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传承是相声界最为明显的标签之一，也是近几年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但是无论外界怎么雨打风吹，以郭德纲为首的德云社一直坚持“师徒”制不动摇，绝大部分相声演员也在默默接受这一传统；只有极个别人打着“反封建”的旗号，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相声界为什么如此注重师承关系？这一传统又出自于哪儿呢？
相声界的师徒传承制度来源于开山祖师朱绍文。朱绍文生活于清末民初，那时正是青红帮最流行的时候，像朱绍文这样在街头卖艺讨生活的人，免不了要在码头等底层百姓较为聚集的地点，而码头大都是青红帮的据点；如果你想讨饭吃，就必须和青红帮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加入青红帮，你才能在码头上立足。
相声祖师朱绍文在创立相声师承时，极有可能借鉴了青红帮的规矩；同时朱少文本身就是清末的秀才，创立的一套师徒传承制度既有系统性的一面，又有传统的一面，为这个行业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相声界拜师的规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在拜师时，必须要同时拜引、保、代三师。其中引师负责引荐师徒之间相识和互相了解，确保师徒之间都满意。保师是双方保证人，既保证师父耐心传艺，又保证徒弟认真学艺。代师的说法有两个，一是说在师父不便时，可替师授业；二是说“代笔师”，即代不识字的徒弟写拜师帖，所以称为代师。保师一般由外行充任，而引、代二师就必须是相声艺人了。
其次，拜师时要有饭局，称为摆知。徒弟要向师父和引保代三师磕头，奉上拜师贴和礼物，而师父也会回赠礼物。
据说文字辈门长赵心敏（赵伟洲的父亲），在拜师时磕头磕到头晕，以致头重脚轻，立足不稳，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这样老前辈张寿臣还在旁边大声喊：“磕，让他杂种X的记住……”
特别说一说门长。相声每一代都有所谓的门长，“德”字辈是裕德隆，“寿”字辈的是张寿臣，“宝”字辈是赵佩茹，“文”字辈的是赵心敏，“明”字辈是赵伟洲，不过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很淡了。
朱绍文在创立相声师徒传承制度时，为什么要设立“门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协助长辈，在业务上教导师弟，在生活上解决同辈间的各种纠纷；相当于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拥有一种无形的权力，就像青帮中的大师兄一样。
以上所提及的这些规矩，和青帮的入门的规矩大同小异。此后，在相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又结合自身特点，演变出了新的规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相声界的大师兄可以代师收徒，而青帮不行。在相声行里，大师兄可以“代拉”的方式收下师弟，比如常连安是张寿臣的“代拉”师弟，马志明是侯宝林的“代拉”师弟，侯耀文是李伯祥“代拉”师弟等等。
“代拉”师弟的做法，既能保护相声演员的师承，又可以丰富相声演员的来源，对于提升相声内容的宽度很有帮助。比如：常连安本来是北京富连成戏班的“连”字科弟子，后来因为嗓子发育，不能唱戏，不得不改行变戏法，后来被张寿臣“代拉”为师弟。常连安的加入，把很多京剧的内容带入相声行，现如今流传下来的传统相声中，有众多以京剧为题材的内容，就和京剧人才进入相声界密切相关。
青帮就没有这样的规矩，师父“过方”（死后）之后，几乎不存在代师收徒的实例；唯一的例外就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非要加入青帮当“大”字辈的弟子，当时上一辈的青帮弟子都已经“过方”，但是迫于他的权势，青帮只能破了规矩，代师收徒，随了他的心愿；这是唯一的例外！
第二，在解放前的相声界，没有拜师就不能说相声，尤其是在相声的发源地天津，规矩非常严格。比如说，民国时北京有一位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叫戴少甫，想到天津说相声，但是不是相声门里出身，没有内行师父，根本没有登台机会；后来多方说情，由剧场管事的出面斡旋，帮他联系拜师。不过天津相声界的老人都认为他破坏规矩在先，不愿意收他，但是又念在他有点本事，就安排他拜当时辈份最低，比他还小十岁的小蘑菇常宝堃为师，相当于老人们的“徒孙”，以示羞辱。
这样的羞辱戴少甫当然不认，后来又经多方疏通，总算是拜在张寿臣门下，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后来，戴少甫在天津混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当时的天津有五档相声之说，从高到低依次是：张寿辰、小蘑菇、马三立、侯宝林和戴少甫。
青帮也没有这样的规矩，一直都会有新的帮会团体冒出来，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也会形成一股新势力；当年的上海滩，就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位大亨齐名。
相声界师承制度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被打破了，约束变得松散起来，形式也逐渐消亡。比如马季同时有侯宝林、刘宝瑞和郭启儒三位老师，而侯宝林相当于班主任，最后就算侯宝林大师徒弟。同时，拜师的形式也逐渐简化，磕头是绝对不允许了，就连引保代和仪式都可有可无。
解放后，相声界的拜师风气又卷土重来。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就是在80年代，由侯宝林大师“代拉”为师弟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德云社的兴起，相声界拜师的风气越来越盛，但是形式重于内容，除了师徒名分以外，其他的规矩都很淡漠。郭德纲对于徒弟们的约束，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分，而是切实的经济利益的吸引，这也算是相声界师徒关系发展到今天的新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