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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案》；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我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现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关键词：西夏地形图；《宋两名相集》
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关键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载地图二：一为《陕西五路之图》，二为《西夏地形图》。二图之后为“西夏堡寨”，前有标题一行：“范文正公集附录西夏堡寨并地图二”，最后十字系用小字附注，应是交代“酉夏堡寨”和“地图二”都是出于《范文正公集》。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有《与徐星伯中书书》说：张秋水（张鉴之字）文曾从旧本范文正集影钞西夏地图，“旧本为里中刘氏所藏，兮其家书籍已散，无由借读，独图为张文景钞成”。张鉴并没有讲旧本范集究为何本，而沈垚又未见到此旧本，仅在《落帆楼文集》卷一中指出“今世间通行文正、忠宣之集皆无图”，于是两图的来源都成为疑问。
俄人K·A·斯卡奇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Аилриановпч•Скачков1821-1883）于19世纪末从中国搜去一批图书，伯希和在《俄国收藏若干汉籍写本》一文中指出其中1250号内有西夏图尚佳，亦从《范文正公集》绘出者，此图所列地名确为古名，可以上溯至契丹时代，“若考证其是否本于一种宋版《范仲淹集》”，颇饶兴味也。1959年苏联学者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在题为《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的报告中已将此图披露，经与《西夏地形图》对比发现，两图只在一些地名写法上有些差异,其内容和画法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肯定两图在渊源上存在明显的联系。
求实和陈炳应先后撰文对克恰诺夫的论文和刊布的地图进行辨证，他俩都对此图出于《范文正公集》的提法产生怀疑，认为不是出于宋人之手，当为清朝人所绘。其理由是：图中地名年代已在范仲淹及其子范纯仁二人死后，且图又不见于通行本的范氏文集，清张鉴告沈茬仅说旧本，年代交代不明，至于斯卡奇科夫搜去的旧图更是一个无头案。陈炳应还认为图上所标四至、河流绘成双线、山的画法等近似清代乾隆内府舆图的画法，都是时代比较晚的特征。
我们认为：地图上的地名年代虽晚于范氏父子，但并未晚于宋代，范氏文集刻本很多，各代都有，据我们所知，尚未见有人将各种版本清查一遍，在通行本中未见到地图，并不能说明其它版本中没有。此图的绘法和注记形式是中国古地图中常用的传统绘法，在现存的宋刻地图中亦是常见，故此，不能否定《西夏地形图》为宋代所绘的可能，关键问题是要全面地查阅各种版本的范氏文集。
二、明万历三十六年《宋两名相集》的发现
根据前人的记述，《西夏地形图》是出自《范文正公集》，依据这一线索，我们首先在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重校范文正公集》（下文简称《重校》本）中找到了《西夏地形图》。其图与《西夏纪事本末》附图基本一样，少数差异经考查应属张鉴影刻时所造成。以下证据使我们得出此刻本就是张鉴据以影钞的“旧本”的结论：
1.此本为明毛九苞受康丕扬之命重编，“凡例”中有一条说：“初刻以本传、碑铭，总属遗事，苞意此非遗事，更定：先本传、次碑、次誌铭、次遗事、次地图，总之曰附录”。“附录”有目录，其最后是《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和“西夏堡寨”，与《西夏纪事本末》交代相合。
2.“凡例”中还有一条说：“初刻目录、年谱、本传、碑铭、遗事与本集杂为十卷,今更定本集为二十四卷，余附之前后。”由此可知：“初刻本”仅分十卷,“本传、碑铭，总属遗事”也杂于十卷之中，毛氏奉命重校刻范集，就是将初刻十卷本重加编排，将范氏原作分为二十四卷，将非范氏所作分出列于集之前后。他在《书范文正公集后》说：“苞既受命，……复次范公集为二十四卷：赋二卷，诗三卷，义说、论赞、颂述一卷，奏议四卷，劄状一卷，表二卷，序记一卷，书启三卷，尺牍二卷，祭文一卷，碑一卷,墓誌铭、墓表三卷，年谱、年谱补遗以冠集首。本传、褒贤碑、墓誌铭、遗事、义庄规矩、西边地图附录于后”。如此编排，就较初刻的“杂为十卷”本合理。“西边地图”就是指《陕西五路之图》和《西夏地形图》。“附录”为毛氏首创，非以前所有。如此说来，张鉴从旧本范集附录中影钞，就只能是此次刻本。目前我们査出的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当然，此次刻本并不限于北大所藏之本，乌程刘氏所藏本并不一定是北大藏本，但可以断定，张鉴影刻底本为与北大藏本相同的刻本。
如上所考，毛九苞奉命重校刻范集，系以初刻十卷本为底本，材料（包括地图）都是初刻十卷所有，并非另外增加，只是前后安排不同。现要进一步查明的是初刻十卷本，究为何人何时所刻。按范集最早刻于北宋，今传世各本都有苏轼元祐四年序，是为范集最早刻本。苏轼元祐间与范仲淹子纯仁同官开封，最早刻范集者为范纯仁，苏序亦出纯仁所请。今传世北宋唯一刻本，傅增湘已据“宗讳暑、树、警皆为字，桓字不避，是钦宗以前刻本”，分为二十卷，当即元祐四年最早刻本，至少为最早的分卷数，后来范氏后裔岁寒堂所刻诸本，亦皆二十巻。毛氏所称初刻十卷，并非指范集最早刻本，目录亦不相同。康丕扬曾于万历三十六年将范仲淹范纯仁之文集合刻为《宋两名相集》，其中《范文正公集》正分为十卷，范集刻本很多，但十卷本唯有此本，因知毛氏所称“初刻”系指康氏万历三十六年第一次所刻，若如此，《重校》本附录中地图至少为康氏万历三十六年初刻本所已有。后来，我们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找到了这个“初刻本”，其中的《西夏地形图》与《重校》本中的地图完全一样（见图版壹），从而不仅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又将现存最早的《西夏地形图》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当然，“初刻本”亦当本自以前刻本，附录中所有文字资料，至少皆为元天历戊辰本及其后翻刻本所有。唯地图可能除外，非出于元刻本而另有来源，因为其中的《陕西五路之图》上称蒙古为“北虏”，似为元刻本所不容照刻。如下文所考，《西夏地形图》中地名建置最晚时间为北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而《陕西五路之图》为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绘制，相当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
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载《范文正公集》宋刻本有：乾道丁亥俞翊刻本，淳熙丙午綦焕刻本（附遗集三十七篇、尺牍三卷）、宋刻小字本，宋刻大字本。
其顺序似按年代先后列举，宋刻大、小字本，未记年号，所列宋本，仅据所知，亦不完备。今除北宋刻本外，无一可以考验，因而究竟出于何本，现已不能确知，但至少明代刻本范集已经收入。
将《重校》本与张鉴刻本对校，除“寨”字张刻全为“砦”字外，只有极少数字有岀入，有的字明显为张刻所改动，如“有谷道无降”，张刻本“降”字作“條”；“骆驼巷”为黄河支流之名，张刻“巷”为“港”；“八猪岭”张刻“岭”为“山”；“葫芦河”张刻“芦”为“罗”字；“神城”张刻'“城”为“武”；“乱井驿”张刻“乱”为“乳”字。张刻本或改或误，全可查明，因而我们认为张本是影钞《重校》本。
至于《西夏国地图册》本，与张刻本亦略有异同，孰是孰非，因《重校》本发现而完全解决。我们认为此图册系徐松《西夏地理考》稿本，其中《西夏地形图》即沈垚钞送徐松者，而沈垚稍有更改，如“朔庆军”改为“翔庆军”；“普宁军”改为“晋宁军”，显为依据记载。但“夏”字写作“憂”字，沈垚、徐松皆不可能有此种误写，沈垚影钞后，必又另请他人重钞一份送徐松，而重钞者不谙西夏历史，所以才有此错误。关于《西夏国地图册》的来源问题，因超出本文范围，留待另文。
三、关于《西夏地形图》绘制年代与作者身份
《西夏国地图册》的引言中说旧本《范文正公集》中此图为宋人绘制，伯希和也说：“此图所列地名确为古名，可以上溯至契丹时代”，但并未说出具体证据，克恰诺夫曾提出为公元1066-1081年，证据有二：一是兰州绘在西夏境内，而西夏占据兰州，仅为公元1063-1081年；二是绥德军绘在宋境内。而宋占此地为公元1066年。按此图所绘界线，西起天都山（为宋、夏之界）。《宋史•地理志》西安州天都砦下注：“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天都山为元昊所命名，建南牟内殿、馆库于此，曾为宋、夏界山，故宋夏界线西起此山，而兰州尚远在西安州之西数百里，并不在西夏境内。至于绥德军，原名绥州，熙宁三年（公元1066年）收复绥州,废为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改为军，克恰诺夫所举公元1066年仅为收复熙州之年，但图上已作绥德军，不是绥州，如据后者至少是在元符二年以后，但元符二年还不是图上地名最晚年代。
陈炳应认为，《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具体地说是以公元1119-1120年间的宋夏疆域为主要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宋朝占领最晚的是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占领永和寨”。我们从全面考察，仔细分析宋夏边境上地名年代，认为宋取永和寨虽在宣和元年，但永和寨是宋旧寨，早就在宋境内，范仲淹曾予增筑。《宋史•地理志》仅记永和寨于清远县下，不知何时为西夏所取，宣和元年“大破夏人，取永和寨、割踏寨”，这就是陈文所本。但应注意，同时取回的还有割踏寨，即图上所标“割踏口”。《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西夏图”绘有割踏寨与赏移口并列，就是根据此图上两地名，位置甚合，但此图绘在西夏境内，而去宋境尚远,如果此图已反映宣和元年收复的永和寨，则割踏寨为同时所取,亦当一同反映，特别是宣和元年大破夏人，实出于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是役死者十万”，所得之地不过永和、割踏两寨，自属事实，如果此图反映宣和元年战果，童贯必大肆宣扬，就不能一在境内，一在境外。由于此图仅绘永和寨于宋境内，而割踏口仍在夏境，这就表明它并没有反映宣和元年的情况，永和寨在宋境内乃是在此之前的事，非宣和元年战役所取，因而不能作为此图断限根据。
我们将宋、夏沿边府、州、军、城、堡寨地名全部核考，确定最晚的年代为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图上有两处为此年所建置：一是怀德军,《宋史•地理志》：“本平夏城（旧石门城）绍圣四年建筑，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徳”。二是神堂堡。“大观二年进筑，赐名”。年代明确，且非孤证。至于大观二年是不是此图年代的下限，还必须检核全图。检核结果是：凡大观二年以前建置的，此图所绘政区地名大抵皆合；而大观二年以后建置的皆不反映。
至于此图的作者，从图上注记文字称谓中可以看出必为北宋官吏，如注记有：“夏贼犯边之路”、“夏贼逃所”，“国信驿路”。称“西夏”为“贼”，明显站在北宋政府的立场上，称宋与西夏间信使交往之官道为“国信驿路”，也说明作者为北宋人。此人对于北宋边境上军事堡寨绘载特详，同时又对于西夏境内地理相当了解，应为北宋防御西夏武职官吏。绘制此图的目的主要是为对付西夏服务的。
四、《西夏地形图》的绘载内容分析
《西夏地形图》所绘为西夏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而以前者为主。西夏无《地理志》，此图又是当时人所绘，因而是研究西夏地理最重要的资料。而内容又多为史籍所不载，故有必要加以论证，以便利用。
人文地理包括政治、军事、交通、经济和文化地理，是此图的最主要内容，不少可补史籍之缺或相互补充印证。
1.政治与军事地理皆包括于政区内。西夏政区分为府、州(郡)、军、县，包括军事建置。军多设于州，系为军事而设的机构。城有县城，军城，皆属于政区，不必另分。
（1）府 图中宋境内有延安府，西夏有兴庆府。兴庆府为西夏最高一级政区。公元1022年李德明以怀远镇为兴州，公元1033年元昊升为兴庆府，以为国都直至夏亡(公元1227年)。
（2）州 除宋境六州外，图绘西夏之州凡21。《宋史•夏国传》记：“元昊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此西夏前期之州，凡十有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记西夏二十州，即于威、龙二州间多一怀州，盖为宋史所漏。《宋史•夏国传》最后总述西夏地理又说：“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日乐、曰廓、曰积石”。此后期之州，后四州皆为南宋时取于金者，已在此图之后。此图二十一州比前期二十州多丰、石、永、雄、归顺五州，少胜、绥、龙、会四州，绥、龙、会三州在大观二年前已为宋取，胜州不见于后期州中，当已废，故图少绘此四州，多出五州。石、永、雄三州皆见后期州中。丰州、归化州则为史籍所缺。二十一州中不见记载或地望不明者为雄，永二州。
雄州：原为唐设，见《新唐书•地理志》，在灵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夏之雄州，仅见此图，当沿唐雄州之旧置，但史籍不见，建置失传。
永州：见于《宋史•夏国传》,列为河西之州，《武经总要•前集》灵州下记河外旧有五镇，保静镇升为静州，怀远镇升为兴州，定远镇升为定州，灵武镇升为顺州。仅得四州，独临河镇无西夏所立州名，图中永州正南临黄河,或即由临河镇所升。
(3)郡、都督 图仅标五郡名与二都督，灵武郡大都督,朔方郡，敦煌郡、宁朔郡、下都（督）晋昌（郡），其实州皆挂郡之虚名，且有都督,分为大、中、下，皆自唐来，图因注记地位限制多未标注。“晋昌”郡亦自唐来，“重校”本与张刻本皆同误刻为“普昌”，《西夏国地图册》依记载改为晋昌，应属正确
(4)军 西夏的军，相当于州，为军事行政机构，略同于宋,但制度有异。图上绘西夏十六个军，皆《宋史•夏国传》所记西夏早期十二监军司，多出翔庆军、贺兰军、清远军、瀚海军四个军,其余十二军和十二监军司有二个名称稍异，一是“永寿保泰军”，《宋史》作西寿保泰军，二是“瓜州平西军”，《宋史》作“瓜州西平军”。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六月癸未下：“鄜延经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国改西市监军司为保泰军，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宋史•夏国传》亦记此年夏国主凉祚“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彼此亦有矛盾，如再以图互校，威州即韦州为静塞军,石州为祥祐军。《宋史》韦州应与石州互易。
多出之四军中翔庆军见于《元史•地理志》三：“灵州，下。唐为灵州，又为灵武郡，宋初陷于夏国，改为翔庆军”，是前期已有翔庆军。《范文正公集》卷六记：“元昊……又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图仅记十六，而《宋史》仅记十二，显然不全。《宋史•夏国传》:“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兴州兴安府七万人为驻守”，灵州已证明军名为翔庆军，贺兰军正与图合。清远军原为宋军,《宋史•夏国传》咸平四年“九月来攻破定州，怀远县及堡静、永州，清远军监军段义叛，诚遂陷”。元丰四年收复，图绘于宋界外夏国境内，大观二年前当又夏占，史籍失载。瀚海军，陈炳应认为：“‘瀚海’是指大片的沙漠地区，绘图者不明史实，在‘瀚海’之后错加‘军’”。这意见是不对的。唐代就有“瀚海军”，唯设在“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重加修筑，管军一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图绘瀚海军在灵州南，韦州北，黄河之西，吴仁渠之下，此处不仅非沙漠,且有灌溉之利，为屏蔽灵州而设，《重校》本正作“瀚海军”。认为“军”字为错加，是臆测无据的。
(5)县 图上标有三个县：鸣沙县、玉门县、保静县。
鸣沙县 《元史•地理志》鸣沙州：隋置环州，立鸣沙县,唐革州以县隶灵州，宋没于夏国，仍旧名。
保静县 《宋史•夏国传》载：咸平四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与保静，以保静置静州。《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下品中有保静县，保静州与保静县在一处。图以保静县与归顺州为一处。
玉门县 唐县，属肃州。宋初属沙州曹氏，1036年元昊取瓜、沙、肃州。图上注记，“神武一名玉门县”，神武不见记载，当是军名，唐有玉门军，沙州曹氏仍有玉门军，西夏得玉门县后，当设军于此，而称为“神武”，县则仍沿旧名。
《天盛年改定新律•司次行文门》曾记不少县名。图以幅面所限多未标绘，其来自唐、五代、宋初之州,领县多如旧置，西夏新设之州，领县没有记录，保静县升为州后仍当领保静县，附廓，故静州与保静县平列于方框内，可作证明。
（6）城 宋境内的城，与寨堡同为军事防御而设，属于县或州下。西夏境内的城，方的为军的治所，如“和南军卓罗城”，多数属于州下，有的原为县，如瓜州与沙州间有：薑城、常乐城，红罗城，其中常乐城即唐常乐县，属瓜州。沙州曹氏二州六镇，常乐为六镇之一。肃州与瓜州间有德光城,光野城(应属肃州)，甘州与肃州间有薑野城(应属甘州)，此外，在凉州与和南军间有把勒沙城，则不详所属。
图仅绘宋沿边堡寨，西夏沿边没有。上引《宋史•夏国传》指出：“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是宋堡、寨为夏夺去者，改为州、县，亦有未改。但图未绘西夏沿边堡寨，仅在定州、怀州之间交通线上绘有一个会亭堡，二州往来之路至此北往黑山威福军至駆粗界，堡以亭名当为交通要驿，为北往駝帽之起点，相当于早期之亭，与军事之堡寨性质不同。
西夏地形图（采自《宋两名相集》）
2.交通地理此图绘有宋至夏与夏至契丹境驿路以及夏各州、军间之交通路线，比较详细，有的还详绘驿站与驿名，沿黄河两岸还注出渡口数处，山路有的也注某山口或某某口，可以说这是现存古地图中绘载交通路线较详细的一种，因此成为此图一大特色。但由于图本身比例不一，里距、方位都欠准确，加之路线常因为注记与山形所隔断，不能联系，必须通过研究，才能予以复原，否则就难于利用，兹论证如下：
（1）国信驿路 此图绘驿路两条，其一注明“国信驿路”，这是宋与夏国间信使、国书所经由的官道。图中起点应从界首工井入夏境，经盐州至若井。因为注记所断，以下至黄河未绘路线。国信驿路终点必为夏都兴庆府，图于吕渡之北，黄河北岸又绘一条路线经静州、永州而至兴州兴庆府，两路线应相接连，由吕渡过黄河，经静州至兴庆府，此路南段“若并”附近注记有“夏贼犯边之路”，以下在白池、乌池间，分为两支：西支至洪州，东支为“国信驿路”。夏侵宋边境，当亦由国信驿路及其东支路。据《宋史•夏国传》：至道三年“王超，范廷召遇之于乌、白池，大小数十战，不利”，这是夏侵宋边由此路之确证。按唐、五代与宋初以灵州为大道。由庆、环州，沿白马川，出青岗峡，以至灵州，亦称青岗峡路，宋与西夏战争中，此路亦多见记载。自元昊以兴庆府为国都，国信驿路遂改以兴庆府为终点，不经灵州，此路南段当经洪州，至延安府，因此宋以鄜延为军事重镇，自来即当交通要冲。
(2)夏至契丹驿路 夏称臣于遼,使节往来频繁，而中间须横渡沙漠，故设有驿。《隆平集》卷二十：“至徳明，攻陷甘州，掠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此图绘到契丹界的驿名与路线、位置，首起马练驿，终于横水驿，恰为十二驿，与《隆平集》中十二驿合，此驿路起点亦为兴庆府，在吃啰驿与启啰驿间，注记“灵州界”，可证此驿路亦不经灵州，而经其北境，十二驿除横水驿在麟州之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西夏图”中已标绘外，其余都在今毛乌素沙漠中，无可确考。
(3)自兴庆府经河西凉、甘、肃、瓜、沙州，出古玉门关至高昌回鹘路 图中甘州以西至瓜州间为注记阻断，未绘路线；而自兴庆府至“兴州界”亦未绘路线，当不经灵州，而度叶子川，自此开始至凉州始绘路线。
（4）至西蕃界路线 西番指青海青唐口厮罗所建立之政权,此时吐蕃已退出河西，自李德明攻灭甘州回鹘，又取曹氏瓜、沙州后，即与青唐政权接境，时战时和。此图绘与西蕃接境，所指即青唐政权，反映西夏前期疆域实际情况。
（5）至鞑鞳界路线 图绘自兴庆府东出兴州界，至黑山威福军，而“达鞳界”注于山北，此路当为兴庆府至鞑鞳路。应沿黄河至河套北，由黑山威福军北出往鞑鞳。
（6）由夏国石、银州至宋边境路线 图绘自夏州以南经讹河石堡、石州、祥祐军、无定河、银州至宋界。此段按今地图，皆沿无定河，南下则至宋绥德州。夏州往北，为山形阻断，山北绘有路线至顺化渡,亦未再绘路线，按宋王延德《使高昌记》即自夏州北出，越沙漠,渡黄河，由向西行，当即沿此路至黄河。其北渡黄河处，文中未记其名，可能即顺化渡。
至于夏境内交通，除上述外，仅有联系州、军间路线：
（1）图上所绘最长一条为自黑山威福军至黑水镇威军东西路线，中注有“木栅行宫”，“卫国殿”，则南与兴庆府相连，当沿黄河至河套，即上至鞑鞳界之路，至黑水镇威军，今居延黑水城，则当河套西越沙漠，图绘西段所经之地，除碧罗山外，其余皆为四字与五字之地名，名称奇特，如“委阿啰磨”、“井阿啰磨祖”和“阿啰磨娘”，似皆为部族名称，不见记载，驻地亦随水草迁移。
(2)由契丹驿路向南分出支线至左厢神勇军，又向北至麟州界、府州界，此两州皆为宋境。
(3)由袋袋岭西出有两条路线：一经天丰仓、鸣沙县、割踏口、赏移口、杀牛岭，往永寿保泰军,在北。一经钱哥山、灵州界、打冷沟川、八猪山，至轻啰浪口，其南即萧关与天都山，南下当即出萧关道。此两路亦当为夏南下侵宋边境常由之路,北端起点应为灵州，由经“灵州界”可以证明，袋袋岭亦在灵州西境,见上引“西夏图”。
图上标出三个渡口名，一为吕渡、二为顺化渡，皆在黄河南岸，吕渡当为兴庆府东渡黄口。三为郭家渡,在河北，与雄州并列，雄州当沿黄河北岸(西岸)，因当黄河渡口而设立。
图上标注不少口名，有些为山口，如前、后石门口；或谷口，如西谷口；有些当交通线上，仅名某口，如割踏口、赏移口、碧林口、宁令口等，皆为交通要口，并多和夏侵宋边境有关，如“宁令口”标注于“夏贼犯边之路”上，而割踏口又名割踏寨，见于宋与西夏战争中，寨即因路口而设。
3.经济地理图上绘有定期集市贸易之会，储粮之仓与产盐之盐池，分述于下：
（1）会 会为定期集市，今内地多称为集。图中所绘之会有：钿会、勒鸡会、叶子川会、白沙会,皆西夏民间贸易集会之所。
（2）仓 图于鸣沙县旁标“天丰仓”，当置于鸣沙县，但不见记载。西夏为了战事需要，常于各地置仓积谷。
（3）盐池 图上注记盐池名有贺兰池、盐池、百池、乌池；盐井名有砦井、广井、沈井移、萌井、工井、板井和龚盐井。西夏以产青白盐著称它是西夏主要商品之一，这些盐池、盐井产盐历史悠久。图中所绘百池以产盐得名，乌池则以产青盐得名。
4.文化地理图绘“西夏祖坟”、“五台山寺”、“木栅行宫”、“卫国殿”皆属建筑，姑归文化地理：
（1）西夏祖坟 已经考古发掘、调查，在今银川市西北25公里、贺兰山东麓，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公里，西夏诸帝皆葬于此，因注记所限，此图所绘位置在贺兰山南，属于示意。
（2）五台山寺 《宋史•夏国传》记李德明于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五月，“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閤门祗候表瑀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五台山”。五台山在宋境内，图所以绘“五台山寺”，盖表示西夏统治者常遣使至五台山寺，但标于贺兰山，应是随意标绘。
（3）木栅行宫 《西夏书事》卷十八记元昊役使丁夫数万人，在贺兰山东麓建离官，大至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宴游其中。图标“木栅行宫”正在贺兰山东侧，或即指此。
（4）卫国殿 不见记载，未详所在。
自然地理方面可分为水、山和原三类。
1.属于水类的有：河、川、泽、泉
（1）河、川 图绘有河流符号的，一为黄河，一为黑水，但皆未标名，依其经流而定，后者图绘出“回鹘界”，经三危山南，穿甘、肃州间历祁连山北，过黑水镇燕军而北注，按此河即古弱水，后名黑水，今仍名黑河，又称张掖河，源出祁连山，经张掖(甘州)西，至黑水城(即镇燕军)，下游汇为居延海，祁连山在甘、肃以南，图误标于北，三危山在河川敦煌，相去更远，非黑水所经，甘州回鹘此时已早为夏灭，此处所标之“回鹘界”应指三危山即敦煌以西新疆境内之回鹘，但非黑水所从出，图盖得自传闻，故方位不准。
图于黄河北岸、兴州西绘有二支流，一注析河，按其迳流为今庄浪河，另一在其东，未标名，流经叶子川会，当即名叶子川。
兴庆府与灵州之东，黄河南岸(东岸)亦绘一支流，而“骆驼巷”即标在旁，《西夏国地图册》本改作“港”，盖以为此小河之名，但《重校》本仍作“巷”而非“港“巷”非表河名，而其东南又可与至契丹之十二驿接，骆驼又为沙漠必须乘用者，“骆驼巷”可能为交通路线所经地，不是河名。《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图”幅，置“骆驼港”于今都思兔河，“港”字已属用，定为河名，并无记载根据，至于定为都思兔河，更无根据。
图上仅标河名者有葫芦河,今名清水河；无定河，今仍同名，或称红柳河；白马川，今为环江西源，下游皆入宋境。打冷沟川当袋袋岭至轻罗浪口交通线上，未详所在。
（2）泽 图于凉山南、黄河北，标有“南山九泽”，未详所指。
（3）泉 图于“卫国殿”西，标“有泉九十九眼”。按辽西京道丰州境内有“有九十九眼泉”，在今集宁市西，与此似非同地。图中误标。
（4）瀑(渠) 图于灵州西、东，各绘有支河，自黄河南出，西仅绘一条，标“吴仁瀑”，东绘三条，仅标“大绞瀑”、“里仁瀑”两名，三河短而排列相次，显为人工凿引黄河之渠，三盖表示多。《西夏国地图册》本分别钞为“久仁渠”“大交渠”“里仁潭”，盖以“瀑”为“渠”或“潭”之误;今新发现《重校》本仍皆作“瀑”。从图形看，皆为引黄河灌溉之渠，“瀑”“潭”皆“渠”字误抄。《宋史•夏国传》：“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源、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图中所注“瀑”应皆为渠,名则不见记载。但皆为夏灌溉大渠，则无可疑。
2.山类 有山、岭、谷、峡等。
图上绘有众山形,标出二十二座山名。南面当宋、夏界线上的诸山，如天都山、小青山、大青山、甲子山、磨云山，当作为界山。其中天都山在西安州，有天都砦，南至天都山十里，见《宋史•地理志》，熟以山得名，应设于山旁。当交通路线上的，有些未注山名，当表示山路；有些是名山，如祁连山、三危山、灵武山、胭脂山等；有些不尽可考。
图标岭名有：罗堆岭、破娘岭、青岭、袋袋岭、杀牛岭、麻娘芦岭、阿罗把岭。杀牛岭当即癿六岭，重和元年筑，为割牛城处，已见上引。
图标谷名有新山谷、啰保大陷谷，信宿谷，大、小白羊谷,大像谷,横涧谷。其中啰保大陷谷在贺兰山东北端，其余当皆贺兰山之谷。
图上标有“青岗峡”，记载多见，当白马川东，为入灵州大道。
3.原类图标有“望梅原”，应指平原。又有“奈里平”，按王延德《使高昌记》自夏州，经黄羊平，字又作“坪”，西夏境内以平为名者有七里平、桃堆平，其中黄羊平在夏州北，已处于沙漠边缘，其他二个平，又皆藏粮之地，当为沙漠地带有水草之平地之居民点。
五、《西夏地形图》的绘法及其科学价值
此图绘法有四：
1.方位东、西、南、北分别标于图的四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位明确。尽管具体地物及其相对位置往往不够准确，但作为图的整体方位，还是正确的。
2.比例图中所绘各地物间虽有一定方位和距离比例，但各部分比例或大或小，相差甚多，任意缩绘，不少地物及其相对位置、方位欠佳，地形失真，黄河尤其明显，图之南部宋、夏边界线与堡寨全绘在东西一条线上，也说明此图之示意性与缩绘之任意性。
3.图例河流用双线；道路用连续的点，画成虚线；国界用连续的实线；谷用凸起线，山形用人字形重叠多层。凡此亦皆为传统的绘法，图例虽简，尚较规范。
4.注记多数一行直下，少数两行平行，也有横行。地名多加外框，也有不少未加；附注较多，但附于上、下，左、右各方；河流绘有河形者，多不注河名，如黄河、黑水；而有不少仅注河名，不绘河的形状，如无定河、白马川等，因而皆必须考证才能定位定名。
西夏自绘之地图，不仅记载中未见，近代出土大量西夏文物，包括黑水城西夏文书在内，亦毫无所闻。此图虽非西夏人所绘，但仍属同时代宋人所绘，不仅最早,也是唯一留传下来的有关西夏的地图。在绘载内容上，标明为《地形图》，即地理形势的简称，实即地理图，包括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而以人文地理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交通、贸易、生产与文化地理）为多，其中又尤以交通地理项详绘路线、驿站、渡口、谷口和路口等为首见，因而在地图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此图的另一价值就是它的史料价值。西夏无地理志，其他史料亦很残缺，近年虽出土大量西夏文书，不但没有地图，有关地理者也相当稀少。此图是唯一用地图形式表示当时西夏地理的，很多地名为史籍所不见，有些虽有记载，但不能代替这种图绘的形式。只是必须根据有关材料，参考现在的实测地形图，加以考证，落实定位，复原今地，才可利用，所以本文不嫌繁复，尽量在这方面做一些考证工作，但做得仍很不够，许多地名无记载可考，目前还不能一一落实，尤以部族名称为甚，故以俟来日。
文章作者：黄盛璋 汪前进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选稿：耿曈
编辑：吴雪菲
校对：徐省之
责任编辑：张纯瑜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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