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言】
日本首相菅义伟自今年去美国觐见过总统拜登后，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全面与中国对峙的政策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通过“经济安保”的方式，重新构建日美独立的产业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菅政权区别于以往的日本政府，坚定与中国对峙的重要表现之一。
菅政权的对华政治经济政策，是其前任安倍晋三对华外交的一种延续。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安倍晋三任日本首相期间（2012年12月-2020年8月），到2018年年底前，通过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方式，公开与中国对立，走出了一条牵制中国的外交路线。在对外投资方面，除2016年以外，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一直比对华投资多。
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其中东帝汶未参加东盟。日本谈东南亚时用的较多的概念是东盟（ASEAN），写作本文时笔者参考了较多的日本文献，因此本文中也将用“东盟”来代替东南亚地理概念。
2021年3月1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了这样的统计资料：2020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22906亿日元（约1370亿人民币），接近对华投资（12865亿日元，约770亿人民币）的两倍。日本通过加大对东南亚（东盟）的投资，希望在这里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以牵制中国，或者说得冠冕堂皇些——规避在华投资风险。
日本的对外投资中，对东盟的投资一直高于对华投资。从左到右五个选项分别为：东盟、中国、印度、美国、欧盟。出处：JETRO（2021年3月1日）
从JETRO给出的图来看，欧盟一直是日本稳定的巨大投资对象，其次是美国。在安倍特别强调日美关系的时候，对美国的投资超过了对欧盟的投资，但随着安倍的下台，投资也开始回到2014年前后的正常水平。日本投资第三多的地区为东盟，第四才是中国。尽管安倍及继承安倍衣钵的菅都非常重视印度，日本媒体也在大力宣传去印度投资，但实际上对印投资非常少。
日本以何种形式在东盟投资？其收效如何？日本企业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市场？本文通过采访日本企业，在这里做些简要分析。
对日企来说，东盟与中国有着巨大不同
第一次见永井先生，是在北京首都机场。永井从泰国进入香港后，办了些事才来的北京。
永井在泰国工作了近十年，之前在马来西亚工作。当然进入贸易公司前，他在日本东京总部上班。做产品进出口，出差是常有的事。
“东盟10国，2019年的GDP为3.234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但语言、货币、财务制度、宗教等差别很大。很难想象坐四个小时的飞机，还能在同一个国度，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不用通关，不用办入境手续。”坐在去城里的车上，永井有些兴奋地谈道。
在东盟国家工作的十余年中，永井很少有乘坐四个小时飞机的情况，而且乘坐飞机几乎意味着出国。永井说的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在东南亚可能很不一般。
东盟各国大部分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或市，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内建设起全套产业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关配套严重不足，重要零部件依赖于东盟之外的国家，尤其依赖从中国及日本进口。
此外，尽管东盟内部实现了自由贸易，但有些地方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仍非常高。这里面不单止贸易手续问题，币制的转换、各国家节假日的不同、宗教习惯的差异等等，都是做贸易需要考虑的问题。
资料图来源：中国政府网
来中国之前，永井就开始关注东盟与中国各自的发展速度及发展规模问题。在永井看来，尽管东盟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日本，但和中国比，相对低不少，尤其在经济总量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情况下，每年新创造出的财富更无法和中国相比。
但小有小的好处。比如不论在泰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永井想拜会当地的地方官员，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最后效率是否高，这个暂且不论，至少想做的事能够很快就通报到地方最高官员甚至通报到中央政府那里。行政效率谈不上快，但政府不会让人感觉十分强势。
新加坡在各个方面具有领先作用。永井不懂泰文、马来西亚文，比较熟悉的是英文。新加坡的媒体报道基本能够覆盖整个东盟，很多时候感觉新加坡实际上是东盟的代言人，是这里科研的领头人；某种程度上，东盟其他国家都将新加坡设为努力目标之一，就算看不到成果，有那么一种希望也是好的。
东盟对日好感度极高。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让越南周边的国家迅速发展经济，日本提供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械设备，让东盟在1970年代以后，除发生战争的越南、柬埔寨及老挝外，其他地方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在向越战周边国家提供机械设备的同时，日本也积极在这里宣传和平理念，让二战期间极度恶化的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能感受到这种亲密，尤其这几年，东盟一些国家对华亲近感的下跌，愈发凸显了其对日本的亲近。
相对来说，日本企业也愿意到东盟国家投资，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后，这种投资愈发增长。
20年时间里日本对东盟投资增加了10倍
JETRO在2021年3月发表了《再验证：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日本财务省《本邦对外资产负债余额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日本企业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2655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18583亿美元中的14.3%。和2000年相比，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增加了10.6倍，和同一时期欧美韩等国对东盟的投资比，日本的增加状况尤为明显。
第二，2000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余额为250亿美元，同年对华投资只有87亿美元，两者相差了163亿美元。而到了2019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余额已经比对华投资高出了1352亿美元，对两者的投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尤其需要再度指出的是，东盟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第三，当日本政府指导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成为一种政策后，原本在中国的投资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东盟国家，愈发加大了对东盟投资的力度。
以笔者对日本企业技术、经营的观察与理解，日本企业的经营特点、小规模技术更适合东盟国家。
日本汽车大概于2000年之后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投资，这轮投资完成后，具有现代工业特点的大型制造技术基本进入了成熟阶段。新型高端产业技术，如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尖端医疗装备、飞机等等，要么日本没有，要么日本不希望从其国内转移出来，或者也无力进行全生产链的投资。而小型技术，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制造技术，日本依旧在进步，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仍很大，因此能够继续进入这些国家。
2017年以后，随着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上台，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紧锣密鼓地筹谋起来。本来安倍政权就将中日视为对峙关系，日本政府开始鼓励非高科技产业也尽可能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际市场。安倍政权一开始就实施的“中国＋1”战略愈发凸显。
从2019年JETRO对日本企业的海外事业展开的调查结果来看，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工厂直接从中国迁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原材料的采购上，也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销售方面同样做出改变，减少在中国的销售比重。
日本在构建的主要供应链。出处：《JETRO世界贸易投资报告》（2020年版）
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产业链发生了断裂。借疫情的原因，日本也加快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构筑产业链的进度。对于拜登政府提出重新构筑四大关键领域产业链，彻底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设想，菅政权当然愿意全力配合。
按当下形势来看，今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将愈发增多，对东盟的投资与对中国的投资进一步拉开距离，将是一件大概率事情。
舍高求低，轻视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结果
一家在中国生产机械的日企总裁，前些年也积极响应了日本政府的号召，尤其在中国国内多地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涉日游行后，企业感觉有必要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再建一家相同的工厂，以规避在华风险。
越南当然是首选之地。去越南建工厂的谈判、选地、招工虽然历经种种困难，但最后都克服了。不过这位总裁仍向笔者吐槽：
“越南部分官员挺腐败的。自己感觉给了官员好处，该给办事吧，但很多时候给了好处也不办事，这和以往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不一样。”
“越南人很勤奋，但毕竟没有受过产业训练。不像我们在中国，很多工人在其他工厂干过，有一定的作业经验，越南新招来的人员，几乎都对产业一无所知，以为他们都知道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懂、不会。”
工厂建成后，一个特别大的难题是，零部件在越南采购起来很费劲。这家企业在中国的时候，很多零部件在设计阶段就有中国企业参加进来，很容易进入生产阶段，换个产品也相当容易；但越南没有这样的企业，能按图纸生产就已经很好了。
“结果，很多零部件需要我们从中国运送到越南组装。这样的配套方式，让劳动力成本的缩减部分几乎看不到了。来越南，满足了一定的规避风险的需求，但没有解决企业成本问题。”总裁谈道。
再就是以越南人的消费能力，产品几乎需要全部出口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销售。“作为生产据点，本来就不能和中国比，再找不到市场，这次的投资我感觉很成问题。”总裁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在不少企业看来，中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市场，市场魅力让企业最后决定在这里投资、生产。
东盟全部加起来的经济规模、容纳产业的力量、科研能力、市场可开拓性等在今后十年时间内依旧无法在增量上超越中国，去一个相对差的地方投资，在相对差的地方构筑产业链，结果势必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看过去十年，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美国、欧洲、韩国相比，落后了一大截。
媒体频繁报道安倍等日本政治家整天在天上飞，几乎跑遍了世界主要国家，看似极为勤奋，但“勤奋”的安倍，让日本GDP在十年间缩减20%——2011年，日本GDP为6.23万亿美元；次年，安倍上台，当时日本GDP为6.27万亿美元；至安倍卸任首相一职时的2020年，日本GDP只剩5.04万亿美元。
1980年以后日本GDP的总体状况。出处：《世界経済のネタ帳》
世界上用十年时间让GDP缩减20%的非战乱国家，估计只有在安倍治下的日本能够做到，而继承安倍衣钵的菅极可能会让日本继续失落下去。看看美国，在过去十年时间里GDP增加了5万亿美元以上，等于在美国国土上多出了一个日本等量的经济规模，中国则是多出了1.5个日本，增量之快，不是安倍、菅能够想象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应该是日本这些年的东南亚投资政策发挥的作用。
一向以全面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为己任的《朝日新闻》，3月30日用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了自民党政权反华急先锋甘利明要实现对华“经济安保”的主张。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同一版报道中有一篇采访JETRO理事长佐佐木伸彦的文章。佐佐木理事长认为，“对日本经济来说，中国经济绝非可以断绝关系的对象。”
佐佐木理事长举出了两个数字：2019年日企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大致为17%，在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只有5%左右。
日企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约17%，在美国等国家地区仅为约5%。出处：《朝日新闻》（2021年3月30日）
日本对华的“经济安保”在刻意远离能够赚取利润的市场，去相对贫瘠的地方苦心经营，这已经给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让日本难以从失落的二十年中挣脱出来。而今天菅政权不仅没有修改的意愿，反倒在加速与中国的脱钩。
过去的十年，在国际经济上日本舍高求低；如今，日本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与中国持续对峙；五年、十年后，这个国家还有望走出失落状态吗？
延伸阅读：
继2013年东芝大连液晶工厂关闭后，东芝大连有限公司（下称“东芝大连”）也即将撤出中国。
9月11日，时代周报记者从多名东芝大连员工处了解到，该工厂目前正面临清算，9月末将停止生产，当前部分员工已不再上班。
“我们听说日方公司要撤资，因为公司（东芝大连）赔钱，干不下去了。”一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据媒体报道，东芝提供的一份材料称，公司已出售电视业务和医疗设备业务，业务结构发生改变，由于工业马达和信号发射器的生产即将停止，决定解散和清算东芝大连公司，且未开始新生产的计划。
天眼查显示，东芝大连成立于1991年9月25日。正式清算退出大连时，该公司设立满30周年。
“虽然近年偶尔听说东芝大连要停产，但真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诧异又心痛。”曾在东芝大连工作的前员工李茂（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9月12日，时代周报记者就工厂清算等事项拨打东芝大连电话，但对方未予明确回应。
员工赔偿正进行
东芝大连宣布清算后，员工赔偿正在进行。
9月11日，东芝大连员工李娜（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工作年限越大的员工将拿到更多补偿金。具体而言，工作年限补偿金为月平均工资×工作年限×工作年限系数，工作年限不满5年、5-10年、10-15年、15-20年、20-25年、25-30年、30年以上的工作年限系数分别为1.1、1.2、1.3、1.4、1.5、1.6、1.7。
按月平均工资5000元计算，工作28年的老员工可拿到工作年限补偿金22.4万元，工作14年的员工可拿到工作年限补偿金9.1万元。除工作年限补偿金外，还有与退休年龄挂钩的生活补偿金，距离退休年龄越近，生活补偿金越多。
“该赔偿方案对即将退休的老员工有利，相当于拿到一笔额外‘退休金’，工作不满20年的员工拿到赔偿不多，还面临找工作的压力。”李娜表示。
“我离职后与多名在职员工多年保持联系。相比不少企业，东芝大连的赔偿方案算比较‘良心’。但不少30岁左右的员工压力较大，可能无法找到对口工作。”李茂表示。
东芝大连经营恶化并非一朝一夕。
李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2012-2014年在职时，东芝大连运营状况良好，工人三班倒生产，待遇优渥。当时，东芝等日企可与当地国企媲美。
2015年开始，东芝大连开始逐渐陷入经营困境。
“国产家电崛起，价格也更有优势。东芝还是保持以前的生产，对产品精细度要求很高，因小瑕疵淘汰掉的成品不少。渐渐地，工厂生产的产品需求没那么大，机器从三班倒变成两班倒，工人裁掉一批后，在职员工的工资跟随物价提升保持小幅上升。2014年月薪约3000元的岗位，今年也涨到5000-6000元，但对年轻人不再有很强吸引力。”李茂称。
该工厂员工人数近年减少有迹可循。媒体报道称，2010年前后的鼎盛时期，东芝大连员工人数曾达2400人左右。2016年起，东芝大连参加社保的人数逐年减少。2016年，参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988人，2020年该数字下滑至642人。
有媒报道，未来，东芝将把产能转至越南和日本，在中国大连及其他地区的铁路用零部件及电梯生产基地将维持运营。
出售业务“回血”
东芝大连将解散的消息传出，不少网友表达遗憾。
“算来一起风雨18年多，这里有我的青春，也是我第二个家，即将离别。”有员工如此感慨。
不少网友则表示，家中还有多年前购买的东芝彩电、电脑等。
东芝历史悠久，创立于1875年，是综合电子电器企业。1995年，东芝笔记本电脑业务进军中国市场，随后很快成为笔记本电脑市场“销量王”。东芝电视在7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在中国建立彩电生产基地。
近年来，由于连年亏损等原因，东芝多次出售旗下业务以求“回血”，部分业务卖给了中国企业。
2010年起，东芝在中国销售的彩电已基本委托TCL代工。2013年底，东芝在大连的彩电厂停产。
2016年，美的以自有资金约537亿日元收购东芝白电业务主体东芝生活电器株式会社80.1%的股权，获得东芝品牌40年全球授权、超5000项家电相关专利、多个制造基地和市场渠道。
2018年，海信收购东芝所持东芝映像解决方案公司（TVS）股权，TVS成为海信控股子公司，海信获得东芝电视40年全球品牌授权。
2019年，东芝公司宣布在半导体部门进一步裁减约350名员工，并征集提前退休人员；2020年，东芝宣布退出长期亏损的系统LSI芯片业务。
不断缩减消费电子和半导体业务后，东芝宣布将资金集中用于发展储存芯片和能源等业务。
9月12日，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东芝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工艺水平较高，但大企业病严重，内部管理架构臃肿，对消费电子产品终端市场的反应慢，导致产品迭代开发速度慢，远落后于中国和韩国的消费电子企业，这是东芝在电脑、家电等领域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早在20年前，家电在东芝业务体系中的比重就不大。
“但对典型的日本电子巨头东芝而言，其优势在于制造技术水平高，近几年在发电机、电梯、能源、存储等技术含量高、利润高的领域频频发力，且并未在中国减少业务。压缩利润较低的终端消费者业务，发力更擅长、更高利润的公司业务，是东芝近几年重要的转型方向。”梁振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