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商业住宅狂野生长的20年后，公有制住房正在更多地回归我们的视线。《新周刊》与建筑师马岩松共同发起对中国城市居住的讨论，从他设计的百子湾社会住宅开始，扩展到对全国不同城市密集型住宅的关注，并为我们想要的城市与住宅寻找答案。 《新周刊》首先聚焦当下被誉为“北京最美公租房”的燕保·百湾家园。在中国这个首次由私人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公租房项目中，《新周刊》分别从政府、建筑师与居民的视角，完整呈现了多种社会层次的复杂性，并意图探索一个具有示范性质的社会住宅项目，能给我们今后的居住带来什么启示。 在上海，《新周刊》扎入历史，聚焦同样具有示范意义的“工人新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为工人建造的集体住宅区，其需要申请入住的特点与如今公租房的准入门槛遥相呼应。同时，“工人新村”作为国内社区建设曾经的样板，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的住宅样貌。与这份宏大叙事相对应，作家金宇澄用绵密的文字与手绘的地图，还原了自己的一份私人经验，其在城市变迁中的居住体悟，是本期专题最为柔软与细腻的部分。 大湾区里，植物与城市的共同生长、摩天大楼和城中村的犬牙交错是《新周刊》所关心的，它们在城市环境的外围提示着我们居住的可能性。《新周刊》还分别探讨了影视作品中真实居住环境的悬浮与真空，以及隐匿在居住环境背后的女性意识。在金钱之外，住宅仍有许多可供探索的精神世界。 这并不是一次全景意义上的中国住宅考据，而是从当下与过去的模范性集体住宅漫谈开来，对我们的居住环境进行一场永不止息的思考。
住宅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丑”，是“千城一面”的直接结果。
对于中国的住宅楼来说，建筑师一直是一种相对模糊的存在。除非外形迥异、房价高昂，人们才愿意谈论那一点儿可怜的艺术添头。谁也无法说清楚，一栋住宅从立项、设计再到建成要经过多少眼与手，又是如何在茫茫多的甲方心中渐渐聚合成相似的模样。
2000年以来，中国的商业住宅高歌猛进，随之带来的是平庸的城市景观。在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流水线中，马岩松是难得显性的姓名。作为建筑师，他虽不以住宅项目成名，却始终是“千城一面”的坚定批判者。在他看来，住宅形成中国城市90%的面貌，住宅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丑”，是“千城一面”的直接结果；而这种现象正在温吞地形成更大的隐患。
2019年，马岩松主导设计的百子湾公租房住宅落成，其创立的MAD建筑事务所没有急于发布此项目。这是马岩松首次接手社会性住宅，在他看来，社会住宅更主要的是实现与社会的连接，他想等居民住进来后，展示一个真正的社区。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
《新周刊》近日采访了马岩松，并与他谈论了这一项目在住宅项目上的突破及其背后的建筑理念。
《新周刊》：中国建筑师应该很少接触社会住宅的设计，因为此类项目一般都由政府主导的设计院来完成。即使与你的其他公共建筑项目相比，这也是非常特殊的存在。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一项目的？
马岩松：我此前也设计过住宅，但不是社会保障住宅。我之所以会做百子湾的公租房，缘于我之前做的“山水城市”展览。当时，一位来观展的领导说，“没做过住宅不算好建筑师”。明知道做住宅很难，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
之后，我获得了做保障房的机会。很多保障房项目位置比较偏，社区比较封闭，缺乏特别的设计概念，只是提供居住空间，并没有解决生活幸福感的问题。保障房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还可能在居住中体现社会和文化的要素，所以，我想看看自己能做出什么改变。
《新周刊》：相较于其他公租房，这次项目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马岩松：在这个项目中，我提出几个理想。一是把社区打开，我们把整个小区设计成若干地块，中间有道路，小区内就形成一个开放式街区。车可以在其中穿行，边上形成很多步行街，以及沿街的商业区，这让整个社区与城市融成一体。
二是居民在社区内享有最多的公共空间。我将内部空间立体化了，把园区内的公园空间放在第二层，并在第二层设计了一些桥，把由街道分隔的地方全部连在一起。该区域供社区内部的人使用，并将其中的绿化带最大化。
三是希望居民享有阳光权，无论房屋面积有多小。如果整个小区的房屋都要享有南向的阳光，就意味着房体间距要变得很小，这会导致楼体变薄，增加房屋的结构难度，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
四是我们特别想摆脱兵营式排布。小区的兵营式排布是导致“千城一面”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做了三岔型的楼。走廊是单边的，设置在北边，房间都朝南，这样的走廊实际上也提供了一定的保暖功能。
在这个小区里，楼体被由很多角度形成的空间包围；同时，高度也有差异，处于中心区的楼尽量低，在其周围设计了台阶状的外形用于过渡，不会让人产生突然高出来的感觉。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城市里，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一些地标性建筑，它的公共空间设计师会从一个社会方案的角度去呈现；但投入使用之后，它可能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其实在这个项目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你怎么看？
马岩松：我们在社区里做了很多这种努力，比如，做了很多架空的空间。未来有可能建一家书店、图书馆、画廊或非营利性艺术空间，管理者可以以很低的租金营造此类空间，以供居民使用。
但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这些空间怎么合法化？一个空间没有房产证就无法被出租，这就倒逼有关部门对一些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在我们的设计中，比如二楼庭院里设计了很多草地和树木，现在小区都要求有30%的绿化率，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绿化面积更大。按照传统计算方法，屋顶上一般不做绿化，也不被计算进绿化率之中，我们就需要与相关部门去讨论。当设计师可以推动一些变化时，就可能要重新讨论一些问题。
《新周刊》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公租房有必要建这么好吗？”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马岩松：那多差算差呢？好与差在住宅中都是相对的。很多时候西方古典石材代表着一种生活价值，如果社区没有西方古典美学的外立面，有些人就会觉得生活没有那么幸福。人生活的幸福感从哪来？就是从社区来的，取决于周边自由度和开放空间的多少，能不能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能不能融入城市。
即便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也没有用高昂的建筑材料，一个人一样可以有获得感。我觉得，通过建筑艺术有可能树立一些新的价值。
现在的社会住房没有那么强的艺术感，整个结构单元都是工厂预制的，希望做到节能，这就给建筑形象带来了很多探索空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创造者，我觉得一个建筑不仅属于一个个家庭，它还构成了一个社区，甚至属于一座未来城市。
在社区里，例如垃圾桶，我们找了一个设计大师设计了标识。设计做好了，人们可能会更爱惜这个环境，甚至愿意去维护公共环境。设计可能会改变环境氛围和人的行为，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建筑也好，住宅也好，它们的核心都是人。
《新周刊》：你一直以来都是“千城一面”坚定的批判者，但之前你都是以公共建筑的面貌去呈现自己的理念，那在住宅层面上，我们该如何理解“千城一面”的问题呢？
马岩松：住宅形成中国城市90%的面貌，但住宅规划模式还比较单一，我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我记得有个艺术家拍了成百上千个家庭，一进门厅就是客厅，除了家具不一样，格局几乎都一样。事实上，环境影响人，如果生活模式都差不多，整个社会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就可能产生问题。
如果住宅没有多样性，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地块具有单一属性，或用作住宅，或用于商业，城市也是这么规划的，因此混合街区感社区很难形成。所以，我觉得，一个社区和另一个社区应该有不同特征，它得混合才行，有文化、有商业、有住宅。
还有一个问题——建筑本身也没有完成社区的功能。比如，我居住的这块地就用来居住，开发模式也是大集团的模式。西方没有这么大的地产商，所以设计师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他就要想办法精雕细刻，考虑在社区里加点内容，而不是设计流水线式产品。
建筑建好，我觉得要等所有人住进社区一段时间，观察他们整个生活状态。因为这个项目可能不仅是建筑，它是一个让生活发生的场景，其内部的丰富性我都能猜想得到。
同样，社区的开放性和可成长性都特别重要，它将来可以进行改动。我之前帮政府做过一个报告。我研究过法国公租房的整体变革，它二战后有一个阶段都是大板楼，后来慢慢发生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建筑师和住户会去提意见，相当于两方都做出了努力。
我有个观察，比如，如果让我来设计，可能密度会低一点，我觉得这个现在很难做到，但我还是要阳光，这个空间密度再低一点才更舒服。
有这么一个博弈的过程，本身就很重要，它就是人参与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参与社区建设，未来，我们可以在业主层面搞一个类似文化节的活动，大家融合在一起，以后每年就慢慢把这个活动搞起来。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建设的过程。
在建筑设计上，我们设计了一条线，然后沿着这条线有一些像口袋的空间设计，这条线上的人们相互重合，可以见面；此外，人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功用的空间，这就是典型的社会空间。
建筑也好，住宅也好，它们的核心都是人。对建筑师而言，他的作品需要有人跟他互动起来，他才有成就感，设计才更有成效。
《新周刊》：那你对进入公共建筑的人有着怎样的期待？
马岩松：我觉得人应该是空间的主人，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我理想中的城市是由无数个有趣的人组成的，空间规划的方式以及建筑美学也应该多样化，这样城市就会变得很有魅力、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