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二十
解析宋国“愚人文化”
采访对象：刘秀森
曾任商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故事学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民俗学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联合会名誉主席。201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联合会授予他中国民间艺术作品“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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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愚蠢行为可谓知者甚重。在历史中，行仁的宋襄公已成为贻笑千年的笑柄。
无独有偶，《左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宋国人盲目行仁的故事。郑国伐宋，两军战于大棘，宋军杀退了郑军。郑将逃跑时掉落井中。宋国士卒要落井下石，宋将却制止了，而且把郑将救出了井。郑将并没有因为宋将的仁义而感动，反而趁其不备把宋将推进了井中，并趁机擒获了宋将。
宋襄公与宋将的行为，已经成为宋国人的代表。而宋国文化，也成了“愚人文化”的的典型。
宋人成了愚蠢的集大成者
先秦诸子的预言中，宋国人多以鲁莽、迂腐的形象出现。
《列子》中有一则寓言，说宋国有一位农夫经常穿乱麻絮的衣服过冬。到了春天，他自曝于日觉得很舒服，便想把这个很享受的秘方献给国君，并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能领取重赏。
《庄子》中也有一则寓言，说有宋国人善于做衣帽，就想着去越国经营挣钱。可越国人都是剪短发的纹身大汉，根本不带衣帽，宋人因此赔了本。
《韩非子》中还有一个宋人，他不听邻居劝告，不及时修补被雨水浸坏的围墙，结果家中被盗，他反而怀疑盗贼就是好心给他提醒的邻居。
关于宋国人蠢事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宋人御马、燕石为玉等不一而足。这些蠢事集中在宋人身长，宋国已俨然成了“愚人国”，宋国文化成了“愚人文化”。如果做个总结，宋人的愚蠢基本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迂腐呆板，谨守教条，不知变通。如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大棘之战中的宋将。宋襄公事后解释：“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讲究兵不厌诈，而宋襄公居然坚信古代礼仪，谨守仁德，可谓迂腐至极。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古书上说“绅之束之”，宋国有个专门研究这书的人，就用带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书上说要反复约束自己，当然要这么做了。还有一则寓言，宋国有个年轻人看见长者喝酒一饮而尽，自己不会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第二个特点是幼稚无知，眼界狭窄。如《庄子·逍遥游》中，宋人独有祖传的至宝“不龟手之药”却不知尽其所用，世代以漂洗丝絮为业，过着清贫的日子。而客仅以百金购此秘方献给吴王，随之而得国君厚赏。这个愚蠢的宋人还沾沾自喜于所得之百金，以为做了盈利的大买卖。有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中，一个巷道之民，因服丧而消瘦，宋君知道后，立其为慈爱的典范并具为官师。于是，老百姓纷纷效仿。这本来没什么不好，但宋国人却效仿过头，以致瘦如枯槁而死的每年都有十多人。
第三个特点是莽撞冒失，违背客观规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揠苗助长，如《韩非子·五蠹》中的守株待兔。这些都可以归入这类。
这些不过是笑话
寓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文学样式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令人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这种文学的主要手法是虚构故事情节，因此不可将寓言中的故事理解为真事。
寓言这种题材出现后，不少诸侯国的人都以此来嘲笑宋国人愚蠢，认为这是宋国人的特性，以致影响到了后世。其实，以此嘲笑宋国人愚蠢的人同样令人惋惜。
以守株待兔的故事为例。《韩非子·五蠹》原文中有“而身为宋国笑”这句话。这说明，守株待兔者的行为在宋国也成了笑话。且不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即便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也只能说明守株待兔的愚蠢只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宋国人的整体。
上一期已经讲过，宋国人被贴上“愚蠢”这一文化标签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后世学者都认为这主要源于政治上的恶意。
当时周朝的很多诸侯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姓宗室和功臣，但宋国是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国君常常自谦地说，宋国是亡国之遗。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失败者是弱者，强者嘲笑弱者，这在丛林法则中、在舆论占上风时是一条铁律。
此外，宋国人文化习俗上保留有很多殷商的内容，而周、商两族文化差别很大。其他诸侯国的统治者和文人阶层对此自然很看不惯，便以歧视和嘲笑来对待宋国文化、宋国人。传到后世，这些歧视和嘲笑被记载下来，便成了后人对宋国历史各种误解的根源。
所以说，宋国的“愚人文化”只是一些虚构的寓言，是一些被误解的笑话。
大愚的背后是大智
先秦寓言中的宋人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从一个侧面还是反映出了宋国文化的一些特征，那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艺术是源自现实的，先秦寓言的作者无论怎么虚构也无法抹杀宋国文化的这一优点。
沈鲤在《重修归德府儒学记》中说：“及读《列国》《史记》则谓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温中笃厚君子者，此何以说也？挽近以来，人习巧慧，尚纷华，盖有兢而逐鹿也，不闻守株待兔也；有饰椟炫珠也，不闻燕石于袭也。昔之硁硁浑浑，温中笃厚不可见，而俗益寝窳不古也。智愚故若是相反耶？兹益曾我一愚矣。”
沈鲤这里提到了买椟还珠的典故，说一楚国人将珍珠好好包装一下以图卖个好价钱。沈鲤对楚人的这种“智”很不屑，认为如果欺人的“智”也值得称赞的话，“吾愿复古之愚也，不愿有今之智”；宁愿守株待兔而无获，也不做挖空心思以所谓“智”去猎取被世人认为宝贵的东西。守株待兔虽后来无所获，但不失品德，也比以坑蒙拐骗取利强得多。
沈鲤在文中还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典故。黄帝的宝珠遗失在赤水，命智者去寻找，却始终找不到。于是他命象罔去寻找。最后还真给象罔这个世俗认为极愚的人找到了。智者办不到的事情，为何愚者能办到？究其原因，只是智者刁滑不愿下水让自己蒙受损失而已。
沈鲤认为，有些人投机取巧，往往被世俗者认为是聪明，但这不过是小人所为，为君子所不齿。所为的愚者虽不能跻身于“上智”之列，但保持本有的纯真，仍不失为纯洁善良的人。如果能使人人都成为纯洁善良的人，天下就会太平无事。
熊剑平在《向戌：春秋时期的和平大使》中提到，“春秋迂阔之事常出于宋人，人们经常由此而对宋人心存偏见。但在愚见以为，由于古风犹存，宋人做事常透出一种可爱和可敬，而这或许不能完全讥之为‘迂阔’。宋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坚拒强楚的勇气，比当时‘朝盟夕叛’的中原诸国不知强多少倍，与一仆二主式的郑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说，商人后裔的宋人要比周人的文明程度高很多。先秦寓言把宋人描写成愚人，只能说明当时的世风日下，也就是史书所说的“礼崩乐坏”。而寓言的作者无论怎样将宋人丑化，也无法不透露出宋国人纯朴善良的本色。这说明宋国人的好品质是抹杀不了的。
文/记者 贾若晨
来源：京九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