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解角图卷》,纸本,25cm×245cm,旅顺博物馆藏。此卷描绘了乾隆皇帝在南苑进行狩猎和阅兵后的山林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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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有《御制麋角解说》:“壬午为鹿角记,既辨明鹿与麋皆解角(指被包围已解除的一角)于夏,不于冬,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过冬至,陡忆南苑有所谓产者,或解角于冬,亦未可知。遣人视之,则正值其候……持其已解角以归。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者,有如是乎……”

全图苍山乱石,屈曲丛密的松树,三只麋鹿或爬或低头进食,为人们展现了塞外冬日空寂安静的景象。构图缜密繁复,沉稳又不失灵动的笔墨,精细而无刻露、圆熟之弊,代表了董邦达在乾隆时期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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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达广习历代名家技艺,除吸收董巨皴法及黄公望浅绛画法,还受“清初四王”影响颇深。但与“四王”不同的是,他更加重视绘画的生气,作品既能迎合皇帝喜爱的盛世升平气象,又有文人画家所追求的幽远意境。其画作中年秀润,晚年苍浑,用笔在不生不熟之间,绝无狂妄之态。尤其晚年之作沉雄朴茂,极具巧拙野逸之趣,所呈现的文人意趣,继承南宗笔墨的野逸疏放,与董源、董其昌异曲同工。他将文人逸气带入宫廷,与清代宫廷职业画家的华丽装饰明显不同,成为当时宫廷中雅文化的代表。

董邦达《解角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