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这片谱写着五千年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土地几乎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轰轰烈烈的伊斯兰革命、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以及遭受的严苛经济制裁等等都书写着伊朗移民的故事。而伊朗移民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国家不仅经历了大量的向国外移民，其国内也接受了人数众多的外来移民（主要是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伊朗声称自己是全世界在近代史中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天堂。尽管大量的伊朗人移居海外，但他们仍然在伊朗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未与伊朗真正的割裂。
伊朗的三波移民潮
1950年以来的移民可分为三大浪潮，大致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移民动机，其中包括被迫和自愿离开。尽管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这三个阶段为概念化研究全球伊朗侨民提供了一个框架。
第一阶段主要是1950年至伊斯兰革命的1979年。此时伊朗尚在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之下，石油出口带来的可观收入以及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给伊朗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受益于改革而走向富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将原本封建体系根深蒂固的农村推上城市化道路。走出国门的风潮在新资产阶级中盛行，西方国家是他们的首选（主要是美、英、德、法），他们有的出境旅游，有的在国外成家发展抑或是将孩子送出国以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这些年间，出国行为主要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派，对于尚未有经济条件出国的伊朗人民来说，他们对国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崇拜。
据统计，1977-1979学年，约有100,000名伊朗人在国外学习，其中36,220人就读于美国高等院校；其余主要在英国、西德、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1978-1979学年，在美国注册的伊朗学生总数为45,340人，1979-1980年达到51,310人的峰值。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数据，此时在美国学习的伊朗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
移民的第二阶段发生在革命之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增加，1979年伊斯兰革命轰轰烈烈的爆发。1979年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考虑到与前政权的密切关系，当时绝大多数已在境外求学或者发展的伊朗人，如政府成员、军事人员或银行家等，选择留在国外，他们在伊朗境内的家人也随他们一起赴境外安家。这些保皇派同情者在革命的早期就已经逃离或者计划逃离，他们通常手头有大量清算资产。革命结束新政权建立的初期，他们不得不切断了一切与国内的联系，并且被要求不得以任何方式重返伊朗。
其次，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也是伊朗一次大规模移民的原因，很多年轻男性试图离开伊朗逃避征兵，还有许多人举家移民以躲避战乱。另外为了逃离过于局限的性别限制，年轻女性和家庭也是移民的主力。革命后，政府强迫女性戴头巾、削减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并强制她们服从男性亲属的规定，有一个女儿成为了一个家庭逃离的决定性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移民浪潮中的许多伊朗人都没有打算永久离开。相反，许多人只是将自己在伊朗的房子锁起来，打包了简单的行李，并将出国视为暂时离开他们在伊朗的生活。他希望若革命政府被推翻即可返回伊朗。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政权的限制，返乡的希望渺茫。
两伊战争带来的惨痛后果除了触目惊心的人员伤亡外，给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各种重要资源出现短缺，1990年是伊朗重建的标志性一年，一些移民重返伊朗主要为了伊朗的重建投资。为了吸引国外资本，伊朗建立了自贸区，推出经济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1998年选举上任的改革主义者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ed Khatami)接过“重建主义者”的接力棒，强调伊朗同移民国外的伊朗侨民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当局随后援引了《伊朗民法典》第 983 条，提供了重新申请伊朗国籍的可能性，而无需放弃在其他国家获得的国籍，从而开辟了移民的回家之路。
最后，大约从1995年到现在，第三波移民潮渐渐浮出水面。与前两波不同的是，这一波是由伊朗经济危机、人权记录恶化、机会减少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持久的紧张关系引起的。其参与者主要是工薪阶层的劳工移民和经济难民，与前两波的移民相比，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更少。仅在2000年，伊朗人就提交了34,343份庇护申请，是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0年初，关于核武器的争议将伊朗再次推到风口浪尖。由于被怀疑在军事领域展开核武器研究，伊朗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自从伊斯兰革命走反西化路线后，伊朗长期受到的经济制裁变得更加严苛。正是从这时开始，伊朗在国际贸易中被边缘化，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国际的联系，无法直接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一些城市（例如伊斯坦布尔、迪拜或埃里温）成为非正式的中转站。
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保守派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Ahmadi-Nejad)在人民的拥护中上台，尽管内贾德是奉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但是他的掌权并没有削弱政客、商人和国外人士的经济联系。相反，间接受益于制裁，一个从事跨国业务的新的寡头资产阶级出现。他们力图使其散居国外的资源为国家机构或半公共机构服务。事实上，对双重国籍国民的容忍证明了国家与部分散居国外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伊朗的海外移民现状
根据最近几轮政府人口普查数据，伊朗境外居住在美国的伊朗人最多，其次是加拿大、德国、瑞典和以色列（见表3）；美国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伊朗出生人数的三倍多，加拿大是伊朗出生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人口普查局估计，伊朗裔美国人社区（包括伊朗在外国出生的及美国出生的孩子）人数约为330,000，使用替代统计方法的研究估计伊朗裔美国人的实际人数在691,000到120万之间。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的伊朗群体（即声称拥有伊朗血统的人）是该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根据伊朗研究小组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一的25岁以上的伊朗裔美国人拥有研究生或以上学位，在67个种族中是最高的。此外，他们的人均平均收入比美国总体人口高出50%。
与美国的伊朗人一样，加拿大的伊朗人是高技能移民群体，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与美国社会不同的是，加拿大的伊朗移民大多是在1996年至2001年间被接纳的。除了第二波的政治难民，在1990年代，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利用加拿大的积分移民制度，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移居那里。1994年，加拿大的伊朗移民中有12%是企业家和投资者。
然而伊朗移民令人担忧的处境出现在瑞典。与加拿大和美国的侨民群体相比，瑞典的伊朗人尽管受过高等教育并拥有城市中产阶级背景，但失业率却相对较高。根据1996年的一项研究，伊朗人的失业率在瑞典各族群中排名第四，这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低估或不承认他们的教育和证书的结果。根据 2004年劳动力调查，在瑞典出生的伊朗外籍人士的失业率为20.4%。于是许多在瑞典的伊朗人要么在当地重新进行学习取得瑞典人承认的教育证明，要么自主创业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
未来的伊朗移民故事
伊朗的移民故事不仅限于移民和难民本身。通过伊朗电影的流行和网络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伊朗与海外侨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2004年6月的一份报告，自2000年以来，伊朗的互联网发展速度超过任何其他中东国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虚拟社区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将伊朗青年（估计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与他们的海外同胞联系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出生在伊朗境外，要么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伊朗。这种新社会现象可能会对伊斯兰共和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防止高技能人才进一步外流和高效应对经济制裁，未来伊朗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散居世界各地庞大的侨民同胞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Hommes & Migration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
编译：胡诗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