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一木一浮生A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1988年8月，完成一年的援藏工作，我回到北京，此时，万寿路27号院门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的牌子已经摘掉了。此前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电子工业部，组建机械电子工业部。
我回到部里，这时电子工业部已经不存在了，部里的人分家也分得差不多了，一部分人去机械电子工业部，一部分人留在电子工业部改组的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我所在的电子部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这几个人，部长去机械电子工业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一个老太太退休了，其他几个年轻一点的，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机械电子工业部生产司，一个去学校当老师。部长问我想去哪里，我刚回来，一时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分家搬东西，什么照相机、收录机什么的，谁手头上管的谁带走，我手上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宣传部管着一个图书室，一屋子书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部长说，那么多的书也不好处理，你看看喜欢的拿几本吧。进去翻了翻，都盖着四机部政治部的大印。想想从四机部到电子部，再到机械电子工业部，部机关已经改朝换代几次了。图书室里不少是文革时期还有更早的内部出版发行的理论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种书外面是看不到的。许多书都想拿，多了抱不动，我于是挑了几本拿走。在万寿路电子工业部机关工作一场，能拿走的也就几本书了。
六十年代初，尽管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相当严厉，但对于学术界还是开了一点口子的。为学习西方经济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批西方经济理论著作和社会科学著作，我从四机部政治部图书室拿出来的，不少就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如《西方的没落》、《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与资本》、《美国与中国》等等。这些书或者在封面直接印上“内部读物”字样，而且在扉页上专门印上“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可见出版者也是煞费苦心，既要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又要规避那个年代可能出现的不明风险。文革期间可以理解，一些八十年代出版的书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标上内部参考就有意思了。
与商务印书馆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六七十年代也出版了一些西方理论著作，我从四机部政治处图书室里也拿了一些，如《现代资本主义》、《日本与美国现代经济关系分析》、《工业化史》等等，同样也在扉页上印上“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使用原著版本。”这句话，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在封面印“内部读物”，而是在版权页下方印上“内部发行“字样，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甚至连王亚南的著作《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3年出版时，也标注上”内部发行“。
那个年代的“内部读物“或者”内部发行“的书籍，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和”内部电影“一样，或者和所谓的”特供“一样，也是为少数特殊人群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