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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赴朝作战的少年们不再变老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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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FM 2021-09-17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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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我们在换军装的时候,营长不让换,说:「你们考虑好了吗?你们都是青年学生,要是没考虑好,我们把你们送回去,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要是换上这身衣服,命可不是自己的了,你们考虑好了吗?」

■ 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如今 90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马世勋。

这是一场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援助朝鲜人民,抗击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被美方评价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的战争。」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总计有 240 万人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而在这 240 万的志愿军里,有很多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孩子。

我们看战争片的时候,往往会聚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焦灼的两军战势上。

然而战争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不是雄才大略指点江山的将军。

组成千军万马的,是人。甚至,很多是稚气未消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请到了目前正在上映的纪录电影《1950 我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儒,和我们讲一讲这群抗美援朝的老兵,在他们的青年懵懂时期,去往朝鲜这样一个陌生国度的故事。

前往战场的青春

我是《 1950 他们正年轻》纪录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我在跟这些抗美援朝的爷爷奶奶交流的时候,感觉不是在跟一群老头老太太说话,而是在跟一群年轻人说话。

因为在讲述他们年轻故事的时候,他们有着年轻人的力量感和朝气。

比如通过任红举老兵的讲述。你就能想象到,当宣布要去朝鲜的战斗人员名单时,当年的他就像个小猴子一样,人家在念名单,他就跳在桌子后面,站起来看着念的名单。

他讲述完以后,我在电影里放了一张照片,四个笑容特别灿烂的年轻人堆在一起的脸。

那就是十三四岁孩子的脸,但他们已经穿上军装了。

■ 抗美援朝的年轻人们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包括一个老兵,熊朝瑞奶奶说,文工队坐在卡车上,敌机来炸时,他们就跳车。跳车后,膝盖摔得到处都是伤。

我说:「您当时觉得害怕吗?」

她说:「不害怕,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

我在电影开头用了很多漂亮的空镜头,但其实我们讲了一个很残酷的故事。

这些士兵当时年龄都比较小,比如任红举只有 17 岁。所以他们明知道是去打仗,还是有少年特有的好奇。

但战争是残酷的。可能就在一瞬间,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就没了。

有一次,美军的一架飞机扔了几颗炸弹下来。

大家都在跑,任红举也在跑。

他眼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姓戴,是文工队里演白毛女的演员。一炮就没了,炸碎了。

■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他胆子最大,捞起两条长长的辫子。

辫子上都是碎肉。

人找不到了,他们就把辫子埋了。

前一秒还在说说笑笑,让少年们心中荡漾的漂亮姑娘,下一秒就成了找不到残骸的炸落在地的辫子。 这群少年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这不是一场远足,而是战争。 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只是第一步,这不代表能把自己立刻调整到战争所需的状态。 战场上需要的,是把身体和思想也调动成武器:刚硬且精准;是无条件的服从长官的命令,因为一旦不服从,就很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人,在再极端情况下的人,都很难真的变成一个精准无误的武器。 少年,就算是在战场上的少年,也总会有着残存的梦想、向往、和随之而来的一些非理性的举动。 而这种出于私心的不服从指令的非理性的举动,就让当年 17 岁的老兵汤重稀,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2-

汤重稀:战场上的音乐梦

他在队里的年龄很小,所有人都叫他小鬼。他是一个文工队的手风琴演奏者,经常随着不同的连队去慰问。

有一次一个大领导来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的手风琴拉得非常的好。承诺等战争结束,就保送他去总政文工团,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手风琴。

他记住了这个承诺。他知道,如果战争结束,首长就会让他去更高的音乐学府完成他的梦想。

有一次去连队的路上,文工团坐在一辆卡车后面,天上的飞机来袭。

当时朝鲜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白茫茫的,他们的大衣里子也是白的。

跳车已经来不及了,队长喊他们就地隐蔽,不要让敌机发现他们。

所有人把大衣脱下来,把里子翻着举起来,举向天空,这样从天上看就是一片白。

但是小鬼有私心,心想万一把手举起来,手被打到怎么办。他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不要说打到一只手,就是打断一只手指,都成不了手风琴演奏家。

所以他没有完全服从队长的命令,他把他的右手非常小心地往自己怀里藏,他想保护这只右手。

但是无巧不成书,他如果真的把手举起来,可能也没事儿,恰巧他就是把手举起来,往自己胸口放的过程中,一颗飞机上的子弹打过来。

立刻,手就掉了。

等飞机走了,他到处喊:「我的手掉了,我的手掉了,快帮我找手!」

战友们纷纷帮他找手,后来找到了手,但已经不可能接上了。他当时也没有哭,只是心里一个念头:「完咯,手风琴演奏家当不了咯。」

这就是战争中残酷的一个切片。战争往往被赋予英雄和浪漫色彩。但实际的战争是什么样的呢? 战争有着特有的气味:排泄物,腐烂的食物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到,超出人们生活体验范畴的细节。

因为电影其实不是靠细节堆砌的,如果说是电影的话,电影更多的是靠故事、场面、人物、性格、语言啊、动作,但是他们真正在战场的时候,他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眼中全是细节

老兵任红举说,电视上的战争片,和他经历的战争太不一样了。真正的战争中,人看到的全都是细节,残忍而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

-3-

任红举:战争中的细节

任红举有一次执行一个找民房的任务。

他端着枪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找民房。路上突然听到一个特别奇怪的声音,他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孩儿,吓坏了,于是把枪端起来,接着往前走。

走近一看,原来这个声音是从南朝鲜的水磨发出来的,哒哒哒哒的声音。

■ 水磨 图/网络

本来他准备走了,结果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志愿军,穿的军装他认识。

走近一看,发现这个人他认识,是一个教导员,叫李振堂。当时月光很亮,李振堂白花花的肠子堆在衣服外面。

采访时他跟我说:「真的是吓死我了,我那时才 17 岁。」

■ 任红举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白花花的肠子没有血。因为血都流干了。

他当时不知所措,伤员说要喝水,他就紧紧捂着他的水壶,因为他知道,这种流血过多的情况,一旦喝水,血一过,这个人可能就立刻死了。

那个人拽住他,想把他身上的枪夺过来,其实就是想自杀。

当时任红举感慨说,其实战场上很多细节,不是像电影演的那样,当那个人抓到他的枪被他给夺回来的时候,比水磨坊更大的声音出现了。原来是那个人已经负伤不能动了,在用他的头砸地。

他就是求死。

■ 任红举讲述战争现场的情景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因为肠子都已经出来了,肯定没有活的希望,但是任红举老兵想让战友死得有尊严一点。所以他把这个人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觉得这样可能会舒服一点,然后这个人从兜里拿出了一枚银元。嘴里只有两个字:「妹妹,妹妹。」

任红举说:「你是想让我送给你妹妹吗?」

那时这个人也说不出话了,就点点头。任红举虽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不知道家乡在哪。

李振堂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把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撕下来,背后写着番号和家庭住址。

任红举说,他这才知道原来军装的胸章撕下来,里面是写着地址的,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

等他再想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心想那么大个子怎么埋,于是不得不返回去,找到大部队,请更多的人来帮助他。埋完之后,他还去找了一块树皮削平,用他身上带着的一支钢笔在上面写道「李振堂之墓」。

他知道那没有什么用。

但良心告诉他。一个人,有名有姓特别重要。

惨白的月光下战友惨白的肠子外露的画面,水磨的转动和战友拿头撞地交织在一起的声音,是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任红举都无法忘怀的细节。 如果说这是战争中,或者可以说是人类所能遭遇的最残酷的景象之一。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丝的,在战争中,依旧存在的,没有被磨灭的人性的光。

人性高于战争的时刻

有个老兵叫周有春。他们守一个阵地的时候,跟敌军阵地离得特别近。

中间只隔一个沙袋,对面咳嗽都能听见。当时大家都没有水,我们没有水,美军也没有水。底下靠炮弹坑炸出了一个大深坑,下雨有一些积水。

最早我们去取水被美军放冷枪,打伤或者打死,美军去取水,也被我们打伤。结果就是谁都喝不着水。

后来双方形成了一个战场默契,取水的时候不打了,你下去的时候我不下去,我下去的时候你不下去。

于是两军就共饮了一坑水。

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因为它回到了人本身的原始需求,在战争面前人性还是高于战争。

战争一定是有它的原因,但不论因为何种原因参战的普通士兵,都有他的生活逻辑,比如,大家都得喝水。

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在厮杀,在打仗,但有的时候确实要遵守一些规则。

比如,救生员是不能打的,取水是不能打的,俘虏是不能打的。

-5-

战争过后:终身的遗憾

1958 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老兵们陆续回到了祖国。有的去务农,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军队,境遇都各有所不同。 但这些在年少时代在朝鲜战场上所留下的创伤和痛苦,并没有因为他们回到家园而结束。对很多老兵来说,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永远留在了朝鲜的那片土地。 很多无法被释怀的痛苦和羁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老兵薛英杰的故事,就是如此。 他是一个年过九十,癌症晚期的老人,却执念强到能对着摄像头不喝水不休息的连续七个小时的诉说。

当时朋友听说我在采访老兵,就说他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能不能帮一个忙,因为姥爷现在不愿意治疗,他本身就是医生,觉得自己不需要治疗了,所以问我能不能跟他聊一聊,让他更加积极治疗。

后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过了第三天,我朋友说姥爷现在愿意配合治疗了,也可以打针吃药了。

他见到所有人都说,中央电视台采访他了。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只知道北京,以为北京就是中央电视台。

我说没关系,姥爷能积极治疗就好了。

过了三四个月,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可能再去一次见一次姥爷,我说怎么了,现在治疗怎么样,他说治疗配合得挺好的,但姥爷觉得上次说的好多事没讲清楚,想再说一次。

我说可以。

然后我们又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姥爷的情绪有几次太激动,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他都拒绝了,说:「我不能停,我要接着说。」

这一次让我觉得,老人对我有某种托付。

第一次采访薛英杰老人用了 5 个小时,中途除了换电,老人没有喝过一口水,第二次 采访了 7 个小时就更夸张了。

因为有了上一次经验,我们在采访之前先跟他唠嗑,说我们不拍,可以上厕所喝水等,后来他们家人都说让他喝点水。

他说:「不喝,我有很多话要跟他们说,我得抓紧时间跟他们说,你们不懂。」

他说:「没事,我前两天一个身体的指数上去了,马克思现在还不要我呢,没关系,我能坚持。」

他特别幽默,坐在那里开始说,

我就拿一个小马扎坐在他沙发对面,跟他说:「爷爷您上次说有一些事儿没跟我说清楚,您把您觉得还没有说清楚的那个事儿,再跟我说一下吧。」

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不是在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薛英杰的故事挺沉重的。

他跟他年轻的战友,因为年轻气盛,拌了口角,战友骂了他一句「怕死鬼」,无形中导致了战友的死亡。

两个人随着部队出发,到新村子的路上,吉普车坏了。要趁着美国飞机没出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转移。

他们当时落队了,大队都走了。美军的飞机早上 7 点准时开始巡逻,看地上有没有兵,然后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一看表已经快 7 点了,于是薛英杰说不能走了,然后这个战友就骂他,说:「你就是个怕死鬼,为什么不走?」

他当时年轻气盛,也很生气,就上车了。

吉普车后面有两个座位,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薛英杰每次都是坐在右边这个座位上。

但那天他的战友很生气,上车的时候一把把薛英杰推到左边的座位上,他的战友坐到了右边的座位,所以两个人无形中换了位置

车没走多远,飞机真的就出现了,子弹一下打到了他战友的身上。直穿脊骨,肾脏应该被打穿了。

薛英杰这时候已经跳车了,心想:「老贺怎么没下来?」

他返回去发现贺殿举烈士手抓着吉普车前面的把手一动不动,他拽着这个战友,背到路边一看,已经打透了。

晚上在一个路边,他把战友抱在怀里,每隔 5 分钟划一下火柴,看一看他的脸

他是个大夫,他可以给战友止血,可以给他包扎,但是伤太重了。

贺殿举一直在他的怀里说:「老战友我不行了,你别忘了带我回家。」

他说:「你放心,咱俩从小孩时就一起玩到大,真要有一天打胜了回国,我能不带你走吗?」

凌晨贺殿举就去世了。

薛英杰没办法,只能就地掩埋。

当时没有想到战争的情况,并不是随他所想的,过了这片地区可能就打不回来了。或者说部队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所以埋葬战友的诺言一直没有实现。

在这 70 年当中,他也给原来的老首长写信。但其实很多年之前,我们和这些交战国还是对战关系,没有办法把遗骸迎接回国。

老人甚至给我们画了一张图,告诉我们他把遗骸埋在哪里。我当时还问姥爷:「您现在能够确定您画的图跟您埋的地方偏差有多大吗?」

他说:「偏差应该不会超过 30 米。」

后来我跟我朋友说:「只要你姥爷需要,我们随时去。」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他姥爷的消息了。

再联系的时候已经是 2020 年 8 月份了。当时我们这个电影已经开始重新拍摄各地的老兵。我给我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他姥爷现在身体怎么样,希望能够让他第三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一次,我们希望他穿上军装,带上所有的奖章,但是可能得请姥爷来北京。我朋友说不行,因为姥爷现在腿走不了路,不能坐高铁,他去北京唯一的方式就是坐车。

我说:「你问问姥爷的意思,如果姥爷说可以,我们就派一辆商务车过去接他。」

他跟姥爷说完之后,姥爷说:「我要去。」

第二天我在现场见到姥爷的时候,吓了一跳,上次采访的时候,他的脸还是圆圆的,但是现在,老人已经消瘦得非常厉害了。

镜头有膨胀,所以在镜头上看,他可能只是偏瘦,但是在真实生活中看,他已经非常瘦了。

朋友私下跟我说,他的治疗不太顺利。毕竟年龄大了,手术做不了,只能靠药物做维持,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在衰退。

我其实不想再采访他了,怕他身体吃不消。老人说:「那不行。」

我说好,那我们采。

那一次采访,老人没有说那么多了。差不多说了 4 个多小时,中途不得不停下,我记得有三次停下来了。由于他身体不好,需要喝水休息,后来因为他提起贺殿举战友的事情,情绪崩溃。我们就停止拍摄了。

我跟他说:「您放心,过不了俩月,争取 11 月份咱们在大银幕上,到邯郸带您看这个电影。」

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成了导演宋坤儒和薛英杰的最后一次见面。导演原本以为三个月后电影就能上线,但电影制作的流程远超出他最初的想象。半年后,薛英杰去世了,而电影还未上线。

我记得那天在调色机房看到他的样子,接到一个电话。朋友说姥爷昨天晚上走了。

正好薛英杰就出现在画面中。

我跟我搭档坐在漆黑的调色房,说:「姥爷走了。」搭档说什么时候,我说:「昨天晚上。」

我们俩谁都不说话。

其实那一刻我特别生气,倒不是说多么伤感和难过,就是觉得我们做得太慢了,整个周期比我想象得要慢。

我觉得特别对不住这个人,他把所有秘密交给了你,但是你却没有完成给他的承诺

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有一个刻着十几万烈士名字的碑,叫「英明碑」。他曾经去过,在刚建成的时候,那时候他差不多 80 岁,老人站在那里找了一个下午,没有找到这个烈士的名字。老人觉得很委屈,没有找到他朋友的名字。

■ 薛英杰访谈 视频 /电影 《1950 我们正年轻》

薛英杰采访原声: 我到沈阳的陵园,碑上连名字都没有他(贺殿举)的,一直到现在,我很伤心。 他也有爹和妈呀! 我和您(导演)说,您能不能替我们当兵的说句话,写个条子,给那个烈士陵园,问问他们有没有(贺殿举)的名字,寻找寻找。 能够为老兵说句话。(掩面而泣)

■ 薛英杰讲述时掩面而泣 图/《1950 我们正年轻》剧照

我们后来也派人去沈阳找,发现其实贺殿举的名字其实在碑上。

只不过碑很高,最上面的名字得在接近三米的位置。

碑上每一个字大概有五分硬币那么大。老人有可能因为那个名字比较高,没有看清或没有看到。

后来找到之后,其实我们特别想把这件事告诉老人。

但是老人已经去世了。

战争就是这样,有些人的生命留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将带着对逝去的战友的,无论是愧疚、思念、亦或是感激的羁绊活下去,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任红举老兵当年跟随文工团去朝鲜时只有 17 岁,同行的一个小提琴手不幸被炮弹击中。遗骸已经无处可寻,只剩下小提琴手的一只手还在山坡上,手上还拽着小提琴的琴把。

任红举为他写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等我老了,一根白发安在你的琴弦上,我们还演奏,我还在和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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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讲述者 |宋坤儒

主播 |@寇爱哲

制作人 |Faith·静远

声音设计 |孙泽雨

编辑 |林枫

文字整理|李张帆

校对 |李梦颖 缑汶哲

运营 |Yoyo

BGM List

01. Story FM Main Theme - 桑泉(片头曲)

02. Untitled - Calexico(手风琴)

03. Recovery(水磨)

04. Going Under- 彭寒 (贺殿举)

05. 珍贵的人- 彭寒 (地图)

06. Nils Frahm - Our Own Roof(片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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