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到底是功成名就,还是碌碌无为,往往就在于一两个机会。

而能否抓住机会,不仅在于自己的能力和决心,贵人的提携和帮忙甚至更为重要。

知青段新安插队的时候,好不容易获得了上学的机会,没想到被人半路截胡,幸亏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拉了一把,将他从悬崖下救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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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段新安下乡的第二年,因为不抢大功,不躲小事,被生产队推荐去市里读书。

“小段,你可要抓住机会!”

“小段,以后发达了可不要忘了我们。”

老乡们的关切,让段新安更加期待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然而,希望带给他的愉悦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焦虑所取代。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收到报名表。

“不能等了。”他决定自己去公社里询问。八里多的山路,他只用了平时一半的时间就走完了。

推开公社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看报纸。

见到有人来,那人放下报纸问:“什么事?”

“我是五队的知青,来问推荐上学……”段新安胸口剧烈起伏,气还没有喘匀。

男人起身倒了杯水,让段新安坐下,犹豫地说:“关于上学……”

“请问你是?”段新安还不知道眼前人的身份。

“我是公社的秘书。”男子回答,“你的报名表本来就是我负责递送的,但是在经过三队的时候,让……让王柳芳要走了。”

“什么!?”段新安血气上涌,如果面前有镜子,他一定能看到自己涨红的脸,“被人截走了!这不是开玩笑的小事!”

秘书辩解:“王柳芳也是知青,她是去年被推荐去读书的,当时不愿意,今年又想去,找了我几趟了,我也给她说了问题的严肃性,但是她舅舅在市里的XXX工作……”

秘书隐晦地表明了王柳芳的背景,既是推脱责任,也表达自己的无可奈何。

段新安如同凉水浇头,怀中抱冰,突然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在他的世界观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半路截胡报名表的荒唐事。

秘书从办公桌的文件堆里,抽出另一张表格,略带歉意地说:“这样吧,还有一张师范学校的报名表,你看要不要填?”

段新安有点犹豫,读中学的话,将来可以进大学,出人头地的机会比较高,而要是进师范学校,意味着成为老师,可在当年的环境中,老师并不受尊重,讥笑、讽刺、人格侮辱,乃至人身伤害都有可能遇到,致使大部分人对教师这份职业敬而远之。

秘书看出了段新安的犹豫,叹口气说:“不着急,你回去想想,明天再来。”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后,段新安辗转难眠,自己需要想清楚,到底要不要当老师。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他要面临的情况就是继续留在农村消磨时间,并不是说农村不好,而是他想要更大的人生舞台。

去师范学校,至少可以进城,而留在城市的机会,总是很诱人。

第二天,段新安一早就去了公社办公室,秘书见到他,微笑着递出表格,嘱咐道:“下午送来。”

段新安立马回到生产队,找到生产队长,让他写了评语,要盖章时,队长一拉抽屉,恍然大悟:“章子在会计那儿,他上山去了,中午才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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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新安拿着只缺盖章的表格,等在会计家门口,不知道过了多久,说话声由远及近传来,正是会计。

“李会计,我要盖章子!”段新安迎上去,挥挥自己的表格。

“不急,不急。”会计拿起表格仔细看了看,又慢慢踱步回家,从一个上锁的铁盒里拿出公章,呵了口气,使劲盖了上去。

不等印记干燥,段新安一把抢过表格,跑去公社办公室。

在山路上,他看到一辆卡车迎面开来,心中一怔:莫非这是进城的?

那时山上很贫穷,交通不便,和城里的联系全靠一周两次往返的卡车,卡车身兼数职,拉货、送信、运人的活儿都干。如果这卡车真是进城的,那自己的表格恐怕要耽搁了。

跑进公社办公室,秘书见是段新安,惋惜地说:“哎呀,回城的卡车刚走,你把表格放这里吧,过两天我让司机带走。”

“只能如此了。”段新安心有不甘地把表格放下,他没有想到,真正的磨难才刚开始。

卡车四天后才姗姗来迟,把报名表带回城时,那一年师范学校的招生时间已经过了,段新安失去了机会。

十六岁的知青,没有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痛失上学的机会,对他来说无异于世界末日,段新安郁郁寡欢,日渐消沉。

过了一周,在别的公社插队的同学来看望他,听说了无法上学的事,建议说:“你去城里找黄松年主任吧,他是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很多知青的难处都是他解决的。既然已经无路可退,试一试也没有坏处。”

听了朋友的话,段新安重燃希望之火,立刻启程去找黄主任。

走进知青办公室,看见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这人面色不太好,黄里透黑,同时又很消瘦,一米七的身高似乎只有一百多斤。

“你是黄松年,黄主任吗?”段新安小声问。

“是的,你是哪个公社的知青?”黄松年笑得很真诚。

段新安自报了身份,黄松年点点头:“我记得你的名字,全县好几百知青,我差不多都能记下来。”

段新安当时十分孤独,觉得世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听到黄松年记得自己的名字,犹如遇到了亲人,从不轻易流泪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黄松年安慰道:“男人不流泪,小段,咱们说事,不要哭。”

段新安咬了咬牙,止住了痛哭的冲动,将自己的委屈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去上学的报名表被王柳芳半路截走,去师范学校的报名表又因为迟到而作废。

黄松年仔细地听着,时而蹙眉,时而点头,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来帮你解决,要相信组织。”

当年的环境中,这句话犹如铁锚,可以很快稳住慌乱的心神。段新安擦干眼泪,抱着一线希望,回生产队等待黄松年的好消息。

等待的日子里,段新安越来越放松,也许是流了泪,内心的委屈得到了一次彻底释放,他想开了——今年恐怕真的不能上学了,那就明年再来过吧。

半个月后,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田埂上喊:“段新安,好消息!”

段新安有些困惑,问来人是什么意思。

“我刚从城里回来,黄松年主任托我给你带个话,你要去中学读书了!”说话的知青一脸兴奋。

“不对呀,我交的是师范学校的,而且报名时间早就过了。”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段新安并不相信好运会从天而降。

“你呀,真要感谢人家黄松年主任!”带话的知青感慨道:“黄主任这段时间,每天要穿越半个城,到招生办公室帮你咨询和交涉,最后还把你交的报名表由师范学校转到了中学。”

几天后,入学通知书发到了村里,段新安背起行李,坐上了出村的卡车,他知道,从此刻开始,人生驶入了“森林中的另一条路”。

到了城里,他去找黄主任,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与上次见面相比,黄主任脸色更加难看了,不过还是勉强挤出笑容:“你能去上学就好,不过,后面的事,我恐怕没法帮忙了,要去一趟上海。”

“怎么了?出差吗?”段新安问。

“看病。”黄松年回答。

见人家不愿多说,段新安也不方便再问,就道了别,准备去学校报到。

在学校里,几个知青聊起了黄松年,原来大家都受过他的帮助。

“听说黄主任是肝癌,这次回上海治病恐怕不太乐观。”有人说。

直到这个时候,段新安才知道黄松年的病情,不过他年龄小,阅历浅,并不知道肝癌的严重,还以为可以治好。

黄松年离开前一天,段新安去知青办公室道别:“黄主任,你要去上海看病,我祝你马到功成,快快恢复健康。”

黄主任很平静地点点头,用有气无力地声音说:“小段,你要好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要珍惜。”

在段新安看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告别,黄主任治好了病就会回来,他根本意识不到,黄松年面对的是绝境。

几个月后,黄松年去世的消息传来,当地知青互相通知,受过黄主任帮助的人悲痛流泪,没受过帮助的人也哀叹人间少了一位好人。

段新安不知所措,自己的恩人就这么离开了,他还没来得及好好说声谢谢。

他找来一本医书,从中了解到肝癌对人的摧残,边读边流泪,一个深受病痛折磨的人,靠一股精神力量驱动,替他天天跑招生办公室,黄主任是舍了自己的命,冒死帮他拿到了报名表,改变了他段新安平凡的命运。

经过老黄的帮忙,无数知青走进了机关、学校和工厂,但他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早早离开。

那些受过他恩惠的知青,后来大多都建立了一番事业,每到老黄的忌日,不管离得多远,他们都要去给老黄扫墓,墓地的工人本以为老黄是老师,桃李遍天下,学生们不忘师恩来祭拜,一打听才知道,老黄是以前是知青办主任,不禁感叹:肯定帮了大忙,才让别人一直不忘,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在段新安的人生中,他始终将黄松年当作榜样,接人待物真诚谨慎,别人求帮忙,自己一定竭力相助,但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想法和观念也不断更替,虚伪、吝啬、冷漠的人不在少数,每当遇到这些人,段新安总会暗想:要是黄主任这样的人多一些,世界一定会更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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