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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档案春秋》杂志）
1974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消息：“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为进一步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从5月1日到5月23日，全国各地城乡将举行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
汇映期间，全广大城乡的电影院、放映队将集中放映《智取威虎山》《红灯纪》《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龙江颂》《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八部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以及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摄制的《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四部彩色故事片。”
在世界电影分类词典里，“样板戏影片”是中国人的独创。回望中国电影发展100年的历史画廊，这一道很独特的景观无法被人忽视，更无法让人回避。十年的时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外，“革命样板戏”成为银幕上无可撼动的绝对主角，而这样的影片在上映时竟能场场爆满。
“八亿人民八台戏”，这种荒唐不要说外国人难于理解，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不会相信当年他们父辈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竟然是那样的可怜、可悲。
“样板戏影片”缘起：摒弃才子佳人，提倡革命现代戏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的演出剧目虽然出现了少量的革命现代戏，如话剧《智取威虎山》(1958)、沪剧《碧水红旗》(1959)等，但不可否认，舞台上大多上演的还是传统戏。江青对此非常不满，同时也自认为这是捞取政治资本的绝好机会，于是开始着手京剧传统戏的批判和现代戏的“指导”。
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有29个剧团带着35个剧目兴致勃勃地来京亮相，共演出了244场。周恩来、康生、陆定一、江青、郭沫若等都出席了大会并观看了部分演出。其中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被确定为八个保留节目。
江青对这次观摩演出热情很高，7月5日她参加了观摩演出人员举办的座谈会，俨然以一个“文艺领袖”的形象发表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长篇讲话。讲话中称，全国3000多个剧团中的2800多个戏曲剧团演出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舞台上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资产阶级的一套。戏剧艺术家们都是在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而没有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江青甚至很“专业”地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改编京剧，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合乎京剧的特点，有歌唱，有武打，唱词要合乎京剧歌唱的韵律，要用京剧的语言。否则，演员就无法唱。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公开以“革命文艺旗手”自居，加紧插手戏剧界。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制定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1967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发表。她宣称文艺战线上存在着“黑线”和 “红线”的斗争，“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江青在会上还发表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当时的68部与部队有关的影片进行了褒贬，建国后拍摄的影片竟然有三分之一受到了批判。此次座谈会以后，江青的地位迅速上升，担任“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第一副组长的威慑力实在不容小视。1967年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5月1日至6月17日，江青在北京举办了“八大革命样板戏汇演”，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等八大样板戏集中献演218场，历时一个多月，观众多达33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这次“文艺革命”成果的隆重展现。1967年5月 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江青在1964年的那篇题为《京剧革命》的讲话，1967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称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
汇演的成功似乎给江青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她马上又开始筹划将样板戏迅速地搬上银幕，以巩固京剧革命的成果，扩大样板戏的影响。就这样，一种被称为是“样板戏影片”的片种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下，荣幸地得到了“文艺旗手”的亲自关怀，登场亮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