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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中的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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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现实 2021-09-20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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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老心理咨询师的墙上有一幅弗洛伊德的签名照。这是她之前的一个病人——不知运用从什么勾当中学到的造假技术——制作并赠送给她的,是一张样式很经典的弗洛伊德照片:西装革履、不怒自威,还有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一次咨询中途,我问我的咨询师感觉弗洛伊德的理论怎么样。她答复道:“我觉得它们不怎么样。”

她的不屑并不令人奇怪。弗洛伊德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于1939年去世后,英国作家威斯坦·休·奥登甚至在自己的《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中宣称弗洛伊德“代表了一整套思想氛围”,而接下来的20年则代表了精神分析的全盛期。然而好景不再。在学术领域外,精神分析一旦被提起,就会被认为是和颅相学、催眠术一起扔进了心理学研究方法垃圾堆的东西。欲望着母亲的男孩子、渴求着阴茎的女孩子…这些即是精神分析在大众想象中鲜活而又可笑的形象。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1996年,汤姆·沃尔夫写道:“弗洛伊德主义的消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锂(lithium)”。这位美国作者描述了1950年代初期,自己的双相情感障碍在多年的精神分析治疗无效之后,迅速缓解症状的方法以药丸的形式出现了。沃尔夫的例子是一个宏观情况的缩影。精神分析的式微恰好与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相对应,现代神经科学的物理学方法推动着精神病学的发展。今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描述5-羟色胺,多巴胺或百忧解,但这些人中很少有人可以定义原初场景或超我。正如美国作家西里·赫斯特维德(Siri Hustvedt)在《颤抖的女人》或《我的神经史》(2010年)中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现在被很多人视为“如果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思想与物质现实无关的男人,就是一个通过将各种胡言乱语喂给易受骗的公众以破坏现代性的、海市蜃楼般的怪物,直到他的思想、最终被建立在药理学奇迹之上的新型科学精神病学打破了。”

但在近几十年,这幅思想对抗的图景逐渐变得复杂起来。20年前左右,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一个拥有着不出所料地冗长名字的新领域,出现了

这一无定形研究计划的拥护者们由开普敦大学的南非神经精神学家、精神分析家马克·索尔姆斯(Mark Solms)率领,渴望在“大脑时代”(The Age of the Brain)恢复弗洛伊德的声誉。他们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年轻的时候就是在神经学开始了他的事业,并学习了20年的“硬科学”。他们指向了弗洛伊德在1890年代“创建一门属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企图,并强调了他一辈子所相信的、即他的理论会被大脑灰质的经验研究加强和改进。神经精神分析于1999年发表了其学术期刊的创刊号,并在一年之后举办了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师开始探究神经科学可能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他们的东西,而一种调和性的立场、也逐渐地被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些神经科学家接受,其中包括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约瑟夫·E·勒杜(Joseph E. LeDoux)、Jaak Panksepp、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Ramachandran),以及最重要的,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弗洛伊德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三次对人类自恋的巨大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显示我们并非是宇宙的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我们来自动物、而并非与自然界相隔离;最后即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不是个谦虚的人),展现了由于无意识的存在、人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主人。总体而言,神经科学支撑着弗洛伊德关乎这“第三次打击”的想法;而一些观点认为,“无意识”这一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将会被核磁共振仪所捍卫

坎德尔,一位神经科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是神经精神分析最著名的倡导者。在《洞察的时代》(The Age of Insight)一书中,他承认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即“我们大部分的精神、感情生活,都是无意识所占据的。”接着他又指出了另外两个弗洛伊德说对的地方。首先,“对侵略和对性的需求,就像对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是根基于人类心灵和基因的。”第二,“‘正常’的心理生活和心理疾病是一个连续体。”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理论和解,尤其是有关记忆的内容。在2015年出版的《心灵领域》(Mind Fields)一书中,凯西·施瓦茨谈久了当代有关记忆再巩固(Memory Reconsolidation)的研究暗示了长期记忆的可塑性,并支持了弗洛伊德有关“记忆是完全动态的”这一观点。精神分析领域“潜抑”(Repression)这个概念——即羞耻或创伤性的想法被意识所压抑,成为了潜意识中一个麻烦的存在物——听起来的确不切实际;但目前看来它的确部分地被神经科学所支持。当我们受到极大压力的时候,负责生成记忆的海马体会被避开,经验便被输送到了杏仁核前端的“恐惧中心”,变成了被勒杜在《精神分析理论:来自大脑的线索》(Psychoanalytic Theory : Clues from the Brain)一书中称为“无意识记忆”的东西。

同样,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也有很多神经学家并不急于认可的内容。很少有神经科学家接受他有关“恋母情结”的任何论述,其中提出孩子不知不觉地对父母产生了性欲。没有严肃的心理学家认可他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即一种认为人们在生命中会依次经过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和生殖期这五个阶段的思想。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精神分析的核心原则是所谓的心理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即认为任何心理和言语现象,无论看起来多么随机,实际上都具有某种意义。

另一方面,当代神经科学则将大量思考视为短暂的认知和知觉垃圾。“弗洛伊德式口误”之所以会被当作笑谈,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的存在。类似的,弗洛伊德“所有梦境都是充满意义的心理结构”的观点也被强烈地质疑着。哈佛大学名誉教授阿兰·霍布森(Allan Hobs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花了几十年来说明梦其实只是随机的图像和虚构,并和我们所谓的无意识秘密或戏剧化的愿望实现无关。

使弗洛伊德很难以任何科学方式进行评估的一点是,他其实更是一个哲学家或文化评论家。1930年——人类还需要整整15年才能目睹原子弹的可怕威力——弗洛伊德就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写道:

人类在控制自然力量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至于在这些力量的帮助下,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每一个人赶尽杀绝。他们知道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知识导致了他们目前的不安、痛苦和焦虑。

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观察大脑中的血液流动来检验这句话的准确性。我们当然可以花上一整天来列举弗洛伊德说对或说错了什么;但远比这更为有趣的事情是,尽管神经精神分析总是开始于对于相关调和性研究的平淡描述,该领域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它关切的东西更加根本。在它的争论,以及它未必成功也未必失败的、对于和解的尝试中,神经精神分析突出了对于“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两种最基本的回答方式之间的张力:作为主体和作为客体;或者用已经过时的二元论来讲,心灵和大脑之间的张力

我们如何思考心理功能一直指引着我们如何改善它。新石器时代的人认为精神问题是由恶魔导致的,因此试图通过在头骨上钻孔来驱除他们。在中世纪,忧郁症被判定为拥有过多的黑胆汁引起的,因此被送去放血、通便或驱魔。测绘精神与恢复精神之间的相同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同样也适用于精神分析。当弗洛伊德让人们躺在昏暗的房间里的沙发上谈论童年时光时,他既是在发现心智的结构,也在寻找舒缓心智的方法。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些学者所称呼的“神经文化”中,即大众和科学意识将人类生活理解为,如巴塞罗那大学的费尔南多·维达尔所说的,“身为,而不是只是拥有一个大脑”。现代心理学的反馈回路因其唯物主义而引人注目。抑郁症患者之所以会被指导服用如氟西汀(Prozac)之类的抗抑郁症药物,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情绪根本上是一种生理现象,因此需要进行物理干预。你具体如何思考自身的处境并不重要;改变,仅仅关乎如何从大脑层面调整“人肉机器”的运行方式

正如德国美因茨大学哲学家托马斯·梅辛革(Thomas Metzinger)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巨大的“人类形象的自然主义转向”是一切的根源,从宗教的缓慢死亡、到奇怪的宗教化超人主义运动的诞生。这,也就是精神分析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业余乃至无能的原因。

这不仅仅关乎处方药。当今的心理咨询中最重要的形式,即之前被称为“谈话疗法”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是非常反弗洛伊德的。我在上文提到的老咨询师就是一个CBT的专家,她是一名将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杰出医生。但是,我对CBT的体验,简直不能离对灵魂深处某些黑暗地带痛苦神秘的发掘更远了。在CBT中,痛苦的心理状态的内容和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对世界充满沮丧或恐惧的思考方式被简化为了一种如鲠在喉、类似错误算法的东西。我为什么认为自己处于某种难以捉摸但本质上空虚、因而应当去死的状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学会分析无用的思维模式、并对它们进行纠正。如果说精神分析是天主教的告解室,那么CBT就更类似于冥想用的坐垫、或马可·奥勒留作品的一章。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对想法做出反应,而不是这些想法本身对人的内心有什么意义。

CBT 疗法的核心:行为

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内省或反思已经过时了;现代的自我提升观念,很少不是基于对于我们血肉之躯的改善。我们认为幸福(无论它究竟是什么)本质上是一种生理目标。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人们这些年似乎不再晒日光浴或锻炼身体,而是“补充维生素D”或“释放一些内啡肽(endorphins)”。我们可能的确爱好冥想,但我们就不会被“将和尚放进核磁共振仪”的文章所吸引吗?我们可能的确喜欢吃三文鱼,但我们难道就不为自己“摄入了omega-3脂肪酸”感到庆贺吗?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由于“大脑辟谷”的帮助,他从一段短期抑郁症的发作中恢复了过来:自然睡眠、长途散步、以及大量的绿色蔬菜。它不是“百忧解”,但它们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通过外部的生理措施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创造了一种“理想的开心药”,使人们再也不用体会不必要的情绪,而是可以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幸福之中。我们都知道,赫胥黎的这一著作是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品。但是,正如米歇尔·侯埃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小说《原子化》(Atomized)中的角色所说:“每个人都说《美丽新世界》是一场极权主义的噩梦……但这是伪善的胡说八道。美丽新世界正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说,美丽新世界就是现代这种逻辑的完美终点。此时,反思和内省被彻底地抛弃,以换取完美精确的生理干预。

《美丽新世界》海报

相反,精神分析则建立在以下基本信念上:主观经验更加重要,反思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思想是有力量的。因此,其治疗模型植根于对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对话。精神分析的基本立场是极其赋权式的:精神拥有自己的土壤,如果我们可以学习着以正确的目光看待它,就可以开始辨认并绘制自己内在的思维图景。这种转变可能并不那么剧烈——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他的谈话疗法的目的是“将神经症的痛苦转化为正常的不开心”——但它也并非微不足道。正如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所说,评价精神分析及其后继者真正只需问一个问题:“言谈可以使人摆脱症状吗?”精神分析最根本的信念即是,仅凭主观内省、就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理图景。

脑科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这种基本张力,与所谓“意识的难问题”的核心张力相同,即客观和主观现实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将第一人称视角的价值带入神经科学的尝试,才是神经精神分析的核心旨趣所在。马克·索尔姆斯(Mark Solms)向我解释说,神经精神分析对精神分析长期迷宫式的历史并不十分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最原初的、弗洛伊德的哲学立场,这种哲学立场将对自然科学的尊重与对个人意识的重视融合在了一起。

“精神分析本身并不重要,”索尔姆斯经常这样对他的学生们说,“它关切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

索尔姆斯和其他人对大脑研究充满热情,但对诸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帕特里夏·丘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塔夫茨大学的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等思想家的“消除主义(Eliminativism)”(对于有关信念、欲望和感知的研究的排斥)感到失望。神经精神分析则致力于这样一个想法,也就是索尔姆斯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的:我们可以从这种主观的视角中、学到无论多么高精尖的科学仪器都无法使我们亲眼看到的、有关心灵的新知识。索尔姆斯认为,当代大脑科学很大程度上都使心灵的地位变得尴尬起来,而神经精神分析想要结束这种尴尬。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学本身,并不如弗洛伊德所代表的东西重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要抓着弗洛伊德不放?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甚至使1980年代和90年代爆发了所谓的“弗洛伊德战争(Freud Wars)”。这场战争的一方,用科学史学家约翰·佛雷斯特(John Forrester)的说法,是一群“如果没法不让弗洛伊德出生,就希望能让他所有的作品和影响都消失得一干二净”的作者们。的确,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遇到的一个很大困难就是找不到能对精神分析持客观中立观点的人,我也坚信我不论写什么都会使一部分读者感到不高兴。保存主观性?挺好的啊,我支持。但为什么不丢弃精神分析这个饱受争议的累赘、采取比如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的存在主义心理咨询方案以应对生活的挑战呢?为什么不接受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欲求置于首位的意义治疗(Logotherapy),或将主观性放在一切之前、哲学领域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传统呢?

不过在神经精神分析中,如果引用神经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脑中魅影》(Phantoms in the Brain)里的说法,弗洛伊德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可以研究心理生活的法则,正如心脏病学家研究心脏或天文学家研究行星运动一样。”而从临床的角度看,在弗洛伊德之前根本没有心理治疗这种东西。在雅洛姆的小说《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中,弗洛伊德的导师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为如何将这位德国哲学家从绝望解脱出来感到迷茫。他说,“绝望没有药方,而灵魂没有医生。”布罗伊尔能推荐做的只有疗养院,或“和牧师的一次对话”。

但在弗洛伊德之后,“灵魂的医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而这种医治是从个人开始,从他独特、内在的、对存在的观念开始的。对于弗洛伊德的基本信念(一种有关主观性的科学是可能的,这样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坚持是神经精神分析试图继承的遗产。对于索尔姆斯和其他人来说,无论弗洛伊德犯了多少错,他的追求之沉重和诚恳、都意味着他仍然值得思想上的敬意。我们的确可以论证对弗洛伊德名号的保存、损失大过收益,但是正如索尔姆斯对我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弗洛伊德;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重视大脑的心灵本质的新方法。而因为弗洛伊德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人,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马克·索尔姆斯 Mark Solms

恢复或保留主观性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这种吸引力揭示了我们对大脑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时代的双重思想。有关内啡肽、血清素(serotonin)和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的讨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即使证据表明我们的确渴求《美丽新世界》那样全面的生理控制,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之一;将我们的个人经验完全降级到物种层面的生理逻辑的想法仍然令人恐惧。而我们大多数人从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对自己的观念、对生活方向的希望,对自己所求和所畏的事物——是能够产生影响的。精神分析一部分的吸引力、就来自于它能使得我们对于自身更加充盈、神秘、具有叙事性。它使生活成为一部小说,而不是教科书。

当然,这一计划可能会变得过火甚至放纵:想象我们存在的深度代表了希腊神话中永恒的动荡使我们受宠若惊;想象我们的梦充满了意义、迎合了我们最基本的自恋心理。(同样的自恋使我们想向所有人介绍这些梦,也使别人的梦变得不再无聊。)但是此处起作用的一个基本规则,即不存在能彻底概括一个鲜活的心灵的普遍理论,更不用说概括所有心灵了。我们对自身的理性化提供了一种解脱:一切都不再含糊,一切都是可测量、可编辑的。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又不想纯粹根据概括着75亿人的生物化学理论生活。这是多么千篇一律啊!在这样的等式中有些东西丢失了,尽管我们很难说出它们究竟是什么。精神分析在人文学科中的幸存并非没有理由。弗洛伊德的著作引用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歌德的《浮士德》;一个世纪以来,包括H. G. 威尔斯(H. G. Wells)、弗吉尼亚·伍尔夫、J. G. 巴拉德(J. G. Ballard)和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在内的作家,都被他的作品所说服。正如精神分析一样,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也将个人生活的丰盈置于首位,并将现实视为由主体、而非对象组成的世界。正如精神分析一样,人文学科也经常被形容与科学时代技术的冷血统治相形见绌而走向衰落。这两个领域拥有相似的追求,都被一个相同的直觉所指引,即,我们所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如何生活

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神经心理分析挺进着,试图通过来自大脑的体验补充对于大脑的研究;试图用神经科学解释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描述的“意识的奇迹——一扇窗户在阳光照耀下的非存在之夜,突然打开。”

这张力十足的项目将我们展示给了自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as Metaphor)中写道:“心理学的普及和说服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作为一种升华的精神主义:一种肯定“精神”胜于物质的,世俗、表面上科学的方法。”弗洛伊德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对所谓的海洋感觉(Oceanic Feeling)不屑一顾。但是今天,相信反思的变革性作用,是在更具精神性传统、而不是现代科学中的主体性概念进行结盟;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这些精神性思想、正如精神分析一样,不会消亡

谈论没有本质自我不仅时髦、还在某种意义上极具解放性;但这种生活方式极其艰难。似乎,我们对于自身从摇篮到坟墓的漫长跋涉的看法依然极其重要;而经验的万花筒则不断凝聚成一个奇怪的、配得上那个过时的标签的亮点:灵魂。我不得不赞同索尔姆斯;这种对于心灵的降级感觉就像是一场慢动作的宏大悲剧。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神论,只是将人类提升到了一个实则神圣的基座上。这能怪我们吗?人类例外主义是我们的主要信仰。如果我们现在崇拜的确实是我们自己,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桑塔格的升华就是一种双重的虚张声势,一种使物质成为主导、但同时也混杂了其它东西的方式。

神经科学是科学的奇迹。我们需要它,我们也理应为它感到着迷。我也生活在双重思维中,我也追求“维生素D”和“omega-3”;但是弗洛伊德的图景仍然具有吸引力,无论它一开始有多么错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一个劳累过度的全科医生交谈了10分钟后就被开了舍曲林(Zoloft)。

但也正是在大约同一时间,我发现了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作品、感到了它对于生命之崇高苦中作乐的接受,就像上帝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从没吃过那些舍曲林,而是发现拥有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已经绰绰有余了。我内心世界中最有意义的发现——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佛教、工具乐队(Tool)——以一种类似纯粹思想的形式渗透了我的意识,使我将其吸收、并作为一名演员、存在者和见证人将它应用在现实中。

我不知道生活的这一方面该如何融入神经科学框架;但是无论是否接受弗洛伊德,我们都应该有所尝试

作者:M. M. Owen | 封面:ZKhoa da Kama

翻译:PZH | 排版:光影

原文转载自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https://mp.weixin.qq.com/s/ItsqjvTS9c9-dcFeqE4mHA

https://aeon.co/essays/can-neuroscience-rehabilitate-freud-for-the-age-of-the-brain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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