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我们在换军装的时候，营长不让换，说：「你们考虑好了吗？你们都是青年学生，要是没考虑好，我们把你们送回去，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要是换上这身衣服，命可不是自己的了，你们考虑好了吗？」
■ 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如今 90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
这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援助朝鲜人民，抗击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被美方评价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的战争。」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总计有 240 万人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而在这 240 万的志愿军里，有很多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孩子。
我们看战争片的时候，往往会聚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焦灼的两军战势上。
然而战争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不是雄才大略指点江山的将军。
组成千军万马的，是人。甚至，很多是稚气未消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请到了目前正在上映的纪录电影《1950 我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儒，和我们讲一讲这群抗美援朝的老兵，在他们的青年懵懂时期，去往朝鲜这样一个陌生国度的故事。
前往战场的青春
我是《 1950 他们正年轻》纪录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我在跟这些抗美援朝的爷爷奶奶交流的时候，感觉不是在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说话，而是在跟一群年轻人说话。
因为在讲述他们年轻故事的时候，他们有着年轻人的力量感和朝气。
比如通过任红举老兵的讲述。你就能想象到，当宣布要去朝鲜的战斗人员名单时，当年的他就像个小猴子一样，人家在念名单，他就跳在桌子后面，站起来看着念的名单。
他讲述完以后，我在电影里放了一张照片，四个笑容特别灿烂的年轻人堆在一起的脸。
那就是十三四岁孩子的脸，但他们已经穿上军装了。
■ 抗美援朝的年轻人们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包括一个老兵，熊朝瑞奶奶说，文工队坐在卡车上，敌机来炸时，他们就跳车。跳车后，膝盖摔得到处都是伤。
我说：「您当时觉得害怕吗？」
她说：「不害怕，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
我在电影开头用了很多漂亮的空镜头，但其实我们讲了一个很残酷的故事。
这些士兵当时年龄都比较小，比如任红举只有 17 岁。所以他们明知道是去打仗，还是有少年特有的好奇。
但战争是残酷的。可能就在一瞬间，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就没了。
有一次，美军的一架飞机扔了几颗炸弹下来。
大家都在跑，任红举也在跑。
他眼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姓戴，是文工队里演白毛女的演员。一炮就没了，炸碎了。
■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他胆子最大，捞起两条长长的辫子。
辫子上都是碎肉。
人找不到了，他们就把辫子埋了。
前一秒还在说说笑笑，让少年们心中荡漾的漂亮姑娘，下一秒就成了找不到残骸的炸落在地的辫子。 这群少年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这不是一场远足，而是战争。 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只是第一步，这不代表能把自己立刻调整到战争所需的状态。 战场上需要的，是把身体和思想也调动成武器：刚硬且精准；是无条件的服从长官的命令，因为一旦不服从，就很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人，在再极端情况下的人，都很难真的变成一个精准无误的武器。 少年，就算是在战场上的少年，也总会有着残存的梦想、向往、和随之而来的一些非理性的举动。 而这种出于私心的不服从指令的非理性的举动，就让当年 17 岁的老兵汤重稀，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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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重稀：战场上的音乐梦
他在队里的年龄很小，所有人都叫他小鬼。他是一个文工队的手风琴演奏者，经常随着不同的连队去慰问。
有一次一个大领导来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的好。承诺等战争结束，就保送他去总政文工团，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手风琴。
他记住了这个承诺。他知道，如果战争结束，首长就会让他去更高的音乐学府完成他的梦想。
有一次去连队的路上，文工团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天上的飞机来袭。
当时朝鲜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白茫茫的，他们的大衣里子也是白的。
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队长喊他们就地隐蔽，不要让敌机发现他们。
所有人把大衣脱下来，把里子翻着举起来，举向天空，这样从天上看就是一片白。
但是小鬼有私心，心想万一把手举起来，手被打到怎么办。他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不要说打到一只手，就是打断一只手指，都成不了手风琴演奏家。
所以他没有完全服从队长的命令，他把他的右手非常小心地往自己怀里藏，他想保护这只右手。
但是无巧不成书，他如果真的把手举起来，可能也没事儿，恰巧他就是把手举起来，往自己胸口放的过程中，一颗飞机上的子弹打过来。
立刻，手就掉了。
等飞机走了，他到处喊：「我的手掉了，我的手掉了，快帮我找手！」
战友们纷纷帮他找手，后来找到了手，但已经不可能接上了。他当时也没有哭，只是心里一个念头：「完咯，手风琴演奏家当不了咯。」
这就是战争中残酷的一个切片。战争往往被赋予英雄和浪漫色彩。但实际的战争是什么样的呢？ 战争有着特有的气味：排泄物，腐烂的食物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到，超出人们生活体验范畴的细节。
因为电影其实不是靠细节堆砌的，如果说是电影的话，电影更多的是靠故事、场面、人物、性格、语言啊、动作，但是他们真正在战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眼中全是细节。
老兵任红举说，电视上的战争片，和他经历的战争太不一样了。真正的战争中，人看到的全都是细节，残忍而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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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举：战争中的细节
任红举有一次执行一个找民房的任务。
他端着枪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找民房。路上突然听到一个特别奇怪的声音，他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孩儿，吓坏了，于是把枪端起来，接着往前走。
走近一看，原来这个声音是从南朝鲜的水磨发出来的，哒哒哒哒的声音。
■ 水磨 图/网络
本来他准备走了，结果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志愿军，穿的军装他认识。
走近一看，发现这个人他认识，是一个教导员，叫李振堂。当时月光很亮，李振堂白花花的肠子堆在衣服外面。
采访时他跟我说：「真的是吓死我了，我那时才 17 岁。」
■ 任红举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白花花的肠子没有血。因为血都流干了。
他当时不知所措，伤员说要喝水，他就紧紧捂着他的水壶，因为他知道，这种流血过多的情况，一旦喝水，血一过，这个人可能就立刻死了。
那个人拽住他，想把他身上的枪夺过来，其实就是想自杀。
当时任红举感慨说，其实战场上很多细节，不是像电影演的那样，当那个人抓到他的枪被他给夺回来的时候，比水磨坊更大的声音出现了。原来是那个人已经负伤不能动了，在用他的头砸地。
他就是求死。
■ 任红举讲述战争现场的情景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因为肠子都已经出来了，肯定没有活的希望，但是任红举老兵想让战友死得有尊严一点。所以他把这个人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觉得这样可能会舒服一点，然后这个人从兜里拿出了一枚银元。嘴里只有两个字：「妹妹，妹妹。」
任红举说：「你是想让我送给你妹妹吗？」
那时这个人也说不出话了，就点点头。任红举虽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不知道家乡在哪。
李振堂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把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撕下来，背后写着番号和家庭住址。
任红举说，他这才知道原来军装的胸章撕下来，里面是写着地址的，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
等他再想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心想那么大个子怎么埋，于是不得不返回去，找到大部队，请更多的人来帮助他。埋完之后，他还去找了一块树皮削平，用他身上带着的一支钢笔在上面写道「李振堂之墓」。
他知道那没有什么用。
但良心告诉他。一个人，有名有姓特别重要。
惨白的月光下战友惨白的肠子外露的画面，水磨的转动和战友拿头撞地交织在一起的声音，是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任红举都无法忘怀的细节。 如果说这是战争中，或者可以说是人类所能遭遇的最残酷的景象之一。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丝的，在战争中，依旧存在的，没有被磨灭的人性的光。
人性高于战争的时刻
有个老兵叫周有春。他们守一个阵地的时候，跟敌军阵地离得特别近。
中间只隔一个沙袋，对面咳嗽都能听见。当时大家都没有水，我们没有水，美军也没有水。底下靠炮弹坑炸出了一个大深坑，下雨有一些积水。
最早我们去取水被美军放冷枪，打伤或者打死，美军去取水，也被我们打伤。结果就是谁都喝不着水。
后来双方形成了一个战场默契，取水的时候不打了，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你不下去。
于是两军就共饮了一坑水。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因为它回到了人本身的原始需求，在战争面前人性还是高于战争。
战争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但不论因为何种原因参战的普通士兵，都有他的生活逻辑，比如，大家都得喝水。
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在厮杀，在打仗，但有的时候确实要遵守一些规则。
比如，救生员是不能打的，取水是不能打的，俘虏是不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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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后：终身的遗憾
1958 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老兵们陆续回到了祖国。有的去务农，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境遇都各有所不同。 但这些在年少时代在朝鲜战场上所留下的创伤和痛苦，并没有因为他们回到家园而结束。对很多老兵来说，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永远留在了朝鲜的那片土地。 很多无法被释怀的痛苦和羁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老兵薛英杰的故事，就是如此。 他是一个年过九十，癌症晚期的老人，却执念强到能对着摄像头不喝水不休息的连续七个小时的诉说。
当时朋友听说我在采访老兵，就说他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能不能帮一个忙，因为姥爷现在不愿意治疗，他本身就是医生，觉得自己不需要治疗了，所以问我能不能跟他聊一聊，让他更加积极治疗。
后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过了第三天，我朋友说姥爷现在愿意配合治疗了，也可以打针吃药了。
他见到所有人都说，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了。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只知道北京，以为北京就是中央电视台。
我说没关系，姥爷能积极治疗就好了。
过了三四个月，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可能再去一次见一次姥爷，我说怎么了，现在治疗怎么样，他说治疗配合得挺好的，但姥爷觉得上次说的好多事没讲清楚，想再说一次。
我说可以。
然后我们又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姥爷的情绪有几次太激动，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他都拒绝了，说：「我不能停，我要接着说。」
这一次让我觉得，老人对我有某种托付。
第一次采访薛英杰老人用了 5 个小时，中途除了换电，老人没有喝过一口水，第二次 采访了 7 个小时就更夸张了。
因为有了上一次经验，我们在采访之前先跟他唠嗑，说我们不拍，可以上厕所喝水等，后来他们家人都说让他喝点水。
他说：「不喝，我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我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他说：「没事，我前两天一个身体的指数上去了，马克思现在还不要我呢，没关系，我能坚持。」
他特别幽默，坐在那里开始说，
我就拿一个小马扎坐在他沙发对面，跟他说：「爷爷您上次说有一些事儿没跟我说清楚，您把您觉得还没有说清楚的那个事儿，再跟我说一下吧。」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薛英杰的故事挺沉重的。
他跟他年轻的战友，因为年轻气盛，拌了口角，战友骂了他一句「怕死鬼」，无形中导致了战友的死亡。
两个人随着部队出发，到新村子的路上，吉普车坏了。要趁着美国飞机没出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转移。
他们当时落队了，大队都走了。美军的飞机早上 7 点准时开始巡逻，看地上有没有兵，然后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一看表已经快 7 点了，于是薛英杰说不能走了，然后这个战友就骂他，说：「你就是个怕死鬼，为什么不走？」
他当时年轻气盛，也很生气，就上车了。
吉普车后面有两个座位，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薛英杰每次都是坐在右边这个座位上。
但那天他的战友很生气，上车的时候一把把薛英杰推到左边的座位上，他的战友坐到了右边的座位，所以两个人无形中换了位置。
车没走多远，飞机真的就出现了，子弹一下打到了他战友的身上。直穿脊骨，肾脏应该被打穿了。
薛英杰这时候已经跳车了，心想：「老贺怎么没下来？」
他返回去发现贺殿举烈士手抓着吉普车前面的把手一动不动，他拽着这个战友，背到路边一看，已经打透了。
晚上在一个路边，他把战友抱在怀里，每隔 5 分钟划一下火柴，看一看他的脸。
他是个大夫，他可以给战友止血，可以给他包扎，但是伤太重了。
贺殿举一直在他的怀里说：「老战友我不行了，你别忘了带我回家。」
他说：「你放心，咱俩从小孩时就一起玩到大，真要有一天打胜了回国，我能不带你走吗？」
凌晨贺殿举就去世了。
薛英杰没办法，只能就地掩埋。
当时没有想到战争的情况，并不是随他所想的，过了这片地区可能就打不回来了。或者说部队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所以埋葬战友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
在这 70 年当中，他也给原来的老首长写信。但其实很多年之前，我们和这些交战国还是对战关系，没有办法把遗骸迎接回国。
老人甚至给我们画了一张图，告诉我们他把遗骸埋在哪里。我当时还问姥爷：「您现在能够确定您画的图跟您埋的地方偏差有多大吗？」
他说：「偏差应该不会超过 30 米。」
后来我跟我朋友说：「只要你姥爷需要，我们随时去。」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他姥爷的消息了。
再联系的时候已经是 2020 年 8 月份了。当时我们这个电影已经开始重新拍摄各地的老兵。我给我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他姥爷现在身体怎么样，希望能够让他第三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一次，我们希望他穿上军装，带上所有的奖章，但是可能得请姥爷来北京。我朋友说不行，因为姥爷现在腿走不了路，不能坐高铁，他去北京唯一的方式就是坐车。
我说：「你问问姥爷的意思，如果姥爷说可以，我们就派一辆商务车过去接他。」
他跟姥爷说完之后，姥爷说：「我要去。」
第二天我在现场见到姥爷的时候，吓了一跳，上次采访的时候，他的脸还是圆圆的，但是现在，老人已经消瘦得非常厉害了。
镜头有膨胀，所以在镜头上看，他可能只是偏瘦，但是在真实生活中看，他已经非常瘦了。
朋友私下跟我说，他的治疗不太顺利。毕竟年龄大了，手术做不了，只能靠药物做维持，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在衰退。
我其实不想再采访他了，怕他身体吃不消。老人说：「那不行。」
我说好，那我们采。
那一次采访，老人没有说那么多了。差不多说了 4 个多小时，中途不得不停下，我记得有三次停下来了。由于他身体不好，需要喝水休息，后来因为他提起贺殿举战友的事情，情绪崩溃。我们就停止拍摄了。
我跟他说：「您放心，过不了俩月，争取 11 月份咱们在大银幕上，到邯郸带您看这个电影。」
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成了导演宋坤儒和薛英杰的最后一次见面。导演原本以为三个月后电影就能上线，但电影制作的流程远超出他最初的想象。半年后，薛英杰去世了，而电影还未上线。
我记得那天在调色机房看到他的样子，接到一个电话。朋友说姥爷昨天晚上走了。
正好薛英杰就出现在画面中。
我跟我搭档坐在漆黑的调色房，说：「姥爷走了。」搭档说什么时候，我说：「昨天晚上。」
我们俩谁都不说话。
其实那一刻我特别生气，倒不是说多么伤感和难过，就是觉得我们做得太慢了，整个周期比我想象得要慢。
我觉得特别对不住这个人，他把所有秘密交给了你，但是你却没有完成给他的承诺。
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有一个刻着十几万烈士名字的碑，叫「英明碑」。他曾经去过，在刚建成的时候，那时候他差不多 80 岁，老人站在那里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这个烈士的名字。老人觉得很委屈，没有找到他朋友的名字。
■ 薛英杰访谈 视频 /电影 《1950 我们正年轻》
薛英杰采访原声： 我到沈阳的陵园，碑上连名字都没有他（贺殿举）的，一直到现在，我很伤心。 他也有爹和妈呀！ 我和您（导演）说，您能不能替我们当兵的说句话，写个条子，给那个烈士陵园，问问他们有没有（贺殿举）的名字，寻找寻找。 能够为老兵说句话。（掩面而泣）
■ 薛英杰讲述时掩面而泣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我们后来也派人去沈阳找，发现其实贺殿举的名字其实在碑上。
只不过碑很高，最上面的名字得在接近三米的位置。
碑上每一个字大概有五分硬币那么大。老人有可能因为那个名字比较高，没有看清或没有看到。
后来找到之后，其实我们特别想把这件事告诉老人。
但是老人已经去世了。
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的生命留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对逝去的战友的，无论是愧疚、思念、亦或是感激的羁绊活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红举老兵当年跟随文工团去朝鲜时只有 17 岁，同行的一个小提琴手不幸被炮弹击中。遗骸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小提琴手的一只手还在山坡上，手上还拽着小提琴的琴把。
任红举为他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琴弦上，我们还演奏，我还在和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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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讲述者 |宋坤儒
主播 |@寇爱哲
制作人 |Faith·静远
声音设计 |孙泽雨
编辑 |林枫
文字整理|李张帆
校对 |李梦颖 缑汶哲
运营 |Yoyo
BGM List
01. Story FM Main Theme - 桑泉（片头曲）
02. Untitled - Calexico（手风琴）
03. Recovery（水磨）
04. Going Under- 彭寒 （贺殿举）
05. 珍贵的人- 彭寒 （地图）
06. Nils Frahm - Our Own Roof（片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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