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谍战片的人都知道，中统是陈立夫管的特务机关，军统是戴笠管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在电视剧里通常都是心狠手辣、老谋深算的形象。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有些看上去是蒋汪特务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也叫红色特工。比如《潜伏》的余则成，《风筝》里的六哥。1929年的上海滩，一个小混混拿着机密文件想卖个好价钱，没想到最后命都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潜伏》里的余则成】
1929年5月的一天，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华人帮办谭绍良，突然打电话给一个姓杨的好友，并在电话里说，可能有地下党的线索。谭绍良找的这个人叫杨登瀛，本名叫鲍君甫。
【鲍君甫】
他表面上是蒋军调查科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红色特工。他所在的调查科，实际上就是中统的前身。之前，谭绍良在租界闹了些不愉快，是杨登瀛出面摆平的，因此一旦有什么关于地下党的消息，谭绍良总是第一个通知杨登瀛。杨登瀛和谭绍良约好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见面，没想到那个所谓的关键人物，竟然是一个街头混混。
只见来人20出头的样子，穿个中式短衫，故意戴了顶黑色礼帽，想必是来大饭店，才临时戴上的，典型的一副混混装扮。谭绍良给杨登瀛介绍了小伙子的名字，叫王松生。杨登瀛礼貌性的点点头，表面上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心里很疑惑，这样一个混混能知道什么机密？又怎么会知道地下党的消息呢？王松生看着桌上的山珍海味，两眼直放光，结果谭绍良根本没打算让他坐下，说了几句圆场的话之后就赶他走了。王松生本来还期待杨登瀛能为他说话，不过杨登瀛打心里就看不起这种街头流氓，自然也就没说什么。王松生只好感恩戴德了几句，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谁知，后面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几天后，王松生主动找到了杨登瀛，还带来了一个神秘的布包。这个布包裹得很严实，仿佛生怕谁看得见里面的东西。自从上次见过面之后，杨登瀛也没有想过从这个混混身上得到什么信息，所以也就很随意请王松生先坐下。谁知道，王松生一走进屋子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布包，邀功似的拿出里面的东西来。
杨登瀛定睛一看，这份文件不是普通的文件，而是封皮上写着“华字通报”的文件。如果不是内行，自然看不出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杨登瀛是谁？上海中统里的红人，自然一下子就知道这份文件的份量了。其实，封皮上写着这四个字的文件，都是“中央通告”，属于上海地下组织的机密文件。王松生一看找到“肥羊”了，马上问要不要这个文件，杨登瀛二话没说，转头就拿出10块大洋。
王松生接过大洋的时候笑得十分谄媚，多嘴问了一句:“杨先生，如果有更多的这种文件，你还要吗？”杨登瀛笑了，心想这背后恐怕能扯出一个叛徒团伙，马上点头。王松生立马承诺下次多给杨登瀛搞点“好货”。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杨登瀛装作不经意地问起了文件的来源，王松生这时候早就被钱蒙了眼睛，自然也就供出了背后的同伙，是一个叫陈慰年的发小，现在就在地下党之中。
杨登瀛面不改色将王松生送了出去，立刻通知陈赓这个重大消息，抽空将机密文件送回到陈赓手里。陈赓表示十分感谢，并说一定尽快找到叛徒。经过大家的努力，陈慰年这个叛徒终于被找到了，就在上海沪西区委的一个秘密机关里。虽然人找到了，可是想要抓到他出卖组织的证据却很难。第一，他只负责偷出文件，并不负责找买家。第二，只要经手人不供出他，那么就算抓到了经手人，也不好处理，因为经手人并不属于地下组织，拿什么规矩去定罪呢？第三，经过调查，这个叛徒竟然是将文件复印了才拿出去的，所以说这样子更难定罪了。
为了尽快收拾叛徒，陈赓找到了杨登瀛，制定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锄奸行动！1929年6月的一天，王松生又拿了一些文件来，杨登瀛说着说着要请王、陈二人去五芳斋吃糕点，那个时候能吃上五芳斋的糕点，可以说是上等人的待遇了，王松生一听就眉开眼笑，直夸杨先生是活菩萨。第二天下午，三人在指定时间来到了五芳斋的包间，酒足饭饱之后，早就埋伏在街上的两个特科队员等着信号，杨登瀛从窗子往下看给了两人信号。
于是，当王、陈二人走到一个漆黑的弄堂里的时候，2个跟在后面的特科队员立即用手枪抵住了这两人的脑袋。随着“砰、砰”两声，王、松二人倒在了地上。2个特科队员也顺利完成了任务，马上离开了这里。得知行动成功，陈赓十分高兴，并转告了总理，总理表示，这次得谢谢“杨先生”，不然还不知道陈慰年已经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