，在制定暗杀方案的会议上对特务们强调，无论如何动手后不能让人查到国民党身上。
为此松浦派出所所长刘希贤收买了两个土匪高庆三、孟庆云，由他们负责动手，并计划刺杀后由特务阎力维负责分尸，投入松花江冰窟。
学医出身的特务南守善建议道：“李兆麟行伍出身，正值壮年，斗室之中两个土匪未必能杀得了他，不如先把氰酸钾锂放到茶里给他喝下去，可保万无一失。”滨江组总务长何世英连连点头，把买毒、投毒的事安排下去。
在余秀豪的督促下，特务们做了十足的准备，还搞了演习，最终决定三八节那天动手。
1946年3月8日，李兆麟出席哈市的三八节庆祝大会，关吉玉、杨绰庵也都应邀出席。
活动现场，一位身材高挑的混血美女向李兆麟走来，邀请他会后前往水道街9号，关主席、杨市长有关于“国大”代表的重要问题相商。
此女李兆麟认识，正是杨绰庵的秘书，孙格龄。他所不知的是，孙格龄其实是军统的特务。
李兆麟当天已另有安排，遂婉拒了邀约。没想到当天下午就又接到孙格龄的电话，称事情紧急，请明天务必前往水道街9号与关主席见面。
由于此前与关吉玉、杨绰庵的见面多是由孙格龄安排的，因此这一次李兆麟也并没有多想，当晚还让妻子金伯文把明天会面要穿的衣服熨一下。
1946年3月9日下午3点半，李兆麟与警卫员李桂林乘车前往水道街9号，中途车子发生故障，司机和警卫开始修车。
正巧与李兆麟相熟的哈尔滨日报社社长乘车路过，李兆麟与其同车返回中苏友协。
将近4点时，李兆麟见司机和警卫还没回来，遂决定单独赴约。临走前叮嘱秘书，自己先去水道街9号赴约，警卫员李桂林回来后让他赶紧过去。
之后李兆麟步行前往。几个月以来为了安全起见李兆麟出门再近的路也要坐车，这是一次久违的步行。
据后来被捕的特务们交代，李兆麟到达后，当然并未见到关、杨，只有孙格龄招呼他落座，并把加了氰酸钾锂的毒茶递给他。
李兆麟咽下一口后就觉得不对，惊问“这茶怎么这么咸？”孙格龄向厨房喊了一声“换一壶茶！”——这是约定好的暗号——之后便下楼逃跑。
茶里是急性毒药，李兆麟瞬间就头晕目眩，高庆三、孟庆云从厨房里冲出来，手持匕首扑向李兆麟，在已经昏倒在地的李兆麟将军身上连刺七刀，其中一刀从前胸刺进，贯穿后背。
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哈尔滨就作为全国第一座被解放的大城市，迎来了她的黎明，可惜李兆麟将军没能亲眼见到那一天。
两个土匪得手后，阎钟章指挥他们把尸体拖到床下，出屋锁门，准备通知阎力维来进行善后工作。
其实在余秀豪看来，刺杀成功只算任务的一半，如果善后工作没做好，被人查出是国民党搞的暗杀，那将对他们造成极其不好的影响。
可惜余秀豪担心的一幕很快就发生了，阎钟章他们还没等下楼就在楼道里当头遇见了李桂林，李桂林并不认识他们。
但阎钟章认识李桂林，只听李桂林问道：“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中高个，穿大衣的人？”
阎钟章做贼心虚，吓得魂都飞了，摇头之后就带着两个土匪匆忙逃离。
凶犯结局
李桂林在独自寻找无果后，先是回中苏友协汇报情况，一段时间以后未收到李兆麟的任何消息，同志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向上级汇报。
中共哈尔滨市委立即部署，并通知苏军协助搜索，当晚苏军将水道街一带包围封锁，这就使军统没有了按计划毁尸的机会。
余秀豪本身是哈尔滨警察局长，平时掩护军统局工作是公开的秘密，哈尔滨市委与苏军向余施压，要求其三天内给出李兆麟将军的下落。
余秀豪则一方面利用职务便利阻碍调查，一方面要求参与暗杀的人员赶快转移。
余秀豪要求特务们尽快出城，务必做好隐藏，实在不行就自裁，谁敢招供，全家遭殃，并提供3.5万苏军军票作为潜逃路费。
负责在水道街搜查的警察都是余秀豪、刘希贤的人，按说很难找到什么线索了，可余秀豪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警察局的督察长马亮是我党的潜伏人员，当年的谍报战场就是这么波诡云谲。
案发第二天下午，由马亮带领的一队警察就找到了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的死讯震动了哈尔滨，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当局加紧调查，惩办凶手。
3月24日李兆麟的追悼会举行，为期三天的追悼会先后有数十万市民来为抗联英雄送别，人们在他的灵前喊出了“伸张法纪严惩元凶”、“无耻反动特务匪徒能活几时”的口号。
余秀豪决定丢卒保车，把土匪孟庆云抓起来，伪造了仇杀的口供，并在移交给苏军前给孟庆云吃下慢性毒药，见钱眼开的孟庆云暴死在苏军狱中。
南守善、何世英、孙海镜、阎钟章、孙格龄等人在哈尔滨潜伏了一段时间，随着哈尔滨的解放，他们相继各自向南潜逃到长春、沈阳等地。
然而中共中央对李兆麟遇刺案件极为重视。东北局陈云直接领导破案工作，中央指示李克农领导的我党情报机关协助破案。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哈尔滨警察局的传奇局长陈龙很快捉拿了马健胤、高庆三，并从他们的口供里得知了更多线索。
从解放哈尔滨开始，我军攻势如同烈火燎原，案犯们虽有国民党当局庇护，但他们逃得没有解放军的攻势快。
1948年10月15日，林再春在锦州解放时被捕，10月19日，孙海镜在长春解放时被捕，1949年3月8日，阎钟章在天津被捕，11月，南守善在北京落网。
这些人都依法受到了惩处。
可惜关吉玉、余秀豪、孙格龄等几个罪魁逃到了台湾，可以说是漏网之鱼。但是法网恢恢，终究难逃，相信早晚有一天对这几个人也会有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