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界社会加诸女性的自卑感搏斗了半辈子，
戴锦华不再追问自己“像不像个女人。”
她希望所有女性都能学会一件事，
就是“不参与迫害自己。”
每个人都不要忘记，女性是人类的一半，
女性是什么样的、女性能做什么、
女性该如何生活，女性有权自己定义。
40 年前一次命运的随机安排让她涉足到电影领域，
她称幸说“电影是我毕生之所系”，
而当走过不同研究场域后，把视点再度回到电影，
她说：“我是把电影作为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窗口，
通过电影去看到那些越来越看不到的东西，
通过电影去看到关于人类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想象的改变。”
十几年前，学生们私下谈到一个话题：戴老师像我们的爸爸，还是像我们的妈妈？大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第二天，他们对戴锦华说起此事，戴锦华说：“这个问题好无聊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我是你们的老师嘛。你们就是在讨论，我对你们更具有父亲式的权威，还是更像母亲般的呵护？事实上，我在同时做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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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一个女性看到自己的前半生是一个放下这个问题的过程，不再追逐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戴锦华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非常自信，作为一个女性却极端自卑。那些“谁会娶她呀”、“不像个女人”、“以后肯定嫁不出去”的声音常年相随，她也曾觉得自己不好看、不娇媚、不小鸟依人，传统的女性特质似乎都没有。
第一次穿裙子，戴锦华已经二十多岁，之前不愿意穿，因为觉得丢脸。她生长在强调“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性别意识是被含糊的，女性都在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性别。那一代女性的成长是一个获得性别意识、第二性建构的过程，她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是女人，我们跟你们（男性）是不同的。”戴锦华看到，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发声因此与西方完全相反，西方的女性主义在说“我们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中国女性主义的声音是：我们和男人不同，我们 应当有做女人的权利。
在电影界，戴锦华有一个好名声，或者其实也可以说是“坏名声”——不好商量。电影节的评选阶段，讨论会议往往被导演出身的评委主导，因为电影本就是导演的行当，导演们又有统御力、气场强大，其他评委也愿意相信导演对电影的理解和判断。除了女性电影节之外，评委中的女性总是少数，即便如此，戴锦华仍然勇于直抒己见，并且据理力争，“我会特别坚持我的意见。”
意见不一致往往出于对电影的艺术判断。很多时候，戴锦华可以求同存异，但到了不能让步的时候，她就会非常坚持。至少有一两次，评委会被迫加设了一个评委会奖或者特别奖，因为戴锦华太坚持了，就是不肯妥协，她说：“这已经是很可喜的结局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法国女性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访问中国之后，用“花木兰”指代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如果社会的准则都是为男性设立的，那么女性要扮演成一个男性，才能进入社会生活，行走于社会场域。因为社会不对女性开放，女性被局限于家庭，一旦进入女性表达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就是婚恋、生育、婆媳、家庭，没有关于女性的社会形象模板，人们默认一个职场成功的女性一定是男性化的。
戴锦华发现，直到今天，花木兰式处境仍然无所不在。拿电影来说，当下高产的国产电影中，女性形象整体上反而在弱化，她说，“就把百年中国电影史作为一个序列，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么高的电影产量，这么丰富的作品状态之下，女性形象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丰富，反而在弱化，一个是表现的丰富性没有加强，一个是表现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地接近于各种各样的传统想象，而没有更个性化的女性形象出现。”
我们很难在国产电影中看到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的女主角那样的女性形象，一个说话刻薄、强悍冷峻到向警察局发难的女性，其实是一个极其深情的母亲，同时长久地遭受家暴。这不是一个定型化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鲜活又独特的人，同时她代表着女性的命运。从她身上可以看到，独特的女性不一定多有成就，她只是一个小镇上的小店员，但她在电影中光芒万丈。
“艺术需要真诚，要有身心的流露。而且我觉得女性关于自身的电影更应该是这种身心的流露，因为女性长久地被排斥在知识系统之外，女性的生命经验不是被历史理性化知识化、不断表达的，所以它更应该是原创的，由身心冲动推动而生的表达。”戴锦华坦言女性的生命故事没有它自己的模板，而男性的故事有无限多的模板，她期待着在银幕上看到更具丰富性的女性故事。
而在电影的制作领域中，中国的女性导演也经历了从第四代的支柱型地位、第五代比例开始下降，到第六代几乎缺席，女性导演难以在产业当中突出来。有几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系主任郑洞天说：“戴锦华，你不能说我们性别歧视，导演系特别想要女学生，可是报考的女学生太少了，我们也不能降格录取啊。”这背后是双向选择，一方面是“导演是男性的职业”的惯性思维，一方面女性也在想：导演这么辛苦，我还是选择更轻松、更适合女性的职业吧。
一些影视公司的老板告诉戴锦华：“其实我们特别喜欢女性导演，因为女性导演安全。”所谓“安全”，大概是他们习惯性地想象女性导演的作品主题仅限于婚恋和家庭生活，审查上更安全；另外，他们假想女性导演拍的都是小制作影片，资本上也安全。“这是一个对女性的歧视性的想象，”戴锦华说，“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导演可以驾驭任何题材、任何体量的电影，第一个获得奥斯卡的女性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拍的就是战争片。”
戴锦华访问过黄蜀芹导演和王君正导演，她们都不认为女性当导演特别难，也不同意“女汉子才能当导演”，有各式各样的电影，就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导演。在戴锦华眼里，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许鞍华一点气场都没有，永远那么平和、从容，看起来没有权威感，绝不会时时刻刻让人感觉她是一个导演。
在学术领域，花木兰式困境同样阻碍着女性。戴锦华的电影文化研究论文发表后，总有人说“这不是论文，女人写的，太注重修辞和感受”，也有人说“过度哲学化，过度理论化，丧失了女性的敏感，这还是艺术论文吗。”无论符合还是不符合性别想象，都可能招致不满和指责。
同时，人们对女性的职业表现期待偏低，一旦女性做出了某种成就，就有人说：“一个女人做成这样，真不容易啊。”戴锦华经常听到男性同行对自己说这句话，当作一种赞美。大多数男性没有意识到，这对女性是一种潜意识的歧视，暗示女性生来不如男性。就像一根芒刺，时不时地扎一下，戴锦华很恼火，有几次恨不得回一句：“你是男人，咱俩来比一比在同一领域当中的学术成就。”
30岁那年，戴锦华出版了第一本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特别骄傲，见人就送。有人一看书名就说：“戴锦华，我们对你有更高的期待啊，你怎么沦落到搞性别研究了？”这其中折射出的正是花木兰式的偏见——一个成功的女性应当超越女性身份。戴锦华当即回答：“我是一个女性，我没办法超越这个臭皮囊。”
80年代末，戴锦华开始做性别研究，在某个学术讨论会议上，她坦然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随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扰。一位朋友告诉她：一个女人自称女性主义者，在北方，就会被看成是“没有男人要的女人”，在南方，大家会认定她人尽可夫，总之女性主义者是个脏字，别人说你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在骂你。
1994年，戴锦华去美国访学，出国前感觉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各个性别组织都派人来到中国开展性别普及教育，全社会动员。戴锦华回国的时候，发现女性主义遍地开花了。
过去几十年，她见证了整个社会性别现象的变化。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带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能力最强的女学生分不到能力最弱的男学生的工作。那是1991年，男学生有很多选择，想做编剧就有机会入行，女孩想当编剧却很难被录用，只能等着人家来挑，有的电影杂志勉强招了女生，有用人单位问她：“我们这儿招秘书，你们有女学生吗？我们还招办事员，但是首选男孩。”
戴锦华问：为什么不要女孩？他们说，哎呀，不方便派她们出差嘛，不放心。“我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很好笑嘛，我从来都是自己拎起箱子走世界，”戴锦华说，“事实上，女员工都在出差。”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的那一年，戴锦华考察了中国的就业市场，几乎全部的单位都不招聘女性。戴锦华看到一个歧视的结构，赤裸裸地浮现在就业市场。
今天的中国年轻女性是在相当特殊的文化和性别教育之下长大的，戴锦华观察到，她们一边被教育“做女孩”，一边被要求“过上成功的人生”，“望女成龙”的压力造就了一代非常有竞争力的女性。同时，两性的性别意识在最近二十年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新一代的男性也开始把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教养。假以时日，等到大家都把性别作为一个更深刻的内在批判意识的时候，女性也将有望走出花木兰式困境，不必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必局限于那些加给女性的刻板印象，可以自由地呈现出女性的多种样貌。
有一次，戴锦华与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两位国际明星教授聊起来，她俩都说自己经常站在公众演讲的讲台后面，腿却在发抖，多年来始终如此。“她们紧张啊，你以为她都那么有名了，到哪儿都盖全场，不是，”戴锦华说，“整个女性群体长久地处于劣势，长久地不站在公众视野中心，这种历史印痕我们都携带着，没有办法不内化一部分。”
直到现在，人们在很多默认为男性擅长的职位前加一个女字，习惯性地更关注女性的家庭、婚姻，忘了男人也是双重角色，也是父亲和丈夫，也有对家庭的责任。作为女性，我们要提醒自己：我有没有这样自我审视？我有没有把魔鬼内在化？
对那些“不像个女人”的否定，戴锦华说“我实际上大概用了半辈子去和这种自卑搏斗。”她也因而明白，这种议论会伤到自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那些外界社会的准则。于是，她得以学会了一件事——不参与迫害自己。
这也许不太容易做到。首先，我们要识别出迫害性思维与行为，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应对迫害，最有力的武器是清醒且坚定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认同，“我是我自己，我的女性的身体，我的女性的生命，我的女性的体验和情感，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的异化，我对此非常笃定，”戴锦华说，“同时，我的工作能力、我的社会参与、我在世界的行走，那也是我由衷的快乐和我自主选择的东西。”
随着年龄增长，戴锦华逐渐认识到，其实男性的生存也很艰难，因为这个社会不允许他们失败，一旦失败，将遭到更残酷的惩罚。所以，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会让男性感到不适，戴锦华猜想，他们感受到的不适也许比自己感受到的不适更强烈。理解了男性的处境，愤怒平息了，她对男性抱有充分的同情，甚至会善意地回应某些也许非善意的声音与举动，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过程。
当女性不再纠结“我像不像一个女人”这个问题，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戴锦华迈过了这一步，也因为她嫁给了自己所爱的人，“我必须说嫁给了我爱的人，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女性认同自己、爱自己。
回顾前半生，戴锦华的成长经历、学术道路、社会生活都非常坎坷，但她享有男性和女性都渴望却很少能获得的两大幸运，一是赖以谋生的职业是自己的毕生所爱，二是爱人也被人爱。“因此付出其他代价也是必须的吧，”她说，“因为人生这本账是会被平掉的。”正因这些坎坷与幸运，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独特的一个女性。
M.C. 您当时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怎么选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工作？
戴锦华：不是我自己选择去的。因为当时是国家分配制度，而且那一年正好是国家的人事制度大改革，绝大多数的机构都不进人，所以我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去了电影学院，可是这件事真的是成就了我，我每每想起来都称幸，怎么会把我分配到电影学院去了，电影给我打开了一扇门，然后我就有机会学电影、做电影、研究电影、教电影是这么来的，完全不是我的选择，所以生命很奇特，很奇妙。
M.C. 您的研究视点从电影出发，也扩展延伸到了很多其他的领域，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戴锦华：当时我的研究视点离开电影圈是因为我觉得真的一个人可以以电影研究作为终身事业吗，我很怀疑，我觉得是有限的。所以我后来就转向性别研究，也是文学研究，以后大概有10年，我参与这件事考察了10年，去到世界几十个国家，而且我们会到村里，到营地，到丛林里，真的深入腹地去考察，等我再转回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再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了。电影对于我来说又变成了一个趣味无穷的对象，因为很多电影所携带的面向对我打开了，以前我看不到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真实的人。所以这样多研究领域的改变，会让我去到一个新的场域接受新的挑战，打开自己，然后等再回到一个旧的场域时，旧的场域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我一直享有着像年轻时代最早打开电影学大门时候那样的快乐，我一直在不断地打开一些新的场域，世界在我脚下。
M.C.中国电影和社会的性别意识变化有怎样的关联？
戴锦华：我觉得电影和整个性别议题是比较犹疑的，它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紧密同步关系。其实简单地说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经历了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中国的社会急剧发展当中，电影是处在一个逐渐衰落到崩解的过程中的，它自身经历着大起大落，所以电影不可能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有互动性和同构性，再加上电影是大众文化，所以它跟社会的互动更多地表现在更具有社会多数关注的议题上。近年来，看到在电影当中开始有对性别问题的直接呈现，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体量足够大了。
M.C. 现阶段，有没有什么新奇的现象或话题让您特别关注？
戴锦华：我是整体地在考察这一次的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的冲击。因为我觉得它是整个改变了全球的资本结构、劳动力结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的连接方式，所以整体地去考察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我感兴趣的。然后同时其实我最近前所未有地又回到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当中，原因就是在于我觉得伴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结构的改变，资本主义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在被改变。这场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如此之大，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生产新的知识，我们旧的知识其实没办法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对我来说，我首先是不断地告诉自己，并且尝试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知。
摄影 / 肖全
采访、撰文 / MAGGIE
编辑/ 袁新
造型 / CASSIE
妆发/ 文希
服装助理/ 文佳佳
编辑助理 / 姚之诺、杜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