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指出，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近代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突然落后于西欧蛮子，丧失了首先迈入近现代社会的机会。而如今，很多人也都为解释这个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各种理论和假说，让我们先来考察这些理论，看看其中是否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大航海
天宝太监下西洋一直被国人津津乐道，很多人也都对明朝之后没有继续下西洋扼腕叹息，恰好差不多同期甚至稍晚时期，欧洲则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运动，通过航海掠夺的殖民地资源，快速成长为世界的中心。在这群人眼里，明朝错失了成为世界霸主，率先建设现代社会的良机。
踌躇满志的三保太监
然而，这种看法站得住脚吗？
众所周知，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和奥斯曼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东方商路的中断，西欧特别是濒临大西洋地理位置最优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看到了开辟新商路的可能，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西欧人对地球是球体的认知之上的。可以说，西欧人大航海的动机有两个：即对物质财富（黄金）和精神财富（探索未知世界）的双重渴望。
奔向未知的大航海
反观大明下西洋的意图，明世祖推翻自己的侄子登上帝位，需要在内政外交上有震撼人心的举措。于是，内修永乐大典，外遣船队出洋（一带一路）的计划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天朝上国素来有一种称为“朝贡”的外交贸易体系：也就是让四方蛮夷都能领略到泱泱中华的无上风采，乖乖的跪献贡赋。但贡赋并不是白白缴纳的，对于那些表面功夫到位，给足皇帝和朝廷面子的识时务蛮夷，天朝上国是从来不吝回馈的，这也就不难解释琉球朝鲜等国吵着闹着要做天朝属国了：谁不愿意用随处可见不值钱的土特产交换皇帝的丰厚赏赐？当然，朝贡体系也带有官方垄断的贸易性质，是中央帝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也带着开发朝贡体系的任务，但其中的实用商业用途所占的成分显然不宜高估。不难看出，明朝政府之所以做出下西洋的决定，主要是为了对内增加凝聚力，对外宣传国家的强大，营造一种儒家最喜欢的德被天下，四方来朝的梦境（梦？）。
不肯四方来朝？对不起，虽远必诛
如果抛开动机的因素不看，郑和船队真的如西洋人那样下海经商并建立殖民地，那明朝是否能敲开近代社会的大门？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南洋数千年来的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早在波斯帝国时代或更早的年代起，埃及-波斯-阿拉伯商人早已开发出印度洋航线了，斯里兰卡，整个印支半岛，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早期都有浓重的印度文化的痕迹（印支半岛显然现在仍能算是印度文化圈，除了越南），而马来西亚、印尼（这两个地方的绿化和郑和船队有关）则在近几百年内不断伊斯兰化，改变了先前传入的印度教-佛教信仰。显然，印度-波斯以及阿拉伯商人不仅长期在印度洋经商，也在当地的岛屿不断地建立殖民地，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也掠夺了非常多的当地资源。而郑和船队航行的线路不过是胡商们早就开发的非常成熟的商路而已。不难看出，如果说单靠航海经商和建立殖民地就能抢占进入现代社会的先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来半岛的室利佛逝国见证了印度文化在南洋的殖民
更何况郑和船队根本对经商兴趣不大。
强大的郑和船队？
单从人数和船只数量的规模上看，郑和船队确实是当时世界绝无仅有的庞大。在许多国人眼中，完爆同期西洋人，也是他们觉得可惜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妨深究一下郑和舰队之所以能如此“强大”的原因。
明成祖朱棣显然深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髓
相比西欧，天朝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显然有着令人羡慕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其说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还不如称之为高度官僚和集权下的国家奴隶主义社会，老百姓有干不完的义务劳动，比如每年无偿征发的劳役徭役，以及随皇帝和各级官僚心意随意征收的税负，将古中国的老百姓视为皇帝和官僚的家奴毫不为过。在这样优越的制度基础上，朱棣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的征调大量无偿民工为其庞大的下西洋计划出力。
受不了沉重徭役劳役税负的老百姓揭竿而起，自己上台从不会忘记继续这一制度
反观西方领导人所处的情况，则完全验证了中国那句老古话：穷山恶水出刁民。约翰王的王师在前线失利，贵族们不仅没有节衣缩食以解王忧，反而乘势逼宫，直犯天颜，迫主上签署限制其权力的大宪章。同样，号称握有强大专制权力的法兰西国王想要征税，还需召开由各路“刁民”组成的三级会议，以征得他们的同意。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大航海之前）弱小君主国君主除了仰仗冒险家的野心，和他们达成某种分赃协议外，还需要从自己紧巴巴的国库里挤出黄金招募人员充实队伍，有如此不省心的人民掣肘，他们又怎么能组建出天朝般的庞大舰队呢？
路易十六征点税还要开会，为了美国人操碎了心，最后还是免不了咔擦一刀
郑和船队的造船技术
传说中的郑和宝船号称古代航母，有两个足球场大小，排水量2万吨。然而，事实上，这些数据无非是强行加戏。考虑到大明官僚动不动就把荷兰商船惊为天人，夸大其长度的习惯，按照比较合理的估计，郑和宝船不会大于明末最大的封舟，长度不超过40丈，排水量不超过5000料。不可否认，明初造船技术秉承宋元之遗绪，在世界上也属于较高水平。但仅靠经验累积的造船技术很快被西洋人的科学的（通过数学计算和材料的选择等）造船技术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此外，郑和宝船并不具备真正远洋的能力，如上文所说，其运行航线是早已成熟的印度洋商业航线（基本沿着海岸线走，即使和陆地有一定距离，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补给码头、岛屿都可事先规划），和麦哲伦、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线路上动辄几个月漂浮在未知的海面上不可同日而语。而宝船船队的船身结构也经受不起真正远洋的挑战，极有可能在漫长的航行中解体。
传说中的航母级别得到了很多砖家的追捧
最后，明王朝也无法承担持续的下西洋工程，尽管有非常低廉的人工，但大量的补给需求和入不敷出的朝贡贸易还是压得大明喘不过气来，只好黯然结束之。
比较合理的宝船复原
综上，首先，大航海本身并不足以令实施主体进入现代社会（西班牙葡萄牙也没有，主要是荷英美），而明朝下西洋所体现出的要素：高度的集权、国家奴隶主义、只有技术的传承缺乏科学理性的提炼、没有商人意识等，恰恰无一不是天然的和近现代社会要求的素质对立的。
科学和实用主义
国人还非常以所谓的“实用主义”而自豪，鄙视西洋人的信仰，又因为意识形态的一刀切宣传，而将其和迷信相提并论。但是，厕纸和教科书的距离有多远，教科书和真相的距离就有多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西方的实用主义和天朝的实用主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以手指地的亚里士多德仍是普通人遥不可及的神一般的人物
这张名画想必大家都见过，柏拉图以手指天，亚里士多德以手指地。象征柏拉图思考的问题更形而上，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内容更接地气。一般古典以降的西方哲学家，也都以亚里士多德为某种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因其创立了可以用于实际演绎推理的一般办法和规则）。但是，请注意，雅典学院非超一流人物不能跻身其中，亚里士多德脚踩的地板也要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天花板。基督教时代的西方神哲学在经历了神秘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后，又受阿拉伯回流影响重新拜入亚里士多德哲学纯粹理性的门下，紧接着的唯名论为在理论上对打破亚氏制约提供了基础，从奥卡姆剃刀开始，即对亚氏影响下的庞杂学说进行了简化，并配合由中世纪炼金术发展而来的实验传统，才最终在培根、伽利略那里形成了近代科学的雏形。其“实用性”是相对于古典哲学中纯粹的思辨传统而言的（毫不顾及可能有的实际用途），但仍不失其纯粹的精神内核（真正的科学家为了研究而研究，探索未知是最大的快乐）。
培根和伽利略的脚底板仍然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花板
而中国所谓的实用性，与其说是更愿意从实际出发，不如说是缺乏形而上的纯粹思辨的能力。单以许多人口中“迷信”的基督教来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其中复杂的术语）只可能诞生在哲学和思辨得到充分发展的希腊土壤中（位格、基督论、受生受造的不同等，在景教传入中亚天朝等地时，不得不为了迎合当地民众的理解力而萨满化），而遭教科书口诛笔伐口口声声定性为“黑暗”的中世纪，也诞生过诸如《神学大全》等纯粹思辨巨作，几乎达到了人类理性所能企及的最高峰，远不是同期所谓的宋明理学心学所能望其项背于万一的。由于缺乏纯粹思辨的能力（即缺乏形式逻辑下严格定义和推理之能力），中国的形而上学说往往只能停留在神秘主义范畴内，即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的“精神”，说不清道不明，但老祖宗说有那么一回事，那自然是存在的（你怎么敢质疑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严肃脸）。这在传武和中医的传承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老祖宗的智慧洋猴子怎么会懂呢？
在缺乏思辨传统的情况下，中国所谓的“实用性”只能是某种外化为“腹黑学”、“钻空子艺术”“逢迎拍马”等庸俗的“实用主义”，是贾诩式明哲保身、李鸿章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的实用，这样的实用主义，也许会在大门被强行打开时方便追赶的步伐，却严重缺乏原创力，也阻碍了在思想上理解先进文明之所以先进的原因。
禅宗“顿悟”
慧能的顿悟极具中国特色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也体现了这一特点，“顿悟”是不曾出现在印度的一种概念。除了古希腊，印度是精神思辨最发达的地区，严谨到无与伦比的梵语和严格推理的因明学赋予了印度思想几乎不亚于古典西方的逻辑体系。而这一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毫无疑问遭到了挑战。“顿悟”强调个人可以无须思辨和修炼过程，而能够突然领会某种高深的学问。是某种神秘的，难以言喻的过程，这和中国式思维中含混不清的一面高度重合。
希腊化和阿拉伯时期提供的反例
同样有高度纯粹的思辨，希腊化时代，和占领了所有基督教东方，学习了基督徒身上深厚希腊哲学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为什么也进入不了现代社会？
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尽管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依然是以政府规划为主（比如托勒密埃及）、商业模式相对原始，高精尖思想只是象牙塔里小部分高智商人士和攀附风雅的君主的玩物（比如帕加马和亚历山大的图书馆，以及巴格达宫廷所谓的智慧宫），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和演绎传统得到了重视，但其对实验的热衷却几乎没有得到继承。这一点希腊化和阿拉伯时期的情况大致类似。与此不同的是，西欧的文艺复兴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来自于中世纪炼金术逐渐形成的实验传统，以及商业城市中独立的市民阶级。与其说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光荣，不如说其是假托古典之名的中世纪成就的大爆发（事实上，伽利略在物理学上，奥卡姆培根等人在哲学上，都革了古希腊大佬亚里士多德的命，而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则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以普洛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在整个帝国境内被接受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封建社会？
谈到中世纪，很多人认为中世纪欧洲邦国林立的局面导致了竞争，竞争使其进入了现代社会。但看看日本，看看北印度，看看中亚，这些地方无不是小国林立，“充满竞争”的环境，为什么上述地方都无法进入近现代社会？
和常识不同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封建邦国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在中世纪的西欧体现的尤其明显——神罗统治下的封建邦国划地为王，形成了数不清的需要征税的关口，极大阻碍了令商人中产阶级兴起的商业活动，也降低了帝国的活力、税收以及军队的征调，迫使皇帝每每需要和商业城市联手对抗封建主（颁布法令宣布其为受保护的帝国商业自由城市，赋予其特许经营权等）。事实摆在眼前，封建主义下的所谓“竞争活力”也远非现代社会产生的根源。
西欧中世纪由教会保留的智识传统首先在意大利，接着在整个西欧开创了现代大学的先河
小结
简单总结一下，进入现代社会的流程只能是这样的：首先要有一种清晰理性的思维方式（古希腊、古印度），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理性的形而上思考下的条例和法律（不论是自然法还是共同法，其指导思想源于哲学家对世界及政治伦理关系的抽象看法和讨论，以及一些部落习惯）才成为可能（古罗马），在有合理法律的基础上，法律保障的自由人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才有可能，专制君主的权力才会受到限制（中世纪欧洲），在此基础上的合理的并非互相毁灭的竞争（比较现代很多国人还在信奉的丛林法则），以及不会随时被专制者以各种理由剥夺财产甚至生命的商业环境（沈万三不过是朱元璋养的随时可拿来宰杀的猪，同理天朝古代所有的商人）。在所有这些基础之上，再加上一点运气，如中世纪的炼金术-实证主义的连线—科学技术的井喷，现代社会的出现才有可能，缺一不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
对了，李约瑟难题？那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李老先生陶醉在中国文化中的呓语和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