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主办《红星》，参加长征
1931年的夏天，邓小平来到了中央苏区，并被推选为瑞金县委书记。一上任，邓小平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迅速清除了很多反革命分子，为被冤枉的人平了反。
于是瑞金县全县人心大快，人们拍手称赞，说邓小平为“包公再世”。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邓小平认为瑞金的地位提高了，但担子也更重了。
于是，一个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经济的运动在瑞金县全面展开了，水库开始动工了，水坝的渠道也开始修整了，被服厂、纸烟厂等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当地的农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都积极起来了，全县的局面也大为改观。
之后，邓小平的工作也经过了一些变动，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工作。在那里，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太多，于是邓小平请求去办《红星》报，并成功征得了相关领导的同意，成为了《红星》报的主编。
出版红军报纸，指导红军建设和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红军政治机关的优良传统，因此办好这份《红星》报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办报，邓小平并不陌生。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他就获得过“油印博士”头衔。在瑞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邓小平又创办过《瑞金红旗》报。
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练就了邓小平敏锐的观察力和朴实的文字风格，他也非常了解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对于办好《红星》报，邓小平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于是，他将《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但这份报纸在中央苏区最终还是办不下去······
这不是主编邓小平的责任，更不是编委们的责任，而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就这样，邓小平和《红星》报全体工作人员被编在了“红章”纵队，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敌人围追堵截，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一面作战一面行军的艰苦条件下，邓小平等人仍在坚持出版《红星》报。
当时《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大部队行军。铁箱里面装的是办报的全部设备：油印机、油墨、蜡纸·······
一到了宿营地，那些铁箱子就是现成的办公桌，他们经常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就开始工作，为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长征初期，红军在过了湘江后，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紧急的关头，毛主席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情况，力主中央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当时周恩来等大多数的人都赞成毛主席的主张。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进方向，大多数人支持毛主席向贵州进军，但博古等人还是坚持应该北出湘西······
1934年12月下旬，红军攻克黎平，并在那里召开了黎平会议。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对干部进行了调整，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等。邓小平除了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经常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外，还兼管中央军委纵队警卫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改变了中央军委李德个人包办的状况。
通道、黎平、猴场三场会议，让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而红军也成功西进，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赢得了在遵义地区休整的时间······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参加了会议。据杨尚昆回忆，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并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为了遵义会议能顺利召开，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对自己一定的错误做了分析和检讨，但也强调了很多外在的隐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辩解。
接着周恩来作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之后，毛主席作了重要的发言。
毛主席的发言非常详细，针对“消极防御”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说明。
之后的王稼祥和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在会议的后期，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尤其是毛主席发表的长篇内容，起草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乃至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受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原则上的错误，肯定了毛主席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会议还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贵州鸭溪一带，又成立了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这次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的红军长征，就是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毛主席则起着最重要的核心领导作用。
邓小平作为中央的秘书长，直接参与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认真履行着中央秘书长的职责。当时行军，邓小平和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都是一起。
据邓小平会议当时：
每天住下来，毛主席他们都会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行动的······
之后，在毛主席等人的正确指挥下，红军转战了川、黔、湘等十多个省，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成功到达了陕北，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在此后的时光中，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之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西南的解放和建设······
多方证明，终成定论
在长征途中，颠沛流离，很多会议都是随时召开的，就算遵义会议也是这样的，留下的记录并不够全面。
而邓小平本人也很少提及这段历史，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在提到会议参加者的时候，并没有邓小平的名字。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在1955年开放的，当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并没有邓小平。
当时还误将董必武、林伯渠列入了参加者的名单，直到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并没有参加。
1958年11月，邓小平在杨尚昆的陪同下在贵州视察工作。期间，他们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当邓小平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建筑后，他是非常兴奋的。
他一边参观建筑的环境，一边兴奋地同陪同人员说：“就是这里，当年就是在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在楼下参观的时候，邓小平认真地看着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然后和大家诉说着当年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故事，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走进当年开会的房间后，邓小平看着熟悉的场景，立刻就想起了当年开会的场景，他非常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然后，他又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当时就坐在那里。”
听完邓小平的话，当时的随行记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等人迅速记录了下来，这也是比较珍贵的史料啊！
走出会议室后，邓小平站在走廊上，若有所思，问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个地方原来很宽，怎么现在变窄了？”
有一位工作人员回答：“当年红军在很艰难的条件下才打下了遵义，在这个楼里开会，自然感觉房子很高大宽阔，但是您这次从北京来，自然也就感觉窄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和大家说起了当年在这里一起看地图的场景。
邓小平的这次参观，不仅证实了当年的会址和会议室位置，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党史资料。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了相关的领导之后，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的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的照片(按照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序列)。
到了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赋闲在家的时候，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在闲谈间提及了这件事情，邓小平还感慨地说：
“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添一份光荣······”
到了1980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有关他的党史资料中，在介绍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时候，又重新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
时光流转，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就在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这个简单的问题上，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伏······
除此之外，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身份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第一，《红星》报主编；
第二，中央队秘书长；
第三，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中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公布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以后，才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任职搞清楚——中央秘书长。
当然关于这个身份的确认也是有很多佐证的：
比如在邓小平那个时期所填写的履历表中，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也曾经多次和人说过，在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1984年，有关部门在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略条目的时候，就曾请示过邓小平本人，他说自己在1934年年底开始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1984年的10月，杨尚昆在回答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职位的提问的时候曾很明确地说：
“······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有些不记得了，但回到北京我问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告诉我邓小平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的记录，职位是党中央的秘书长······”
同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问过刘英同样的问题。刘英的回答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往了作战部队，中央秘书长的工作由我接替。
但刘英在之后的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
“李富春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前线，叫我接替他，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通过上面的这些证据，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职位已经很清楚了。但中央秘书长和中央队秘书长是否是一回事呢？
刘英在接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谈和接受另外采访者所谈，一为中央秘书长，一为中央队秘书长，应该两者是一致的。
因为邓颖超也担任过中央秘书长，但是除了有邓小平接替她的工作记载外，并没有史料记载中央秘书长另有人担任。
在红军长征途中，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中央队，而中央队又起着核心的领导作用，那么中央队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应该就是中央秘书长所担负的工作。
虽然在当时的战乱条件下，职位的名称有时没有太严格，但两者的职责应该是一致的。
就这样，当年真实发生的事情，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建国之后，多次提及
或许遵义会议不仅是出于党的重要转折，更是邓小平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而且邓小平还亲自经历了这段历史，因此更加刻骨铭心。
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伟大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
这就代表了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的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曾说：
“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党中央的秘书长······”
1989年，高龄的邓小平在和李鹏等人的谈话中，提及：
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一代开始的。
同年的六月，邓小平再次提到了遵义会议：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现在起需要建立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到王明，都没有成立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的，后来又加入了任弼时同志······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转机。
他是由遵义会议前的被排挤，转变受到了信任，转换到了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
从此得以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干，开始了他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