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彝族典籍中有关十月太阳历以及“河图”、“洛书”的记载，先后被刘尧汉、陈久金、冯时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笔者也曾经在自媒上发布过有关彝族文献中的“河图”、“洛书”的内容，并指出有关“河图”、“洛书”的内容在汉语文献中已经难以说清楚，但用彝族文献的记载来解释却可以做到比较合理。但是，如何认识彝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很好的办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洛书》：古彝文中意思为“龙书”
（一）彝族的古代典籍过去主要由毕摩家族传承，秘不示人。这种情况造成了彝族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但大量兄弟民族对其历史的认识却比较模糊。两晋时期的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已经提到《夷经》的存在，可见彝族的这些典籍确实有久远的渊源。（二）汉语文献的记录往往是以中原统治王朝为中心的，很多时候对于少数民族的记录往往着墨较少。
《洛书》：古彝文中意思为“龙书”
这一些年来，很多彝族古代典籍先后被翻译成汉语，但如何把这些彝族古代文献的记载与汉语文献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研究衔接起来，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开展得比较少。中国社科院的冯时教授在一次网络公开课中曾谈到彝族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感到不好解决。一方面，如果忽视彝族的文献记录，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毕竟彝族古代文献中的许多记录经研究发现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如果说彝族的历史真的像他们典籍说得那么古老，这个问题似乎又不好理解。
就笔者个人的一点研究心得来说，这里主要还是涉及到搞清彝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笔者在对三星堆等考古文化进行研究中提出了“夏商并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对彝族的形成问题是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突破的。在网络上，有时一些网友喜欢径直把三星堆的创造者说成是彝族，这个观点我曾经在自媒体中发文批评过。
三星堆青铜尊
（一）从考古材料来看，三星堆的族群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把三星堆的成就归功于某一个民族的创造，这与考古发现本身不吻合。（二）根据彝族自身的历史记载，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阶段是六祖分流，其发生地一般认为在今云贵川交界的昭通、黔西和川南地区。
崇尚黑色的彝族
大家知道，四川凉山是现在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汉语文献的记载表明，四川凉山更早的居民是邛都夷，这也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的。根据研究，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中的曲涅和古侯二支才进入凉山。同时，根据世居于黔西地区的大方彝族的说法（《见贵州通志》），彝族在兴起时，就曾臣附于邛君。而根据古代汉语文献的记载，其实邛都夷也是在蚕丛国破后才迁入凉山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彝族先民在三星堆文化中果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其历史地位恐怕也不会超过邛人。
笔者曾经在文章中谈到过，历史上的邛人与今天的嘉绒藏族、纳西族（可能也包括羌族）有密切关系。因此，总结下来，无论是从考古角度还是民族史角度来说，称三星堆文明是彝族创造的，这个说法都不合适。
嘉绒藏族
就以上所说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彝族古代文献的记录来讲，还是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来讲，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不但对于解决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有重要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史（特别是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的研究同样有重大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保持系统性的眼光，避免以某一个单一民族的立场来研究历史和考古文化，“汉族本位”固然不可取，“彝族本位”同样不可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是我们必须要筑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