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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一男子到公安局自首,自述是共产党特工,李克农:是冒牌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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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历史 2021-09-17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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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李克农

前言

1958年春节刚过,公安部收到了一则敌情通报:

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不详,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居住十余年,并在港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2月24日,一男子在母亲和妹妹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公安局侦查处,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但是他所述情况引起了李克农的怀疑......

李克农的情报人生

李克农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在安徽读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他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来到上海,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创办了《铁甲车报》、《老百姓报》等一系列书刊,后来还担任了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在这段时间,李克农认识了在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的中共党员胡底,在他的安排下,李克农又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

这个钱壮飞,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而这个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则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

当钱壮飞介绍完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后,李克农问道:“壮飞,有没有办法再进去个人,我担心一个人不好周旋。”

图丨钱壮飞

钱壮飞想了想,“现在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人,实际上就是扩充特务组织,他们缺少广播新闻编辑,会公开招聘。”

李克农回家后,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党中央,并提出一个想法:

自己去报考无线电管理局的新闻编辑,打入内部,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

当时,中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负责人有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中央特科内设4个科,其中情报科的科长是陈赓,行动科科长为顾顺章兼任。

周恩来很早就想要把这个披着“无线电管理局”外皮的特务机构拿来为自己所用了,所以才同意让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对于李克农的这一想法,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壮飞已经取得徐恩曾的信任了,再派一个人进去,成立特别小组,也是可行的。

于是,周恩来回复:“同意李克农同志报考无线电管理局,把它拿下!”

图丨徐恩曾

于是,李克农重新拿起了书本,开始学习报考知识,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无线电管理局录用了。

来到这里,李克农很快就获得了徐恩曾的赏识,没过多久,他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官虽然不算大,但这却是获取情报最好的位置。

而钱壮飞,已经坐镇南京特务首脑机构,不久后,胡底也打入内部,被派往天津长城通讯社任社长。

徐恩曾还得意的炫耀,说自己有三员得力大将,却不知道“内有乾坤”,周恩来那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便指挥坐镇无线电管理局的三个人组成了特别小组,李克农任小组组长,由他跟陈赓单线联系,而这三个人,也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图丨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国民党武汉侦缉处长蔡梦坚没费多少力气,就从顾顺章口中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顾顺章还表示自己掌握了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住址,并掌握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但条件是他要去南京见蒋介石一面。

同时,他还说不能往南京发电报,暗示有中共卧底,不过蔡梦坚太过兴奋,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依旧给陈立夫和徐恩曾连发了几条电报。

钱壮飞截获这几条电报之后,大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要跟李克农取得联系,但是打电话、发电报都不现实,他就让自己的女婿火速去到上海找李克农。

25日,李克农见到了钱壮飞的女婿,并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五雷轰顶,他需要把消息及时报告给陈赓,但是他们约定碰头的日子是星期一,可今天才星期五。

情急之下,李克农决定不按常规走,他先是找到了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又由江西省委联系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消息,十万火急的跟李克农去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破例点了一支烟,随后他下令,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通通掐断,所有机关,也包括无线电管理局在内全部撤退。

图丨周恩来

然而,大规模撤退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分别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而这些地方,顾顺章基本都知道,两天时间,李克农用最快的速度,找寻通知人员转移。

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召见,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供出,陈立夫、徐恩曾带着顾顺章和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准备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赶到上海后,国民党看到的却是人去楼空的景象,中央机关内还冒着缕缕青烟,是前不久才焚烧过机密文件的痕迹。

陈立夫拉住一个提前到达的特务,问刚才见到了什么人,对方说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刚从街角走过,实际上,这个“女人”就是周恩来,这个“老人”就是陈赓。

这批原本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瑞金,但凡晚一点点,让国民党的搜捕计划得逞,后果都不堪设想,而这就是李克农作为情报人员的初亮相。

图丨顾顺章

自首的神秘男子

解放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1955年7月,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李克农任总参谋长兼任部长。

1958年2月的一天,李克农接到了一则奇怪的报告,而这件事情则需要追溯到春节期间:那时,公安部收到一份敌情通报:

“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不详,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居住十余年,并在港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2月16日,经过武汉市公安局的摸排走访,发现一个叫做刘人惠的入境者身份非常可疑

便把他纳入了侦查范围,随时准备组织力量对他进行调查。

图丨李克农

还没等调查开始,刘人惠的妈妈和妹妹分别去了当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局,报告刘人惠从香港回到家以后,有不少“反常”的行为或是言语。

武汉市公安局对于刘人惠妈妈和妹妹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她们没有一味地隐瞒包庇,而是及时地向有关部门反馈了情况。

刘人惠是在2月初回到家里的,刘妈妈看见在外闯荡十多年未见的儿子,本来是很激动很开心的,有好几次,她用粗糙的手摸着刘人惠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儿啊,你爸爸死得早,我好不容易把你和妹妹拉扯成人,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刘妹妹是武汉某工厂的工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哥哥的回归,刘妹妹很是欢迎,她热情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还讲到了解放后政府对母亲的照顾,后来她慢慢的感觉到,哥哥对这些不感兴趣。

看见刘人惠不冷不热的态度,刘妹妹的戒备和怀疑越来越多,刘妈妈是街道积极分子,也察觉到了刘人惠的奇怪之处。

她想起刘人惠之前给自己的来信,说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愿意回到家乡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可是现在回来了,态度却如此冷淡,还迟迟不愿报长期户口,问到在香港的事就支支吾吾,没法自圆其说。

图丨国民党宪兵

而且刘人惠1946年的时候当过国民党宪兵,这次回来,会不会是有任务?刘妈妈和刘妹妹商量过后,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刘人惠真的有问题,必须向政府自首。

一天,刘妈妈严肃地对刘人惠说:“儿子,你不会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吧,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去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唯一的生路。”

刘妹妹的话更为直接:“我不能允许家中有国民党特务的存在!”

听到妈妈和妹妹冷冰冰的话语,刘人惠愣了一下,“妈妈,妹妹,我真的不是坏人,请你们相信我,若你们非要我去政府自首,那我就去跟政府说明白,让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刘妈妈和刘妹妹听到刘人惠这样说,心里很是高兴,她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了。

2月24日,刘家三人一同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令妈妈妹妹没有想到的是,刘人惠讲述了一段让人瞠目结舌的经历:

“1946年,我去到武汉照相馆做了学徒,那一年的12月,我考了国民党汉阳宪兵,1948年调到国民党第5军200师当少尉参谋,这时候,我跟中共地下特务王永生建立了联系,第5军被解放军打败之后,我跟王永生来到福建,为了工作方便,王永生给了我一个‘刘竟’的假身份,我用这个假身份考入了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纵队任少尉组长,后来,我去到台湾,和王永生失去了联系,在台湾,我被调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八组工作,该组派我到香港工作,并由驻港特务机关派遣我来大陆。我和中共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现在我准备去到北京向李克农汇报我的工作,这是最高机密,请你们一定要保密......”

武汉公安局把刘人惠所说的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很快便得到指示:将刘人惠送到北京,此案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审理。

图丨李克农

李克农识别真假特工

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就把报告送到了李克农面前,李克农叫来了总参情报部的荣正,委托他和刘人惠谈话,辨别真伪。

李克农多次强调,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党的地下特工人员,一定要好好招待,好好安排,他们在敌人内部战斗,很不容易啊。”

2月28日,荣正和刘人惠进行了谈话,不管是国民党宪兵时期,还是和王永生建立联系等细节都非常详细,刘人惠本人也并未显示出半点慌张和犹豫,回答的内容也跟在武汉回答的分毫不差。

从这次对话中,荣正没有找到任何纰漏和破绽,不过依照李克农的要求,荣正还是做了不少走访和调查,甚至询问了不少原来做过地下特工工作的知情人,他们表示,在地下特工关系中,并未出现过王永生和刘人惠这两个名字。

荣正把谈话和调查结果都向李克农做了汇报,李克农面带愠色:“是个冒牌货?”,缓了缓情绪,他指示荣正:“把调查结果告诉北京公安局,让他们继续审,这个人一定要审清楚!”

图丨李克农

收到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对刘人惠进行了审查,最后,刘人惠的思想防线终于被击垮,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来的特务,跟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并交出两包密写剂。

3月29日,经过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对刘人惠进行逮捕,并继续调查刘人惠的犯罪事实,而调查出来的结果,也是让人触目惊心。

刘人惠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特务,还“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犯下不少罪行。

刘人惠在武汉公安局讲的故事,一半真一半假,前半段基本是真的,除了那个被编造出来的王永生,在他去到台湾以后,故事就不太一样了,他实际上是被编入了国民党军官储备班,1950年的时候,又考上了国民党国防情报学校,毕业后被编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战俘审讯组。

在此期间,刘人惠多次组织台北等地群众进行反共训练,1953年,审讯被捕的渔民,搜集我党的海军情报。

1954年,通过被俘的志愿军搜集到了青岛、天津等地有关机场、工厂的情报,并绘制成图提供给美军情报部门。

图丨国民党军统头目

1956年,刘人惠的组长杨凌九准备派人去到香港、澳门等地搜集情报,刘人惠知道后,主动报名,愿担任此项任务。

杨凌九向二厅汇报了这份计划,二厅表示,赴港澳地区的工作人员需接受特工训练,这时,二厅六组组长许某知道了这件事,他专门找到刘人惠,打听了他的情况。

许某知道刘人惠在大陆还有亲人之后,叫他给亲人写封信,也就是那封说自己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想要回到大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信。

两个月后,刘人惠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欢迎他回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刘人惠拿着信去找许某,许某只说:“你还要进行特工训练,时间要长一点,先等着吧。”

这一等,时间来到了1957年6月,许某带领刘人惠举行了宣誓仪式,并告诉他接下来的打算:二厅决定让他以偷渡的方式先潜入香港,再潜回大陆。

12月,刘人惠偷渡至香港,做着潜入大陆的准备工作,包括学习广东话,了解香港情况等,几天后,许某来到香港,传达二厅指示:命他编写假历史,着手办理离港手续,迅速潜入大陆,这封书面指示中,还有很多详细内容:

刘人惠系属二厅派遣人员,职务为武汉地区情报专员,活动经费每月881元港币,主要任务是搜集武汉地区军事情报。

图丨李克农

1958年2月12日,许某亲自监视刘人惠登车入境,来到大陆的刘人惠感觉非常惬意,觉得天高气爽,自己就像只离笼的小鸟一样,终于恢复了自由,完全不像在台湾那样压抑。

在母亲和妹妹的讲述和劝说下,刘人惠内心有了动摇,或许他向政府自首,想要请求宽大处理的心理是真的,但是冒充我党地下特工人员这种做法,无疑又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做并没有让他逃脱人民政府对他的惩罚,1960年5月,刘人惠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

而整件事情中最戏剧的是,那则在春节期间收到的国民党派遣特务的敌情通报,里面所指的并不是刘人惠,后来,武汉市公安局将敌情通报中所说的刘某抓捕归案,而刘人惠,只是一个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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