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已经是深冬时节，南下的寒潮来得特别快，街头行人都裹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我快步走在空旷的大街上，看着手机屏幕里儿子王浩天胖乎乎的脸，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儿子半眯着眼，用手拉被子遮住了半张脸，无论我对他说了什么话，他都一言不发，比起半年前活泼好动的样子，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自2020年3月份以来，儿子脸上就没有出现过笑脸，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图为高露和儿子视频。
我叫高露，来自湖北襄阳。回忆2020年，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俨然就是一场噩梦。上半年我躲过了疫情，也逃过了打工工厂的裁员，最后却逃不过儿子的病。我们一家人长期在江苏省太仓市打工，我和丈夫都在工厂里上班，公公年龄大了只能找一些杂活干，婆婆则在出租屋帮我们照顾孩子和做饭。每年只有春节时才可以回老家襄阳跟亲朋好友团聚，但2020年的春节却出乎我们所料，当我们回到老家襄阳，一场波及全球的意外发生，本来阖家团圆喜气洋洋的日子荡然无存。图为流泪的高露。
看着情势越来越严重，我在老家也待不住了，因为担心被困在家里没办法出来上班，所以和家人商量趁早回到太仓。当时我计划大年初三就出发回太仓，老公的态度比较乐观，决定留在家里等等。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初二那天，家里有个也在太仓工作的亲戚因为工作原因要提前回去，我跟家人商量过后就带着儿子坐了亲戚的车回太仓。结果我们前脚刚走，计划玩几天再回太仓上班的公公婆婆和老公被困在家里出不来了。图为高露的丈夫在打工。
我和儿子回到了太仓的出租房里，两个人相依为命，回到太仓的第七天，我的体温测量出了37.2℃，那几天的心情是无比沉重，心里害怕极了，每天都度日如年。一直在想千万别被感染，如果我被感染了，儿子肯定也会被传染。当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我没有被感染，告知我们出院回家的时候，我的一颗心终于如释重负，感觉重获新生了。图为医生在给孩子检查。
可是刚回家没几天，我又接到了厂里同事的消息，说厂里要裁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生怕自己下一秒就会失去工作。这样的煎熬一直持续到工厂复工，接到上班的通知，我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感觉一切应该要正常起来了，然而并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更大的灾难正一步步向我们靠近。图为高露在做饭。
3月13日的中午，儿子吃过午饭和小伙伴一起玩了一会儿篮球，下午突发腹部疼痛，在太仓当地医院CT检查结果为肾挫伤，肾包膜下血肿，因为情况紧急，建议我们转院治疗。于是第二天便用救护车转到上海的医院，儿子当晚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立刻给我下了病危通知书，告诉我孩子的危险程度很高。图为病房里的王浩天。
我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地上蹲了一个晚上，孩子病危，自己在太仓又举目无亲，我独自一人蹲在医院的通道里流泪。第二天，医生说高度怀疑肾透明细胞瘤，我一下子蒙了，瘫坐在地上。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孩子的病情容不得我多想。4月1日，孩子进行了右肾及肿瘤切除术，随后被确诊为肾透明细胞肉瘤。看到病理结果的那一刻，我几乎窒息，原先我一直等着奇迹，等着医生告诉我是误诊，没想到等来了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图为病房里的王浩天。
我不知道那些天是怎么过来的，每天晚上我都是在重症监护室门口打地铺，想离自己的儿子近一些。我坐在地铺上，整日整夜以泪洗面，我觉得我的天塌了，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孩子才上一年级，他以后的人生还很长，我多么想代替他躺在病床上，可是我无能为力，我什么也做不了。4月10日，孩子开始了漫长的化疗之路，但经过5次化疗后，儿子的病情似乎并没有出现好转。图为孩子奶奶推着王浩天去做血透。
儿子生病的前三个月，一直是我陪在医院，后来因为没有工作家里实在困难，婆婆主动要来医院带孩子。婆婆身体不好，而且晕针晕血，我担心她受不了刺激，我本想把工作辞了专心照顾儿子，她却狠狠说了我一通，让我多挣些钱给孩子治病。治疗半年多来，儿子现在不能走路，吃喝拉撒都是婆婆照顾，婆婆这段时间瘦了20多斤，人更加苍老了。而我则是在太仓和上海两地跑，每个周末赶到医院去搭把手照顾儿子。图为孩子奶奶在照顾王浩天。
目前儿子又出现左肾功能不全、尿蛋白、高血压、肌酐高、心包积液、腹水等症状，经专家会诊，有可能是肿瘤引起的免疫系统问题，要继续化疗。之后孩子一边激素治疗一边化疗，可没有想到，第八个疗程结束的时候，情况更加严重了，不得已转到了肾脏科治疗。医生说孩子现在已经引发了急性肾衰竭，每天都要做透析，需要加大激素的药剂量和免疫抑制剂，一天不做透析就会有危险。图为病床上的王浩天。
我欲哭无泪，为什么我的孩子有这么多的苦难？孩子已经切了一个肾了，为什么另一个肾还要出问题，为什么不给孩子留一条生路呢？相比于孩子每况愈下的病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治疗费用。半年多来，我们已经花费了60多万，家里微薄的积蓄早已花得精光，还欠下了20多万的外债。尽管医生告诉我们孩子存活的希望越来越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坚持，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希望，我一定会陪着我的孩子和病魔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