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
这是文强晚年的时候曾说过的一句话，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他可称得上是一位传奇的人物。
毛泽东负责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
1907年，文强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西麓一个书香之家，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
他的父亲文振之曾在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都曾有过来往，他的姑母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毛泽东与他是表兄弟的关系。
图｜文强
文强自小便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又总爱跟文强开玩笑，再加上文强生性倔强，因此两人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情争辩。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期间，与毛泽东的同学夏曦相识，后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认为夏曦的建议十分可取，于是，他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了路费，带着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一些同乡的人一起，乘船抵达了广州。
来到广州之后的文强一心想要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因此，那段时间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获得了回报。
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以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成为了同学。
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文强又在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
于是，文强便与当时很多黄埔军校的师生们一样，成为了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都还曾给文强上过课，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文强的革命信念变得更加坚定。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文强公开了自己共产党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行动，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在杨森展开行动之后，文强和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只能紧急撤离，隐藏起来。
8月，正在逃亡的文强在途经南昌的时候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文强又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潮州、汕头等地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文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
后来，文强带领剩下的十几人一起逃往了香港，到达香港之后，他们因为身无分文又需要生活下去，只能去靠做轮船搬运工挣钱，在挣够钱之后，他们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较为严重，党组织要他们先回老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又遵照党组织的吩咐回到了老家长沙。
在家呆了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文强曾多次试图与党组织联系，都没有得到回复，文强思考着对策，决定先去四川寻找党。
文强在经过考虑之后，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途，来到四川之后，他辗转了省内的很多地方，都发现当局盘查的还是十分严格，为了不泄露自己的行踪，他只好从四川赶往了成都。
文强来到成都之后，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他经过再三的打听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碰巧遇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
廖宗泽的出现给原本陷入困境中的文强带来了一丝光明的转机，随后，文强在廖宗泽的帮助之下，他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重回党组织中间的文强，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充分向党组织展示自己的才能，他也因为其出色的能力，一步步走到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
图｜青年毛泽东
此后的日子里，他先后担任了很多重要的岗位，负责管辖着众多的地方，文强曾在口述自传中自豪地说过：
“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的是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文强对于在自己困难时期施以援手的廖宗泽十分感激，他也十分信任廖宗泽，却没有想到自己会让这位救命恩人推入另一条他从未走过的路。
7年之后，文强又一次如那时一样遭遇挫折，同样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廖宗泽又一次出手帮了他，但是与那次不一样的是，这次的廖宗泽已经变身为了“国统”特务。
投靠国民党，被捕后拒不悔改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来在党内特工的帮助之下，才能够侥幸逃脱。
刚死里逃生回来的文强正准备投入党温暖的怀抱，却没有想到自己回来会受到怀疑，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文强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得到通知之后，感到十分委屈，但奈何无处诉说，他一气之下，给省委主要负责人留下一封信，带着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离开了四川来到了上海。
两人来到上海之后，准备寻找周恩来为他主持公道，却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后来，两人看实在是找不到，只好放弃寻找，返回了自己的老家长沙，在长沙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并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何健
1935年，文强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文章中出现了批评的话语为文强引来了杀身之祸，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键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下令将文强抓起来办法。
文强在抓捕人员来临之前，提前得到消息逃走了，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恐惧也越来越厉害，筋疲力尽的文强在脑海中想到了之前曾帮助过自己的廖宗泽。
于是，文强找到了廖宗泽，请他帮助自己，廖宗泽听到文强的遭遇答应了帮他一把。那个时候的廖宗泽已经脱离了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
随后，廖宗泽完成了对文强的诺言，将他推荐到了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后来，他又将文强引荐给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在得知文强之前曾是中共高干，现在准备投靠自己十分高兴，当即邀请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要他担任很多的重要职位。
图｜军统首长戴笠
文强在戴笠的邀请下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在戴笠的帮助下，自己的官路走得是顺风顺水。
后来，文强又被调往了东北继续工作，在东北期间，文强与杜聿明结下了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之后，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此期间听说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的事情还曾派人劝说文强回来共产党，但是文强在想起之前的事情之后，果断拒绝了周恩来的好意。
1946年3月16日，戴笠乘坐飞机坠亡。文强也因为失去后台，在军统内斗中感觉到了失意，时间一长，文强便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在得知文强在国民党后，将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了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图｜功德林看守所内景
1959年12月，杜聿明在特赦时曾对文强说过：
“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杜聿明所说的救他一命是他们早前在从徐州撤退的时候，那个时候，杜聿明手下的人曾抓捕过我军7个武工队员，当手下在向杜聿明汇报这件事情之后，杜聿明没有丝毫犹豫，便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就地枪决。
文强在听到杜聿明的命令之后，十分精明的他早已为自己想到了一条后路，为此他特意设法瞒着杜聿明将这7人全部放跑了。
后来，杜聿明被我军抓捕成为战犯之后，其中给他的一条罪行就是杀害7个武工队员，身边的文强在听到这条罪名之后，主动站出来为杜聿明作证。
文强对当时审查组的人说道：
“那7个人已经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
后来，审查组的人根据文强的证词，对当年的事情进行了调查，随后，才知道他们真的没有死，文强的这一举动也为杜聿明留下了一命。
文强被我军抓捕之后不久，就被投放到了功德林监狱，在监狱的那段日子里，他感觉自己不会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文强的性格执拗，因此他拒绝悔过。
监狱里的其他战犯们在监狱里表现的十分好，大家都纷纷写悔过书，只有文强一个人每天无所事事，毫无悔改之心，监狱的管理人员看不过去，让他写悔过书。
谁知文强不仅不知悔改，还强词夺理地对管理人员说道：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为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监狱的管理人员闻言，也不知该如何回复他，就这样文强在功德林每天过着日复一日无聊的日子。
从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在这期间先后曾有6批战犯被特赦，但文强始终因为态度强硬，没有悔改之意而榜上无名。
直到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才跟随众人的脚步走出了关押他多年的功德林监狱。
被释放之后，坚持留在大陆做贡献
当时的特赦战犯凡是被特赦之后，都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定居地，文强出狱之后，政府方面曾考虑到让他有一子一弟都在美国，甚至台湾也有一个弟弟，认为他的选择地比较多，于是，特意前去询问文强的意见。
谁知文强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做出了一个让众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他说道：
“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尽管政府部门对他做出的决定十分意外，但还是随了他的心意，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为他的生活寻求了一份保障。
随后，文强听从了政府部门的安排来到了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当时的文史专员共有20多个，为了减少领导干部的工作，他们决定要在这20个人之中选出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
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一个热心肠，当他来到这里之后，深得人心，因此在专员们每次进行民主投票的时候，文强总是票数最高的一个，他来到这里之后一口气当了15年的小组长。
文强出狱之后的第二年，正是祖国进行革新，改革开放的大好日子，看着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文强的心里感到十分高兴，政府给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文强感受到了祖国对他的善意。
1983年，文强当选为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随后，他意识到如今自己身居要位，希望为人民做更多有利于他们的事情和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他开始着手办理两件事情：
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4年，文强担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继续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发展增砖添瓦，好早日看到国富力强的中国。
文强被特赦之后，一直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回自己的湖南老家看看，尽管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却始终没有成行。
文强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平时工作繁重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未解。
在文强被抓捕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很多家乡的亲友都因为他而受到了牵连遭了殃，如今自己被放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家乡的亲友们能不能够原谅他，这件事情也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他因为此事心里一直充满着负罪感。
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在得知文强在广州开会之后，特意马不停蹄的赶到广州找到文强。
当文强在广州看到湖南省政协领导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他向来人询问着此行来得目的，那人回复道：
“这次我到广州来，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文强听闻此言，立刻拒绝，开口说道：“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
图｜晚年文强
湖南省政协的领导看他态度强硬，耐心的做着文强的工作，在领导的再三劝说之下，文强被领导的坚持感动，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回去，他还做通了其他将领的工作。
随后，一行人跟随湖南省政协领导高高兴兴地返回了湖南家乡。当一行人回乡之后，大家看着久别的故乡变得焕然一新，心里都为家乡的乡亲们高兴。
文强在重新回到家乡，解开自己的心结之后，又继续投入到了联系黄埔军校校友的工作之中。
1985年的一天，文强来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偶然之间，他在郑军长的家里看到一张从美国寄回来的合照，由于十分好奇，他便拿起来看了看。
文强看着照片上的人一个个看过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那人身穿一身红旗袍，在照片中格外引人注目。
文强看着女人，转过身对在一旁的郑军长说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军长看文强笑着对他说道：“这就是蒋志云，她现在是台湾的‘国大’代表。”
文强听完郑军长的话，转身继续看着照片中的人，他才发现在这张照片中很多人都很熟悉，他们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文强回家之后，想到了蒋志云，他立刻提笔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不久之后，文强就收到了蒋志云邀他去访美的回信。
文强在收到蒋志云的信后，想了很多，随后，他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给邓颖超，邓颖超看过信后对文强此举表示十分支持，并安排人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文强在美呆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跑了10个州，会见了很多的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国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意赶来与他团聚。
在这期间，文强每到一地，必谈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如果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道：
“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为愉快的事情。”
在这次会见之中，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
图｜文强
文强对蒋志云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不会接受这笔钱，他对蒋志云说道：
“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曾经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了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
当文强自己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笑着对身旁的人说道：
“我希望在我自己死后，人们在提起我的时候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