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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王雪涛合作 <<�多寿图>>

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林凤眠、李苦禅、李可染、黄胄被称为近代十大画家,齐白石收徒数千,其中王雪涛、李苦禅、王森然、陈玄厂,并为齐白石先生钟爱的四大弟子,李可染既是齐白石的弟子,也是黄宾虹的弟子,十大画家中,李可染李苦禅都是齐白石的徒弟。林风眠培养出李可染、吴冠中、王朝闻、艾青、赵无极、赵春翔、朱德群等一大批艺术名家。徐悲鸿发现并提携了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的学生当代著名书画家吴作人、李可染、黄胄、沙孟海、费新我等。徐悲鸿十分敬重齐白石的为人和画德,极为赞赏齐白石的画风和画技。同样。齐白石对徐悲鸿也非常尊崇、倚重,信任有加,视他为真正德艺双馨的画坛英才。这两位相差30多岁的艺术巨匠,自20世纪20年代末一见如故之后,因共同的艺术旨趣,从此结为肝胆相照、互为尊敬与支持的莫逆之交。二人的情谊真挚深厚,终生不渝,传为佳话。

齐白石是一位平民艺术家,他的成功得益于陈师曾和徐悲鸿对他的器重。徐悲鸿称吴昌硕为“外行人入画坛”吴冠中说徐悲鸿是“美盲”。徐悲鸿的高度是一种理论上的指导意义的高度,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悲鸿本人的政治敏感性与民族责任性是高于赵之谦和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所以,徐悲鸿具备一位左右中国艺术史的人物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徐悲鸿在一些理论上,也存在着康有为的偏激,主要是因为他对康有为的欣赏有很大的盲目性。由于他欣赏康有为的所有,所以也就欣赏了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激进,在文学上的霸道,在艺术上的固执。相对而言,徐悲鸿在艺术上的高成就,得益于他的政治敏感性。从而在人民和政府的支持下使得下要风的风,要雨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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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是一位写生派的艺术家。他深受海派的影响是较少的。但他受到黄宾虹和齐白石艺术风格左右较大。他的山水依旧取长于徐悲鸿的“黑”,并且用西洋的绘画技法将中国画山水愁绝一方,有古圣贤之大美。有人说,李可染绘画思想是徐悲鸿的非正统思想,这话有点道理。原因是徐悲鸿和李可染的关系密切,甚至连黄宾虹、齐白石先生都是徐悲鸿介绍给他的。黄宾虹是借鉴认可金石,但彻底否定吴昌硕的,与徐悲鸿是一致的。而齐白石可以说是徐悲鸿一手栽培的。所以,说李可染的山水是徐悲鸿的非正统思想的山水的得以实现,是有一定道理的。李可染本人的山水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和徐悲鸿的马的风格有同工异曲效果。都不是以笔墨见长,西方绘画风格,光与墨交融明显的艺术。但在学术上,李可染的绘画比徐悲鸿更有深度。李可染的动物和人物画,受齐白石的影响比较大,都是写意为主。

张大千是在复古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他的天资聪慧与后天的勤奋塑造了他是近现代一位文化修养举世无双的艺术家。尽管其早期临习过任伯年的人物、吴昌硕的花鸟,一是由于任伯年的绘画风格空灵,人物画特征明显,技巧性容易掌握,加上任伯年本人的文化素养的欠缺,所以他的画只能是以技法见长,容易仿制和借鉴。二是由于吴昌硕热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注重金石的张大千也受其影响。吴昌硕的修养全面,除了赵之谦可与其相并论,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都是无法和他比较的。这首先要得益于他本人是鉴藏起家,对传统经典有博大的眼界。就连黄宾虹那么注重学术修养的人,他也会被张大千的仿制品所障眼,误以为是真迹。

潘天寿是一位在传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他汲取石涛、八大、吴昌硕等人的艺术精华而成为以风格制胜的艺术家。他的花鸟和山水以及动物意趣幽远而接近现实,色彩艳丽而空灵,构图险绝而不奇,有开宗立派之效。尤为贡献突出的是他把中国的指墨艺术发扬了一个高度。在艺术效果上弥补了毛笔所无法达到的缺陷,增强了画面的意趣和空灵,给中国的画的创新与变革方面作出了一大贡献。潘天寿的书法是输别人一筹的他的书法艺术是大量汲取了黄道周的精髓。其实,在我看来,黄道周是明末清初最差的一位书法大家。。一种险绝的书法意趣和另一种险绝的绘画雅韵结合,未免有点张扬与做作。这是潘天寿的弱点。不过,从宏观上来时,潘天寿的花鸟、指墨和动物画,以及他为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努力是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的,值得肯定,也不妄为大师,可算一面旗帜。陈师曾在上海拜在吴昌硕门下,吴昌硕非常高兴,因为他爸爸是陈散原,他爷爷是陈宝箴,湖南第一师范就是陈宝箴办的,还办报纸、办矿。毛泽东也说过,要是没有陈宝箴办这个湖南第一师范,我们都没有学上。吴昌硕很高兴,因为是贵公子在跟他学画,很有面子。当时潘天寿也跟吴昌硕学画。陈师曾和鲁迅是好朋友,在鲁迅日记里有多处写到和陈师曾的交往。

齐白石临终前对子女说,我一生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陈师曾,一个就是感谢徐悲鸿请他做教授。当时陈师曾把齐白石的画推荐到日本,而且卖得很好,是陈师曾提携了齐白石。刘海粟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一定的悲剧色彩。黄永玉讲的一句话:"刘海粟这个人吹一辈子牛皮画一辈子画儿"。如果考究其绘画,他也具备一定的艺术天赋,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海派艺术,以及张大千等人的风格进行了借鉴,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推动中国画发展的努力,但都无法和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以及林凤眠相比较。刘海粟本人对中国画的笔墨的理解是模糊的,他的作品完全体现不出来中国画的神采。尽管有海派艺术的意韵,但深度不够,色彩过于张扬,压迫主题和精神。他的书法并没有张大千、潘天寿以及他总是“喜好”的徐悲鸿和林凤眠的书法那么正宗。一直以来,刘海粟总是喜欢拿自己和徐悲鸿相比较,甚至是性功能,以及艳遇上。但纵观事实,徐悲鸿当时和现在的影响力,以及绘画水平和书法水平都远高于刘海粟。第一、徐悲鸿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远高于刘海粟的,他的艺术思想是革命的、民族的、也是历史的。而刘海粟当时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只是孤军奋战的一个“艺术叛徒”,遭现实的排斥;第二、徐悲鸿有慧眼识英才的气度和远见,他提携了齐白石、傅抱石,也培养了李可染,这种做法是大度的,也是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的;而刘海粟总是一味的忙碌于自己孤军奋战于是非和纠缠之中,尽管一直搞美术教育,但挖掘和培养人才方面是不够的;第三、徐悲鸿总是活得轰轰烈烈、光明磊落,一生服务艺术,贡献社会,为艺术捐躯。据说,刘海粟总是政治思想不稳定,今天投靠日本人,明天投靠国民党,在艺术上也是投机取巧,善于“侵权”和伪造,急功近利,有很大的投机嫌疑。至于林凤眠,我认为他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教育上的努力可能不及刘海粟,但林凤眠的艺术水准是远高于刘海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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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是距离我们年限最近的一位大家。他是笔墨加素描见长。他主要以人物和动物为题材,借鉴西方技法将中国画的民族性推向一个高度。黄胄的贡献在于他是继齐白石、潘天寿、徐悲鸿以后,利用西洋技法将中国画人民化、群众化、民族化的统一。在开天辟地的创新手段彻底地打破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人物画和动物画的绘画程式和组合程式。是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毛驴》栩栩如生,姿态万千,较李可染的《牛》来,更具有生机性。这也算是对继李可染的人物和动物画组合的又一次变革。虽然在思想上步了李可染的后尘,但创作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是青出于蓝的。黄胄的花鸟是步前人后尘的,他没有什么创新的成分,一就是写意,笔墨和技法毫无改变,和他的人物画以及动物画两个面目,足见一斑。他的书法基础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制约了他本人没有走传统的大写意文人画。从本质上来说,黄胄的画是集大俗而成的,虽然有很大的群众基础,但学术性匮乏。这与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有关,受历史背景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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