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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年男人,终于落户一线CBD,但不会让孩子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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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 2021-09-16 16:35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黎广

“这该死的生活!”

蔡福贵整理衣柜的时候,完全没料到自己的东西这么多。他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搬家了,但心里知道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广州打拼了十几年后,这个汕头男人的户口终于落到了珠江新城,一线大都市寸土寸金的CBD地段。这不但意味着他终于成为“新广州人”,还意味着他有资格在广州买房了。

这个怎么看都是喜事的结果,在蔡福贵眼里忧喜参半。落户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要不要把两个孩子从汕头接到广州一起生活,这决定了蔡福贵往后的广州买房大计:要不要买房;要不要买学区房;买多大面积;自己的职业规划要不要跟着改变?

钱永远是最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但对蔡福贵来说,还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说,以他兜里的钱远远不足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把孩子带到广州,可以开阔眼界,看优秀的都市精英是如何生活的;但留在汕头,人生闲散而淡然,幸福指数远高于大城市,不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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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初升的广州CBD

十多年前刚来广州时,蔡福贵自己似乎没有过这样的犹豫。那时,“到大城市去”与一切美好的词汇挂钩:发展、希望、未来。但现在,在要不要把孩子也带进城时,他犹豫了。

改革开放第一代的城市移民以60后为主,他们在带孩子进城时,更多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有没有条件。而蔡福贵这一代的城市移民在现代化熏陶下,思维已经与上一辈截然不同,更多的开始考虑“怎么样更好”。个案的背后是城市化、学区房、资源配置,甚至留守儿童和“老漂族”的综合考量。

至于第一代城市移民,他们大多已经老去,倘若回想往事,或许会庆幸自己赶上了城市发展的红利,得以与家人长期团聚。

空调

蔡福贵原本是不用搬家的。

广州近些年在给老旧楼房装电梯的消息,触动了多年没有联系的房东。“房东应该是计划重新装修,想租个更高的价钱,所以委托中介找我退租了,虽然距离合同到期还有一年多。”蔡福贵生性腼腆,为人也客气,没有印象中潮汕人的爆脾气,反倒是骨子里透着一种对世间万物的隐忍。

直到今年8月,也就是电梯刚装好的那阵子,房东才给出租屋的主卧装了空调。在广州炎热的夏季,蔡福贵终于感受到了夜里凉风有信的现代化舒适,但此前他从未抱怨过没空调。一台吱吱呀呀的鸿运电风扇,把他心头的燥热一扫而光,甚至对房东单方面毁约,他也没提出过按照合同进行赔偿。

“倒也不是有钱,关键是这些年和中介相处得不错,一来不想为难他,二来也要麻烦中介再帮忙找房子。所以9月初,中介帮我落实好了新住所,距离现在的出租屋,不到200米。”说着蔡福贵把茶几上的HUGO BOSS深蓝香水仔细包好,装进箱子。

这款香水诞生自千禧年交替之际,那段岁月里,蔡福贵离开汕头老家,独自在广州读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上司计划把他派驻到北京,想着离家太远蔡福贵拒绝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港资企业里做广东地区的销售代表,到现在,他已经在这家企业干了十几年,半个根算是扎在了广州。

这瓶HUGO BOSS的大众款产品,为蔡福贵提供了销售这份工作所必备的一些“体面”。

“其实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广东省各个地市出差,每个月大概也只有十来天在广州,但因为去的地方多了,才发现广州城给了我小时候从未有过的世界观,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城市化和都市精英是这样生活的。”

广州珠江新城夜景

1981年时,汕头已是广东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那一年蔡福贵刚出生,可在后来的岁月里,珠三角成了改革开放发展的重镇,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发展把汕头远远甩在身后。蔡福贵也自然地在成年以后,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广州。

去年,39岁的蔡福贵终于成功落户广州,还是三大国家级CBD之一的珠江新城。但作为一个“持证”的新广州人,蔡福贵的烦恼开始变多。其中之一是关于买房,以前没广州户口的时候,他几乎没动过买房的心思。如今有了购房资格,反而像是有了烦恼的导火索——不在广州买房,就白白浪费了广州的户口。

但从去年开始,蔡福贵公司的整体业绩断崖式下跌,“销量少了一半都不止,所以压力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这些压力来自业绩考核,也来自大规模的裁员,“大概裁了三成,我们团队出差的情况比较多,开销大,所以裁的比例更高一些。”

对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买房的焦虑,在9月初被搬家的操劳淹没,他不想频繁地被房东“驱逐”,于是下定决心,卖掉了汕头的一套房子,套现200万元,决定真正扎根广州。

精英VS幸福感

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南下珠三角的“淘金客”大多都义无反顾地将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代,“进城”是一个正向的生存策略,发展的红利,几乎都在城市里集中体现。

40多年过去,当年的第一代移民已经在城市里退休,他们几乎不会再回到农村,而他们的下一代,如今成长为城市的中坚力量,他们谙熟城市生存法则,对城市的财富流动了然于胸。

蔡福贵没赶上那个时代,他与第一批移民潮之间的思维,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核心之一是是否要将孩子带到城市里。

2016年,中国展开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摸底排查统计,结果是全国不满16周岁、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蔡福贵的孩子不在这个统计数据里,一来是因为汕头特区不是农村,二是他太太一直留在汕头,全职照顾两个不满8岁的孩子。

但他开始反思当下的城市生活,对自己子女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2000年左右来到广州,那时候省城的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摩天大楼,喧闹的街道还有那些朝气蓬勃的面孔,塑造了我对国际化大都市的印象,我也在省城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终身受用的,况且这里有最好的资源,从这些角度出发,我是想把孩子带到广州生活的。”

雨后的珠江新城

不过从日常的微观视角衡量,蔡福贵就动摇了,“我就在珠江新城上班,我能看到那些穿着讲究的城市精英,实际上已经困在了自己的工作里,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我如果让孩子留在汕头,吃得好住得宽敞,而且汕头节奏慢,幸福感绝对比在省城里强。作为一个父亲,应该让孩子走上哪一条路,这是我纠结了很久的问题。”蔡福贵试图把这些问题的优缺点写在纸上一一对比,但发现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意义这些问题,无法比较。

但这些问题延伸开,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接上太太和孩子到省城,势必就要买一处更大的房子,而自己是否能承受这个压力,他心里没底。

双面神

倘若举家迁徙到广州,两个年幼的孩子如何照顾?对这个现实问题,蔡福贵说因为自己的奶奶还在世,所以父母一直在饶平(潮州市辖县)照顾老人,“我太太现在全职带小孩,等我奶奶百年以后,父母可能会帮一下我。”

可蔡福贵也说不好自己的父母是否能适应城市生活,而且在他看来,让父母离开家乡来帮自己照看孩子,像是对长辈的再次掠夺,他有些于心不忍。

这样的情况在各大城市不停上演。与其说改革开放是最近一次国内移民潮的起点,不如说是中国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的分界线。在这以前,老人家的农业种植经验是养活一家人的根本,因此农耕社会尊重长辈、对家庭掌控权的默认是一种生存策略。

夕阳西下的珠江新城

但在城市化发展了数十年以后,家庭掌控权从农业权更迭到了经济权,这反倒让掌握财富的中年人变成了家庭的掌舵者。

“我可能不会要求父母到城里来,要不然我得买更大的房子,而现实是根本买不起。不请保姆,让太太全职带孩子,目前来看是最经济和安全的选择。”而蔡福贵身边的很多新一代“广漂”,在城市成家立业以后,直接要求父母成为“老漂族”,到城市跟自己一起生活。

2018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专项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老漂族”。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帮助照顾孩子带娃,分摊家务。根据国家卫健委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里显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近1800万,其中专门为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且在持续增长。

位于珠江新城的广州大剧院夜景

蔡福贵在对待孩子和父母进城这件事上,体现了城市新中年的生存的两面。一方面是孩子进城后,生活的艰难;一方面是可能迫使父母进城的愧疚。这十分像古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雅努斯,他有两张面孔,一面看着未来,一面看着过去。而他自己,要在这二者之中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

“或许我能力真的有限,现在我只想把家搬完,休息一天,然后继续等待。”蔡福贵等的是两年后广汕高铁的通车。“那时候或许城市之间的距离能被缩短,只要路程够短,那很多问题可能就能解决了。”

9月第二个周五晚上,蔡福贵打包完最后一箱家什,准备下楼吃个夜宵,却发现刚装好的电梯停运了,想起第二天要把十几个箱子从八楼搬下去,蔡福贵悠悠地说了句:“这该死的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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