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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沙飞与妻子王辉

前言

1950年3月4日,著名红色记者沙飞因枪杀日本医生津泽胜被判处死刑。

沙飞在摄影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关抗战时期的照片,多数都是出自于沙飞之手。

毫无疑问,沙飞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那么沙飞是如何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记者,堕落为杀人犯的呢?

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1912年5月5日,沙飞出生于广东开平,作为一个出身于药商家庭的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高小毕业后,沙飞考入广东无线电学校。

这一时期的沙飞喜欢读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和诗句。

更为关键的是,沙飞求学期间,广州作为革命的大本营,正是诸多爱国志士追求和向往的地方,沙飞也深受这股浪潮的影响,并决定投身于革命之中,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出于对国家社会的民族责任感,沙飞报名参军,当了北伐军之中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五年的军人生涯,锻炼了沙飞的体魄,也同样开阔了他的眼界,在汕头当特级报务员时,他的月薪有150大洋,原本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可沙飞后来却选择了摄影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图|沙飞在广州时的照片

鲁迅——这个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享誉国内外的左翼文学家,在沙飞成长的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

无论是上学期间,还是在工作以后,沙飞几乎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作品都买来看了,随着书读得越来越多,沙飞对社会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

沙飞曾对自己的妻子王辉说:

“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面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

与妻子度蜜月过程中,沙飞买了一台照相机,在拍照的过程中,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并致力于钻研摄影技巧。

与别的摄影家拍摄美的画面不同,沙飞的摄影作品,专注于拍摄旧社会中国底层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吃不饱的灾民、骨瘦如柴的饥民都是沙飞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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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铁路工人(沙飞摄)

1936年,沙飞兴奋的拿着一份外国画报给妻子看,画报上是几幅照片,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

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

“这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不过,沙飞后来却记录了一段,他最不愿意记录的历史。

因为摄影的关系,沙飞结识了传闻中的偶像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汇举办了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

沙飞到现场后,鲁迅没过多久也来了,身边围了一大群的青年作者,沙飞没有上前打招呼,而是抱着尊崇的心情,拍了几张鲁迅的照片,回到家里以后,沙飞将照片洗出来,并寄给鲁迅。

这组照片在文艺圈里曾广泛传播,有不少照片当中的人后来都陆续收到了沙飞拍摄的他们与鲁迅的照片,即便是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些照片中的依然被许多有心人保存完好。

图|1936年10月8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沙飞摄)

60多年以后,周海婴在家中发现了部分沙飞为鲁迅拍摄的照片,其中还有两张上面有沙飞的题字:

一张写着“先生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
另外一张写着“(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

沙飞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还为他拍照,心情也是莫名的激动,只是沙飞不知道的是,鲁迅这一次是抱病出席活动,这次木刻展览会过去后不久,鲁迅先生就因病去世。

1936年10月19日,沙飞得知鲁迅先生病故的消息后,顿时有些难以接受,他慌忙背着相机赶到鲁迅先生的居所,对鲁迅的遗体深深的鞠了三个躬。

沙飞举起相机,对鲁迅先生的遗体连续按动了几次快门。

在鲁迅先生的灵堂里,拜放这两张遗像,一张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另外一张稍小的,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的。

不仅如此,沙飞还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这一整套的相片使得沙飞彻底成为闻名全国的摄影师。

沙飞本名司徒传,后来是为了发表鲁迅照片方便,才取笔名为沙飞。

图|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沙飞摄)

对沙飞影响一生的,并不仅仅是鲁迅先生去世,更为关键的是,沙飞在鲁迅葬礼上听人说,鲁迅是被给他治病的医生治死的。

沙飞的好友,近代著名的画家司徒乔回忆称,他也在葬礼上听过这个传闻,回来以后还曾对妻子说起这件事。

只是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件事,沙飞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

是凶手,还是有别的隐情?

1937年1月18日,《桂林日报》上发表了沙飞的一首现代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时值日寇入侵甚急,沙飞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气概,表明了他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沙飞作为摄影师奔赴前线,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中国人民的抗战。

1939年底,沙飞在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并担任了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科长,并用照相机记录下了中国人面对侵略不屈的决心。他也成为了名噪一时的红色记者。

最出名的,是沙飞拍摄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手拉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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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合影(沙飞摄)

1940年夏秋之交,日军发动5个师团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为了抗击日寇,八路军袭击了井陉煤矿,战后救下了一个日本女人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姑娘。后来还收容了一个五六岁的的孩子。

这名女子和两个孩子都受到了八路军人道主义的态度,后来聂荣臻写了一封亲笔信,委托给一个农民将两个孩子送到城里,交给了日本人。

沙飞亲历了整个事件经过,于是用镜头记录了下来。

长期在前线目睹中国军民铁血抗战,使得沙飞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即便沙飞自己不觉得,可疾病还是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

作为好友兼上级,聂荣臻劝说沙飞到医院治疗。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

沙飞到医院治疗后,院方为沙飞安排了日本籍医生津泽胜做主治医师。沙飞一开始就对院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

图|日本友人津泽胜医生

津泽胜原来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医,后来自愿留在中国接受改造,并愿意行医赎罪,当时在我军后方医院中,有不少这样的日籍医生,这原本也是一件好事。

可沙飞不这么看,一来他所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战争,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本心就很排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沙飞一直怀疑就是日本医生暗中下的手,长期以来,沙飞对日本人那种痛恨早已经深入骨髓。

这些因素也极大的影响了沙飞的心理健康。

沙飞在医院治疗时,曾多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

可即便如此,当时的院方对于沙飞的精神疾病,却并没有采取及时的介入,仍固执地安排津泽胜为沙飞的主治医生,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

1949年12月15日,沙飞肺结核病愈,即将出院之前。他暗中支开跟随的通讯员,并把主治医生津泽胜喊来谈话。

两人谈了没几句,沙飞忽然从床上站了起来,掏出手枪对津泽胜连开两枪,一枪击中前额,一枪由左臂擦过。津泽胜倒地以后,沙飞又对津泽胜头部补了一枪,致使津泽胜当场死亡,时年42岁。

图|沙飞

事情发生以后,华北军区随即对沙飞进行了拘押审问。即便在此期间,沙飞仍不认为自己犯下弥天大错。

在沙飞供述中,他自称:

一、津泽胜给他打针使他发烧;
二、开的药损害了他的健康;
三、照X光损害他的生理机能。

根据沙飞的供述,军区卫生部责成有关医疗专家对沙飞治疗过程以及病历进行审查,调查结果如下:

“津泽胜对沙飞之治疗与用药均属合理。最明显之事实,是沙飞入院时病情严重,不能起床,吐血。出院前检查,体温正常,体重增加,肺结核停止发展。”

说明津泽胜对沙飞的治疗是完全奏效的,并不能说明津泽胜对沙飞实施迫害一事。

到了这个时候,沙飞仍然觉得,自己有贡献,杀个日本人不算什么。

后来调查中,军区卫生部就针对沙飞行凶时处于精神疾病复发一事进行了调查,出乎预料的是,沙飞的妻子王辉在寄送医院出具材料的丢失了。

这下,除了死去的津泽胜能够证明沙飞杀人时处于发病状态,再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

图|沙飞与战友石少华合影

为严肃军纪法纪,1950年2月14日,华北军区军法处对沙飞杀害日本医生津泽胜一事进行审判,判决书中称:

“该犯自恃聪明,自以为是,政治上极为落后。对我军雇佣日籍医务人员,向抱反对态度。对给他治疗的日籍医生,则极端仇视。认为都是‘民族敌人’。行凶后态度镇静,以为杀了一个日本人可以不偿命。”

“综合全案检查结果,枪杀津泽胜致死,确系蓄意谋害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处以极刑。该犯所供对津泽胜在治疗中的怀疑,事实证明,毫无根据,完全出自无端臆测。即使津泽胜有问题,亦应依法律手续处理,不容任何个人擅自杀人。”

不仅如此,华北军区2月27日发布的训令中也称:

“沙飞的犯罪事件,是令人痛心的。沙飞参加人民解放军有13年的历史,对军事摄影工作与画报工作,有过不少的贡献。但他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因而存在着居功骄傲的情绪。自恃聪明,不爱学习,自以为是,这成为沙飞目无组织纪律,行凶犯法的主要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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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沙飞

华北军区为医生金泽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在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日籍医生、护士,全部参加了追悼会。

1950年3月4日,随着一声枪响,沙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38岁。

五十年的申冤之路

按说沙飞杀人犯罪,前后事实清楚,证据也很充分,理论上不存在冤案的可能。

可沙飞患有精神疾病,当时在医院很多人都很清楚,并且也亲眼目睹过,院方对沙飞的精神疾病,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而是单纯的认为沙飞属于情绪上的问题。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由于案件基本上已经是盖棺论定,所以长期以来也无人申诉。沙飞的妻子王辉也因这一案再难翻身,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王辉备受艰辛。

沙飞在中国近代摄影史上,一直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到八十年代以后,沙飞的名字又被重新提了起来。

图|1938年《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采访聂荣臻、白求恩(沙飞摄)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新闻摄影界也迎来了一个春天。

早在1979年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陈淑芬就找到了沙飞的女儿王笑利,想要搜集一些材料,但是王笑利有顾虑,毕竟沙飞当时身上还背着案子,可陈淑芬的采访得到了当时很多摄影界人士的支持,因此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许多的人对都投入了巨大的关注,使得家属也越来越认为,当年沙飞之所以犯下大错,最重要的一个根由就是精神疾病。

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石少华是当年沙飞的战友,在沙飞被枪决后,始终照顾他的家属,他认为想要给沙飞平反,需要一步步的来:

一是写文章,通过文章让人们认识沙飞;二是办影展,使人们对沙飞及其作品有一个感性了解;最后才涉及案子,一定要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不管怎么说,王笑利要给父亲沙飞平反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社会上剧烈的轰动。

由于案情中还涉及了日本友人,因此担心引发国际影响,平反事件横生枝节。

图|1938年白求恩与自卫队队员(沙飞摄)

津泽胜的女儿田子鹤与王笑利当年同是八一小学的同学,关系一度不错,可对沙飞平反这件事,虽然也表示了谅解,但内心深处,其实是不接受的。

“我能理解,但我心里不平衡,旁人只知道他们苦,就不知道我们更苦吗?你们还有共产党管,我们有谁管呢?我们回到日本,为了我们4个孩子,妈妈要工作,还要背着弟弟去上学。大家为什么不替我想想。”

到最后,田子鹤做出了自己的决定,那就是不干预此事:

“这件事,当时我们虽在中国,但是你们中国处理的,我们没参加意见。现在你们中国怎么处理,我们仍不参加意见。也不要再找我们了,我们日本政府不会找我们的。中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你们处理与我们无关。”

考虑到国际影响,加上年代久远,1982年12月28日,王笑利得到了总政府给予的答复:

“原判蓄意谋害根据不足。但考虑该案是一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又事过三十余年,现在对沙飞当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再做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比较困难。而且判决时也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因此,不宜作为错案平反。其家属子女如有受株连的,应妥善解决,生活如有困难,应酌情予以救济。”

鉴于当年沙飞一案影响巨大,又涉及到两国关系,因此事情反映到中共中央高层,胡耀邦后来亲自批示:

“沙飞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尽快办理。”

图|1944年7月沙飞(左二)在河北阜平晋察冀画报社

1984年4月15日,杨成武就沙飞一案专程去问了老首长聂荣臻,聂荣臻也是当年沙飞的老上级,对沙飞当年一案的判决,聂荣臻说了四个“事实”:

“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随着社会各界尤其是摄影界陆续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沙飞一案的调查也进展迅猛。

1985年6月8日,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正式出具了医学鉴定书,鉴定结果为沙飞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时正处于疾病期,属于辨认障碍,应判定无责任能力。

也等于说为沙飞间接的平反。

但还是因为一个问题,由于涉及到两国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影响,有关沙飞平反一案究竟是公开还是不公开,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摄影界为沙飞筹办的摄影艺术展也被要求延期举行。

这一结果令许多摄影界的艺术大师十分气愤,在大家强烈的反对之下,摄影展最终顺利如期举行,沙飞的妻子王辉携同子女以及许多沙飞的老战友出席了展览,许多的老同志甚至边看边流眼泪。

图|沙飞在晋察冀画报社工作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年2月24日法字第九号判决,恢复了沙飞军籍。1986年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检会做出决定,恢复了沙飞党籍。

直到此刻沙飞一案才得以真相大白,想来他在天之灵,也必然会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