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8月，洪昇和自己的一众好友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只是因为看了一场《长生殿》的表演，竟然令众多文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不仅作者洪昇的国子监监生被革去，年仅28岁的著名诗人赵执信也被罢官，终此一生再也未能取得功名，另一个著名文人查慎行也只能更名之后才能继续应考，受此牵连的文人多达50余位。
当时，京中流行着一首诗来感叹此事：
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那么，这首词调双美的《长生殿》出了什么问题呢？
《长生殿》对爱情故事有选择性地宣扬，背后有深意
《长生殿》主要讲述的内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是经过了洪昇删改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这部戏剧大体上是参考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而情节上的点染主要是依据《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而在采用这些内容的时候，完全删除了关于杨玉环个人“淫秽”的事迹。
也就是说，洪昇在《长恨歌》传奇中所塑造的这个“李杨”爱情故事，非但完全抛弃了批判性的内容，更是对二人的情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可以很明确地讲，《长恨歌》就是一部“讲情”的戏剧，这一路数和汤显祖是同出一源的，所以又被称为“一部闹热《牡丹亭》”。
洪昇正是借着汤显祖《牡丹亭》中死者因情复生的前科，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二人于天界重逢找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依据，生死也无法隔断“至情”，高度赞扬了这种爱情的美好。
然而问题就在于，《长生殿》的主角不是普通人，而是帝王后妃，所以它绝对绕不过“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实。
就在这个环节里，洪昇的《长生殿》出了大问题。
既然是帝王后妃的家事，那么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来描写，其中必然会掺杂着儒家传统的人性观，它的故事就不能显得太离奇，也不能将男女之间的欲望表露得太明显。
洪昇所找的切入点就在夫妇之间的伦理，他认为李、杨二人的爱情是夫妻之间精诚所至，终结连理的自然结果，是符合人性人伦的，这就与“三纲五常”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帝王家事的“三纲五常”，必然会与“安史之乱”里忠臣孝子的情节联系起来，洪昇为了歌颂夫妇之伦，就将之与君臣之义一同讴歌，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忠臣志士抗击叛军的内容。
洪昇在第一出里白纸黑字地写道：
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
夫妇之伦和臣忠子孝，是封建道德的根基，宣扬这样的观念并无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时间节点极不合适。
《长生殿》写于清朝建立之初，此时国内依然有着大量的明代遗民，“反清复明”浪潮暗涌，而台湾也刚刚平定不久。洪昇在此时写下并上演这样一部歌颂“臣忠子孝”的传奇，还借着反击“安史之乱”的历史掌故，足以拨动清廷的敏感神经。
恰好，洪昇和他邀请来一同观看演出的文人们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一个可有可无的借口，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洪昇等人获罪的原因是，在国丧期间演出，犯了大不敬。听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苛，这就是一个“借口”。
洪昇等人并非是去专业的演出场所观看公开的娱乐演出，而是众人凑份子，请了一班伶人来洪昇自己家里私下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也是洪昇自己创作的戏剧。
虽然认定其违反了“国丧”规定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样的行为也构不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这50多人受到牵连，甚至有人被终生革去功名，就显得过于严重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很多人认为，洪昇等人之所以获罪，是受到了“南北党争”的牵连。
“朋党”问题在清代前期很严重，是明末党争的复燃，顺治也对此感到棘手，康熙即位之后虽然消灭过鳌拜等朋党，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病，形势反而越来越复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其本民族人口较少，不得不大量启用汉人，这就导致了“朋党”问题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糅合到了一起。
此时“南党”以徐乾学为首，“北党”以大学士明珠为首。《长生殿》的创作者洪昇与南党高士奇等人来往密切，这次事件是处于弱势的“北党”发难，康熙借此机会平衡南北的举措。
所以，这才有了“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的说法，而恰恰《长生殿》的有些内容确实也表露出支持“党争”的倾向。
之前说过，《长生殿》里的杨玉环并不是历史形象，而是经过洪昇“洗白”后的艺术形象。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是删除了杨贵妃的“黑历史”，还将其缺点予以美化。
《长生殿》在描写后宫生活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将杨贵妃的得宠与其他妃嫔的失宠对立起来，并且将杨贵妃“善妒”的性格解读为“争宠”的手段，而“争宠”的行为却是“生存”的必要。
所以，杨贵妃逼死另一个宠妃江采萍就有了“合情合理”的说法，双方是绝对不能共存的，即所追求的都是“专宠”。
从这样的情节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南北党争”的社会现实，似乎剧中得势的杨贵妃与失势的其他嫔妃都有所影射，而江采萍的死与唐玄宗对杨贵妃“情深妒亦真”的评语就显得异常刺眼了。
除此之外，从作者洪昇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从一个累叶清华的仕宦人家，经历了获罪、流放、赦免等家道中落的遭际，也萌生了比较明显的民族情绪，写下过诸如“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三陵”、“童竖休樵采，枝枝总旧恩”等诗句。
所以，关于《长生殿》的创作目的很难说是否掺杂着其他的想法。
由此来看，无论是《长生殿》中不合时宜的“臣忠子孝”，还是南北党争下的含沙射影，抑或者是洪昇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倾向，都使得清廷对这部戏剧产生了忌恨的情绪。
从这一现实来说，洪昇以及这50余位文人的遭际，就显得微不足道且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