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辉煌
儒学与洛阳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是在秦汉时期，而洛阳的太学则是两汉儒学的重镇。
一、西汉太学的发展
要说洛阳的太学，首先需要从西汉说起。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前人都给予了充分研究。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并非仅仅是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这需要从政治、学术等多个角度来进行阐释。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为了清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其祖母窦太后的影响，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汉武帝和其祖母窦太后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权争。[1]再比如，汉武帝之前，政权合法性论证缺失，也是汉武帝表彰经学的一个重要原因。[2]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这是汉代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不过，这个时候的五经博士还依然只是朝廷的顾问官。朝廷除了五经博士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学派所占据的博士官。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给皇帝的对策之中说道：“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而纲纪可一。”[3]汉武帝显然对这个建议非常满意，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从元光元年以后，朝廷里的博士官就逐渐被儒生所独占。这个时期，儒家的确做到了“独”，但是还远没有到“尊”的地步。
十年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董仲舒的一个同门公孙弘担任了朝廷的太常，他向汉武帝建议给博士官设立弟子员：“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4]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其实远在十年前的罢黜百家之上。此后，博士官的职能从顾问官转变为教育官，开始承担起教育的职责。尤其重要的是，自此儒生垄断了候补文官的教育。司马迁就说，自从设立博士弟子员之后，朝廷的官员就“彬彬多文学之士”。[5]从此之后，读朝廷想让你读的书，参加朝廷举行的考试，考试合格之后就可以做官了。广义的科举就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当然，汉武帝时期，考试还不是唯一的做官渠道。此后，儒家不仅“独”，而且“尊”了。
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对策之中认为，朝廷不重视教育而渴望人才，就如同缘木求鱼。但是，一直到公孙弘将建议具体化之后，朝廷才正式办起了学校。关于西汉时期到底有没有太学，西汉的太学什么时候兴建的，学术界颇有争议。其实，西汉有太学是毫无疑问的。汉武帝时期太学招生五十人，汉昭帝时期增加到了一百人，汉宣帝时期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时期增加到了一千人，汉成帝时期一度扩招到三千人，而到王莽时期干脆取消了太学招生员额的限制。
还有一些人争论西汉的太学到底有没有独立的校舍。从后来数千人的招生规模看，西汉的太学肯定是有独立校舍的。至于太学的建立时间，笔者以为就是元朔五年，作为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老师和学生，而在这一年里，太学不仅有了老师，而且也有了学生。至于太学校舍的建立，笔者以为也应该在这一年。五经博士要授课，他们授课的地点肯定不是如同孔子在宋国一样在一棵大树之下去上课，他们肯定是在屋子里上课的。这个屋子应该就是五经博士们的官舍。后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朝廷又扩建了新的校舍，以供教学和学生们的生活所需。只不过是考古学还没有能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汉长安的太学到底在哪里。
前人已经考证出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太学建立之初，太学里的五经博士实际上有七个学派，这是因为《诗经》的三个学派：齐诗、鲁诗、韩诗，都被立于学官。之后，一方面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一方面是学术自身的发展分化，到西汉末年，太学之中一共设立了十四个博士，分别代表了十四个学派：《周易》的施雠一派、孟喜一派、梁丘贺一派、京房一派，《尚书》的欧阳一派、大夏侯一派、小夏侯一派，《诗经》的齐诗、鲁诗、韩诗，《礼》学的大戴和小戴，《春秋公羊》学的严、颜两家。[6]这些家派之中，还有更小的学术派别，当时可以合法在太学之中传授的学说有三十多家。而这些太学之中合法传授的学派又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今文经学派。
秦始皇时期朝廷焚书坑儒，民间藏书大量被焚毁。西汉建立后，汉惠帝二年（前193）废黜了对于书籍的禁令。于是一些被隐匿的书籍，又逐渐开始出现。比如，山东地区有一个《尚书》学者叫伏胜，他曾经在秦朝的宫廷里担任博士。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后，他把自己的藏书砌于墙壁之中。等到天下太平了，他从墙壁之中又把自己藏的《尚书》找了出来。不过，他只找到了二十八篇。后来，汉文帝即位后，朝廷听说能讲《尚书》的学者就只有伏胜，而他当时已经八九十岁了，不得已，朝廷派晁错到伏胜那里去学习，于是才把《尚书》带到了朝廷，之后学习《尚书》的人才开始多了起来。到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倪宽就是一位《尚书》学者。后来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建等人所开创的《尚书》学派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伏胜。
《周易》，因为它本是占卜之书，秦始皇的焚书令里特别提到占卜之书不用烧，《周易》因而得以幸免。西汉建立后，儒生田何在长安地区传授《周易》，他的学生之中就有洛阳人周王孙，施雠、孟喜、梁丘贺都是周王孙的后学。
《诗经》虽说也被秦始皇重点查抄，但是《诗经》很容易背诵，完全可以靠口耳相传。西汉建立后，能讲授《诗经》的人就比较多，比如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曾经写过一部研究《诗经》的《元王诗》。在所有的《诗经》学者之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齐地的辕固、鲁地的申培以及赵地的韩婴，他们所开创的学派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韩诗”。
先秦时期关于《礼》的文献比较多，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损失比较多。西汉建立后，鲁地儒生高堂生传出了《仪礼》十七篇，因为这十七篇主要是关于士阶层的礼，所以也被称为“士礼”。[7]高堂生的后学之中开宗立派的有闻人通汉、戴德、戴胜、庆普等人。
《春秋》在秦朝也遭到严厉查禁。据记载，西汉建立后，儒生胡毋子都和其老师公羊寿一同将过去口耳相传的《春秋公羊传》书于竹帛，整理出固定的文本。董仲舒虽然和胡毋子都并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是董仲舒也接受了由他们二人所整理的《春秋公羊传》，今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之中，有十多篇都是在讲《春秋公羊》学。前面提到的公孙弘，也学过一点儿《春秋公羊传》。因为有董仲舒、公孙弘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所以太学初设的时候，《春秋公羊》学就占据了太学里《春秋》经的席位。之后董仲舒的后学颜安乐、严彭祖分别开创了《春秋公羊》学的颜氏学派和严氏学派。
以上所有这些学派手中的经典，都是前辈学者流传下来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来书写的。他们手中的经典被称为今文经，他们也被称为今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派称呼的出现，显然是出现了“古文”的称呼以后的事情。古文经的出现带有一些传奇色彩。汉武帝的兄长鲁恭王刘余封地在曲阜，他非常喜欢扩建自己的王宫，后来他嫌孔子的旧宅碍事，竟然下令将孔子旧宅拆毁。在拆除孔子旧宅的过程中，从墙壁中发现了一些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经籍，他也不敢再继续拆下去，所得到的这些典籍也还给了孔家。这时，孔家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孔安国，司马迁也曾经向孔安国学习。孔安国在得到这些经典之后，将他们献给朝廷。而这个时候，恰逢朝廷发生了剧烈的政治斗争。那个时候的贵族们在进行权力争夺的时候，往往用巫术或者其他的东西来诅咒对方。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激烈权争也被称为巫蛊之祸。[8]因为发生了巫蛊之祸，孔安国所献的这些经典，被放在皇家藏书机构里无人问津。孔安国所献的这些经典是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其内容包括《周礼》《逸礼》《古文尚书》等典籍。
当然，孔安国在把书籍献给朝廷的时候，自己不可能不看，在看的同时他抄录一份也十分正常。后来，他把《古文尚书》传给了都尉朝，都尉朝又传给了胶东庸生。司马迁也是在孔安国这里见到了这些古文典籍。
与此同时，在民间也先后发现了一些秦始皇焚书坑儒期间被埋藏在各地的典籍，这些典籍也都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比如“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9]
汉武帝还有另外一个兄长，河间献王刘德，《汉书》里称赞为“实事求是”的那位。他也喜欢读书，他高价从民间征集图书，将征集来的图书抄写一份还给人家，把原迹留下来。河间献王刘德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图书，他还聚集了一些学者，包括研究《诗经》的毛公等人，都来到了河间。“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10]他也曾将自己所得的书献给朝廷，不过他的献书也没有受到朝廷重视，而是静静地躺在皇宫的某个角落里。
总之，《毛诗》《左传》《周礼》《古文尚书》《逸礼》等文献，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得到朝廷的重视，只是在民间传播。这些典籍最初被发现的时候，和朝廷太学里传授的典籍并不相同，朝廷太学里的典籍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而这些经典都是用先秦古文书写的。于是，朝廷太学里的典籍被称为今文经，流传民间的这些典籍被称为古文经。起初，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文字的差异。但是后来，文字的差异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古文经在被发现的时候虽然是用先秦时期古文字所书写的，但他们在汉代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早就已经用隶书来抄写他们了。而今文经虽然是用汉代的隶书书写的，但他们在起初也经历过一段用先秦古文字抄写的阶段。所以，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称呼，虽然是由文字的区别而产生的。但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差异，更多的是不同的解经路径所造成的差异。
今文经学在西汉的时候不仅占据了太学全部博士官的席位，他们更是大师云集，董仲舒、刘向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重量级的人物都是今文经学家。相反，在民间的古文经学家则是默默无闻。比如研究《诗经》的毛公，到底叫毛亨还是毛苌？他们二人是什么关系？今天《诗经》里的序是何人所作？所谓的“毛传”又是何人的作品？都是搞不清楚的事情。
在解经方法上，今古文也不相同，今文经学更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古文经学更多注重经典文本本身的诠释。今文经学注重的是思想学术，古文经学看重的是典章制度文字训诂。尤其重要的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思想特点有着根本不同。相对而言，今文经学比较积极，古文经学比较保守。今文经学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特点，古文经学则是比较质朴。今文经学更多地继承了孟子学派的特点，古文经学更多地继承了荀子学派的特点。他们虽说学风差异很大，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真儒学，以孔子真传自居，自己所讲的才是真孔子。今文经学家心目中的孔子是政治家，古文经学家心目中的孔子是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
古文经典在进入皇宫之后一直默默无闻，这种情况到了西汉后期发生了改变。当汉成帝准备读书的时候，他看到皇家藏书非常杂乱地堆在那里，根本没有办法读。于是，汉成帝派著名学者刘向去整理皇家藏书。刘向的这次整理图书，对中国文化史而言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典籍都是西汉末年刘向整理之后的结果。比如《战国策》就是刘向根据当时皇宫里的藏书整理出来的。今天我们看的《荀子》，也是刘向所编的结果。刘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每本书都写了叙录，来介绍整理的过程、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后来，他把这些叙录也整理成了一本书，名为《别录》。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也参与到了皇家图书整理的过程中来，刘歆在父亲《别录》的基础上，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和《别录》的主要区别就是，《七略》开始了对图书的分类。《别录》和《七略》都已经失传了。不过，东汉班固在修《汉书》的时候，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削而成了《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大体上可以看到当年《七略》的基本面目。
刘歆在协助父亲整理皇家藏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藏在皇宫之中的古文经典，并被这些经典所吸引，他发现这些经典的价值不在太学今文经典之下。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刘歆在皇帝的支持下，正式提出建议，将《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汉哀帝就让他与博士们去商量，结果博士们根本就不予理会。于是刘歆激愤之余就写了那封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在这封信里，刘歆强调的首先是古文经典的来历，他们或者出于孔壁，或者传于民间。而且先帝和今上都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它们。其次刘歆指出这次立古文经典是出于哀帝的旨意。再次，刘歆认为古文经典中也都包含有一定的义，不可轻废。
刘歆的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那些既得利益者纷纷对刘歆进行攻击。汉哀帝也不便于保护他，先是给他一个地方官让他躲避，接着干脆让他在家养病。从此之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就结下了仇。到了王莽篡汉期间，一方面王莽和刘歆过去是朋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装点门面，尽可能拉拢人心，王莽的时代里，古文经学也曾被立于学官，但是，等到王莽新朝的历史闹剧散场之后，古文经学也再度沦落到在野的地位。不过，在野也不意味着失落，进入东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古文经学却完胜今文经学。
二、东汉太学的建立
公元25年，南阳土财主出身的疏远宗室刘秀在河北高邑称帝，国号为汉，年号建武。当年的十月，刘秀夺取了洛阳，入住南宫却非殿，正式定都于洛阳。由于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人们称定都于长安的汉朝为西汉，定都洛阳的汉朝为东汉。
东汉和西汉，虽然都是以汉为国号，也都是姓刘的所建立的朝代。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秦汉史的学者宣称，东、西两汉的差别无异于异姓王朝。不过，刘秀在登基称帝之初，极力宣扬自己就是西汉的合法继承者，处处彰显自己的“汉官威仪”。所以，刘秀在登基称帝之后，就恢复了西汉末年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的局面，王莽时期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学再度处于在野的地位。[11]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已经消灭了刘永、张步、秦丰等主要对手，除西南西北等少数地区以外，基本统一天下。于是兴建太学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建武五年十月，正式兴建太学。新修的太学在开阳门外，距离皇宫有八里之遥。
太学恢复后，光武帝非常重视，曾多次亲临太学，指导教学工作，对学生进行考核，观看太学生的典礼活动，并多次对太学师生进行赏赐。比如建武五年太学刚刚建立，从齐地征讨归来的光武帝就来到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12]还有一次，光武帝来到太学，亲自主持了一场学者们的学术辩论。博士桓荣以其突出的表现为光武帝所赏识，光武帝特地下诏褒奖，并给予赏赐。接着光武帝还观看了太学生的音乐表演，很晚才回宫。光武帝非常重视太学博士的选拔。建武七年（31），太仆朱浮向光武帝建议：“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13]应该在一个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内选取优秀的人才。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太学博士恢复之初，出于维护朝廷正统性的考虑，光武帝恢复了西汉末年的十四家今文博士。但是光武帝对此并不满足，还试图进一步扩展太学传授的内容。他曾一度设立《左传》学博士，虽然最终因为反对的声音太过强烈而作罢，光武帝这一提议本身对后来《左传》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整体看，光武帝在位期间，太学博士大多是硕学鸿儒，在东汉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平时，光武帝经常和群臣讨论儒家经典。《后汉书》中记载：“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14]有一次在朝会上，群臣就位后，郎中戴凭却站着，光武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就位。戴凭说：“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15]光武帝立即把他召上殿，下令让他与群儒一起辩论，最后光武帝对戴凭非常欣赏，就把他任命为侍中。又有一次正好赶上过年的大朝会，光武帝下令群臣辩论儒家经典，有谁讲不通道理，就要被别人夺去自己的坐席。戴凭最后竟然夺得了五十多个坐席。
光武帝比较关心太学博士们的生活。《东观汉记》记载，建武年间，每到过腊节的时候，都会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有一年，皇帝赏赐太学博士们的羊被送到太学后，大家发现羊的肥瘦不均，于是博士祭酒就提议，干脆杀了羊以后分肉，还准备用秤来称。《春秋》学者甄宇深以为耻，直接牵走最瘦的一只，结果大家也就不再争什么了。后来又一次朝会，光武帝直接问“‘瘦羊博士’所在”。[16]后来，甄宇也就被人们称为“瘦羊博士”。
不仅光武帝高度重视太学，在他身后，汉明帝、汉章帝也都非常重视太学的发展。东汉太学因而达到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空前的顶峰。
首先，不论是汉明帝还是汉章帝，以及东汉其他帝王，都曾多次亲临太学。皇帝的到来不一定就能立即解决什么问题，但至少表明皇帝对文教的重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汉明帝“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17]“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范晔在《后汉书》中称赞道：“济济焉，洋洋焉，盛于永平矣！”[18]
当时甚至匈奴族都派遣子弟来洛阳学习。汉明帝亲临太学并为太学生们讲课时，听众多达万人。其中就有从浙江来的王充，他在听了皇帝的授课以后，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整个东汉王朝都给予太学以高度重视。中间也有相对衰落的时期，比如汉安帝即位之初，曾经有人批评太学“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19]但很快就有所恢复。即便是太后临朝的时候，太学的发展也没有太大的停滞。汉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
其次，东汉的帝王们都非常关心太学里学业的设置。前面已经提到光武帝曾经试图在太学里设置《左传》博士。汉明帝曾下令对太学里的“章句”进行删减，使之更适合于教学。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下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20]虽然太学里的博士都被今文经学所垄断，但事实上，太学里教授的内容早已突破了今文经学的藩篱。古文经学系统的《古文尚书》《毛诗》《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虽然没有设立博士，但都可以在太学里自由地传授，学习这些古文经学的经典，参加政府组织的选拔考试，也可以做官。汉灵帝的时候，为了方便太学生的学习，也为了防止作弊，朝廷还在太学门外立了石碑，将儒家的经典刻在上面。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关于熹平石经，我们在后面重点介绍。
东汉的帝王们大体能够给予太学比较良好的教学条件。他们曾经多次下令修缮太学的房舍。比如汉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的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一共修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考古发掘也证实了东汉太学的规模之巨。作为太学教师的博士官，有比较优厚的待遇。皇帝经常给予博士官以额外的赏赐。
同时，汉代的太学不但不收取学费，朝廷还会给予太学生一定的优待和赏赐。比如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下令：“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21]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汉和帝下令：“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22]
东汉的太学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过这一切，到东汉末年都灰飞烟灭了。董卓之乱，洛阳城遭受空前劫难，全城被董卓付之一炬，辉煌一时的太学也毁于一旦。直到曹魏建立后，魏文帝曹丕才又重新在洛阳恢复了太学。
三、东汉太学生的游学——以王充为例
洛阳的太学建立之后，吸引了四方大量学者来到洛阳学习。我们这里就以王充为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洛阳的游学。
王充（公元27~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市）人。范晔在《后汉书》中给王充写了一篇简略的传记，仅二百多字，不能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王充《论衡》中有一篇自传性质的《自纪》，使得我们对其生平有了大致的了解。
王充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王充聪颖过人，自幼好学，很早就被乡里所瞩目。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被地方州郡推荐到洛阳的太学中去学习。由于家境贫寒，王充买不起书，就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就这样，王充在书店里自学成才！对于好学不倦的王充而言，太学里所传授的章句之学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好博览而不守章句”。[23]
当时的洛阳城中，学者云集。王充除了在太学里学习，还利用各种机会向众多的学者学习。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在班彪家里，王充见到了少年班固。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24]王充在《论衡》中曾多次提到了班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于桓谭，王充尤其推崇。他说人世间著书立说的人多了，但都是一群是非不分、观点模糊不清的俗儒。只有桓君山的作品堪称实在之作，他的文章都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桓君山真是汉代之贤人啊！他甚至认为桓谭的水平在董仲舒之上：“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25]即便是与司马迁、扬雄等人相比，也是“君山为甲”。[26]从王充对桓谭的赞许可以推测，王充应该在洛阳与桓谭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
其他学者，如贾逵、傅毅、杨终等人，王充也有所交往。他称赞他们道：“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27]这样广泛的交游涉猎，开阔了王充的眼界，为他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根基。
王充在洛阳的游学长达十四年。汉明帝即位之初，曾亲自到灵台、辟雍举行了告朔之礼和养老之礼，可谓旷古盛事。当时前往观看这一盛典的人多达数万，王充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一旷世盛典。在观看了这一盛典之后，王充难以掩饰自己心情的激动，写出了《大儒论》来歌颂其事。后来，王充回到家乡收徒传业，撰写了《论衡》一书，书中说自己所生活的汉代，肯定比一些儒生所鼓吹的“三代”要强盛。王充这一观点的产生，与他在洛阳的所见所闻是分不开的。
王充在洛阳的学习十分广泛，还曾经进行过天文观测。他还向从东汉边陲日南郡（晋越南中部）回到洛阳的人询问在那里观测日影和在洛阳观测日影的不同。
正是在洛阳的这些游学经历，开阔了王充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促进了王充思想体系的成熟。所以王充才会说：“人之游也，必欲入都！”[28]
四、熹平石经
去过西安的人们可能都会去碑林一游，众多精美的碑刻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碑林的起源需要追溯到东汉时期的洛阳城。
太学生在太学里所学习的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这些经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多个版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所传的经典，文本就有所不同，甚至同为今文经学，各分支学派之间也有分歧。太学对太学生的考核，需要有标准依据，就是皇家所藏的兰台漆书。为了能在考试中占优势，甚至有人行贿以求能修改兰台漆书。在这种情况之下，宦官李巡、五官中郎将堂溪（xī）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dī）、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向汉灵帝提出建议，正式刊布五经的标准文本，并将它刻于石头之上。于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29]这些刻着儒家经典的石碑，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30]
《后汉书·儒林传》章怀太子李贤的注中引谢承《后汉书》记载：“碑立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太学村附近。李贤还引用了杨龙骧的《洛阳记》载：朱超石写给哥哥的信说：“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31]
熹平石经所刻儒家经典，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共七部：《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论语》。熹平石经总共四十六块。根据杨龙骧《洛阳记》的记载，熹平石经的排列顺序是：西边所立的是《尚书》、《周易》和《春秋公羊传》，一共二十八块；南边的《礼记》十五块；东边的《论语》三块。杨龙骧的《洛阳记》中并没有说明《诗经》在哪里。按照六经的顺序，似乎应该在西边。杨龙骧还提到，在《礼记》的碑上还有谏议大夫马日磾和议郎蔡邕的姓名。不过，由于汉代《礼记》仅仅被看成是“传”，尚未上升为“经”，熹平石经中的“礼”所刻应该是《仪礼》。《隋书·经籍志》还记载，熹平石经中所刻《诗经》为今文经学派的《鲁诗》。
根据《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在校订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古文、篆书和隶书的文本[32]，并没有单独依照某一家派所传的文本，所以熹平石经成为历代学者所珍视的权威文本。石经的文本由蔡邕亲自书写，由于蔡邕是知名的书法家，所以石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3]石经在落成以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34]
熹平石经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经典的文本进行大规模地整理并正式刊布。古籍经典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产生了很多文字的歧义。西汉末年，在刘向、刘歆父子的主持下，政府曾经对经典的文本有过一次整理，不过规模远不及东汉末年的这次整理，而且未正式向全社会刊布。在经历了这次整理以后，传世经典的文本大体定型。唐朝初年，朝廷又一次大规模整理经典的文本，将隶书全部转写成楷书。唐朝初年的那次整理，就是在东汉末年这次整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其次，熹平石经是第一次将儒家经典刻于石头之上，开启了后世刊刻石经的传统。熹平石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后世历代君王出于统一意识形态、装点盛世门面的考虑，都会将儒家经典刊刻于碑石之上，而后世的石经都是在刻意效法熹平石经。今天西安碑林中的石碑就是唐开成年间所刻的石经，被成为开成石经。再次，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意义。熹平石经刊刻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传抄，而在纸张的使用普及以后则出现了捶拓石经的风气。这种捶拓可以看成是印刷术的雏形。
不过诞生于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命运却十分坎坷。石经刊刻完成后不久，董卓焚毁了洛阳城，太学也被波及。一直到曹魏建立，洛阳城才重新恢复生机。不过这时候，石经已经出现了缺损。曹魏时期，在刊刻三体石经的同时，也对熹平石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出土的石经上的确可以看到部分修补的痕迹。和平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洛阳城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石经再次遭受磨难。尤其是北魏时期，冯熙和常伯夫在担任洛州刺史期间，石经更是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杨龙骧的《洛阳记》提到，石经被毁坏的超过了半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静帝时曾经将熹平石经搬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在搬迁过程中有一部分被沉没于黄河之中。后来隋朝曾经将熹平石经搬回洛阳，最终又有部分石经被迁移到长安。迁移到长安的石经更是被当成建筑构件用来建了房子。就这样，盛极一时的熹平石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后世，洛阳及长安不断有熹平石经的残石出土。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等金石学著作中都有所著录。清代经学研究逐渐走向繁盛，熹平石经再度受到重视。先后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历代石经考》等著作对熹平石经进行研究。近代以来，随着熹平石经的残石不断被发现，对熹平石经的研究更为学界所重视，涌现出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衡先生的《汉石经集存》。马衡穷三十余年，多方搜求传世拓片以及出土残石，一共收集到八千多字。马衡还对熹平石经的残石进行了认真细致地考订，使得我们可以大体了解熹平石经的概貌。而且《汉石经集存》第一次将熹平石经拓片刊印出版，使一千八百年之后的我们可以一窥熹平石经的真实面目，堪称是熹平石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五、作为太学教师的五经博士
汉代太学隶属于太常，“太常”为九卿之一，主要负责有关礼制、教育等文化方面的事务。西汉的时候，太学的实际负责人是博士仆射。东汉以后太学的实际负责人改称为祭酒，其级别为六百石。
太学的教师就是五经博士。博士官的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博士官可以被看成是养士之风的制度化。秦朝统一后，朝廷里的博士官一度有七十多人，他们主要承担皇帝的顾问工作。他们可以对朝廷重大事务发表意见。这些博士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先秦处士横议的作风，以至于他们不顾形势的激烈言论最终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过，即便如此，秦朝依然重视博士官的存在。秦始皇“焚书令”中特意强调了“天下非博士官所职，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秦二世时，博士们还能就朝廷的重大事务发表意见。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承秦制，也设立了作为顾问性质的博士官。西汉前期，博士官中不仅有儒家，也有黄老道家，或者其他学派的人物。这一情况到了汉武帝时期发生了改变。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开始设立五经博士，此后博士官就成为儒家的专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开办太学的建议，到了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设弟子员。从此后，博士官就发挥了太学教师的职能。汉武帝的时候，五经博士只有七人。后来不断增加，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增加到十二人。到西汉末年，博士官增加到十四人。这就是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的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
作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博士官的级别从最初的四百石提高到比六百石。在西汉，博士官除承担太学里的教学任务外，还可以对朝廷的许多重要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博士官往往会被皇帝派去从事其他政务。博士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地位非常重要，有着很好的政治前程。不少人从博士官起步，最后登卿相之位。[35]
东汉建立之初，博士官依然承担着顾问官和教育官的双重职责，并有权对朝廷各种事务发表意见，而且朝廷也经常就某一问题主动咨询博士官的意见。比如永元七年（公元95年）夏四月发生了一次日食，汉和帝不仅召见公卿询问政策得失，而且还下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等廷中会面，然后回去各自撰写意见封奏。建和元年（147年），汉桓帝下令：“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36]但从东汉中期以后，博士官的顾问职责逐渐淡化，议政越来越少。但是，博士的文化职能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不断强化。他们在教学之外，还承担起校对皇家藏书等职责。比如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下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37]朝廷的礼制建设更是离不开博士官们的智慧，无论是朝廷的宗庙制度，还是祭天的礼仪，甚至朝廷的历法制度，博士们都积极参与其中。太学博士除了在太学里授课以外，还可以在业余时间自由授课。经常有学者门下弟子数千，甚至过万！比如《尚书》学者牟长，弟子著录过万。
西汉时期，担任太学博士的都是学术大师或社会名流，没有具体的选拔办法。而在东汉，朝廷逐渐重视起太学博士的选拔，制订了非常明确的标准和选拔程序，而且还有了非常严格的年龄限制。东汉时政府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否。极为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行为是否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汉官仪》中的博士官保举状说：“‘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38]
汉和帝时，司空徐防上书朝廷：“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39]朝廷接受了司空徐防的建议，博士在任职之前必须接受考试。任命某一学派的博士，必须在某一学派的学说内选取五十道题来进行考试。整个东汉官吏的选拔都比西汉要严格许多，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官员们的学术水准能达到“经任博士”。比如根据《汉官仪》记载东汉政府的选官标准是：“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40]
博士官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却享有很高的礼遇。在重大朝会之中，他们都处于比较显赫的位置，甚至宗室及公主子孙要跟随在博士之后。他们也可以和二千石的高官一样佩戴两梁进贤冠。对此蔡邕解释道：“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41]因为博士官具有这样崇高的地位，所以才会被众人向往。东汉建立后，一次光武帝和群臣闲聊，问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大家设想一下各自会干点什么呢？有东汉第一功臣之称的邓禹答道：“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42]
由于博士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大多也都具备了比较好的政治前程。鲁恭、伏恭两位博士官，最后都做到了三公。洼丹、高诩、郭宪、丁恭、桓荣、周泽、魏应、爰延等人，则是官至九卿。其他还有很多人最后都官至二千石。
在太学的教学过程中，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对博士官的控制。张玄的教学风格一贯是尽可能把所有的异说都讲给学生，让学生自己选择，“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这本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是，当张玄把这样的教学风格带到太学的时候，却遭到了学生的举报。张玄“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43]张玄在讲解颜氏《春秋》的时候，还把严氏、冥氏的学术观点介绍给了学生。可是学生并不领情，他们直接向光武帝刘秀举报张玄违反家法。光武帝刘秀则是接受了学生的举报，罢免了张玄的博士之职，张玄在还没有等到新的任命之前就病死了。
六、今古文纷争的继续
前已述及，今文经学相对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激进，还带有着浓厚的百家争鸣时期的特色。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今文经学占据了太学的讲席。但是，今文经学和专制统治者之间、和专制体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甚至对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构成了威胁。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今文经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他们基于儒家一贯的民本主义、王道理想，对现实政治不断提出批评。汉昭帝时，盐铁会议上，各地来到长安的贤良文学借批评桑弘羊而对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后来发生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上书汉昭帝，要求皇帝退位。汉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对汉宣帝提出激烈批评后到皇宫门口以自杀相抗争。汉元帝时，《周易》学者京房批评汉元帝说：“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44]汉成帝时，儒生出身的谷永对汉元帝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45]就连忠于汉朝的刘向也对汉成帝讲：“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46]他还不忘记提醒汉成帝：“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47]儒生们的这种激烈批评，显然是对皇帝维护其统治不利。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汉王朝的灭亡与今文经学的激烈批评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至少今文经学家的激烈批评减少了王莽代汉的障碍。
曾经在太学里学习的光武帝刘秀，对今文经学的危险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建政之初虽然恢复了西汉末年十四家今文经学博士，但在建武四年（28）准备兴建太学的时候，他也开始考虑对太学里博士的设置进行调整。当时尚书令韩歆提议设立《左传》博士，遭到了今文经学博士范升的激烈反对。双方往返辩论了多次，最终刘秀还是决定要设立《左传》学博士。但是，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且当时天下尚未统一，刘秀的重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不久，刘秀所任命的《左传》博士李封病故，刘秀也没有再任命新的《左传》博士。《左传》博士立而复废。
不过，虽然光武帝刘秀后来没有再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但是，他一方面加强如前所述对今文经学博士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对民间的古文经学给予一定的扶持。杜林、郑众等古文经学家也都受到了光武帝的重用。
到了汉章帝时期，著名学者古文经学家贾逵首先发难，他说：“《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并且引用谶纬结合《左传》，以论证汉家皇帝血统的神圣性。汉章帝非常满意，“帝嘉之，赐布五百疋，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48]在这个过程中，汉章帝对古文经学的扶持态度昭然若揭。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东汉后期《公羊传》与《左传》的第三次交锋在著名学者何休和郑玄之间展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次的争论首先由何休发起，他为了攻击古文经典而写了三本书，即：《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意思是《公羊》家像墨家守城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左传》是病入膏肓，而《谷梁》则是一个残废而已。古文学者郑玄则是针锋相对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显然这三本书击中何休的痛处，所以何休才惊呼：“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49]不过这六本书都已经失传了，虽然有前人的辑佚，但是我们也只能了解一点大概而已。根据这段记载，再结合《何休传》的记载，我们知道后来由于党锢被解除，何休重新出仕，不久就病死了。所以何休并没有来得及对郑玄的反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于是就出现了“古学遂明”的局面。[50]
七、白虎观会议和《白虎通义》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被立于一尊，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朝廷一定要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早在西汉宣帝时期，为了统一经典的解释，控制意识形态，汉宣帝召开了石渠阁会议来讨论经学。在石渠阁会议上，汉宣帝是最高的权威，掌握着最终的裁决权。最后，还形成了一本名为《石渠阁奏议》的书。不过，这本书已经失传了。东汉建立后，朝廷依然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会后所形成的共识，体现了汉章帝的意志，由班固整理成书，这就是《白虎通义》。
（一）白虎观会议的召开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春秋》学者议郎杨终向汉章帝建议：“宣帝博征群内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51]于是汉章帝正式下诏在白虎观召开会议，讨论经义异同。
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章句烦琐的问题。今文经学自从西汉被立于学官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至于在与其他派别的论战中落下风，就逐渐朝着烦琐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到了说“曰若稽古”四个字就达两万余言的地步。这样对于统治者利用经学维护其统治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东汉建立以后，朝廷多次下诏对章句进行简省。白虎观会议的召开，显然也是对章句进行简省的继续。不过，会议的成果绝不只是简省了章句这么简单。
会议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52]可见与会人员范围十分广泛，数量想必也不会太少。根据《后汉书》记载，参加白虎观会议的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有今文经学家，亦有古文经学家。史书并没有记录白虎观会议的详细进程，不过从最终成果来看，会议应当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其间，辩论也比较激烈，比如《公羊》学家李育和《左传》学者贾逵的辩论：“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53]
（二）《白虎通义》
从会议的过程看，汉章帝的意志得到了贯彻。会议的成果形成了《白虎议奏》一书。关于此书前人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已经亡佚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白虎议奏》就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白虎通义》。不管《白虎议奏》是否就是《白虎通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白虎通义》体现了汉章帝的意志，是一部钦定的经学总论。《白虎奏议》极有可能是白虎观会议的原始记录，而《白虎通义》则是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之上整理出来的定本。
关于《白虎通义》的执笔者，《后汉书》等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以后的历代书目都把《白虎通义》的著作权归在班固的名下。当然，就才学来说，班固胜任这一重任不成问题。从班固的传记可知，他曾参与了白虎观会议，而且负责撰述了《白虎通德论》一书。后世学者认为，《白虎通德论》就是《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共有四十三篇，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白虎通义》是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全书采用条目体的形式，共汇集四十三条名词解释。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白虎通义》熔神学、经学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白虎通义》对于研究汉代思想史、学术史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三纲六纪
就《白虎通义》的思想体系而言，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学说的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构建了“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的伦理体系。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所谓六纪主要指的是亲友关系，意义不是太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是三纲。三纲的思想观念，在董仲舒那里已经形成，但是尚未有明确的表述。而《白虎通义》第一次非常清晰地表达出了三纲的观念。
本身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是相对的。对于君臣关系，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4]孔子后学所作的《礼运》也宣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55]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56]但是，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并且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于是，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就从相对变成了绝对！
进入秦汉以后，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妻之于夫，只能是绝对的服从和顺从。即便是君、父、夫犯了错误，也只能柔声以谏。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映。这种思想观念，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制集权制度。就这样，先秦儒家活泼的精神被彻底阉割。
八、太学里的清议之风与党锢之祸
（一）太学里的清议之风
早在先秦时期，士人阶层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参政意愿。士人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道义的承载者。进入汉代以后，士人参政议政之风并未明显收敛。虽然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试图控制意识形态，控制舆论，但是士人与专制政府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在一些时候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西汉后期，士人对西汉政权的激烈批评，为王莽代汉营造了舆论的环境。东汉建立后，政府从奖励名节、控制太学授课内容等多个方面钳制思想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预期效果，效忠朝廷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利益。出于对朝廷的忠，士人与外戚、宦官等权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士人的主体是太学里的青年学子。斗争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对公卿大夫进行品评，从而在太学中形成了一股清议之风。
本身品评人物就在东汉一朝蔚然成风。而太学中的青年学子通过学习经学，获取了道义的力量，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从道德的角度对公卿大夫的品评，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东汉王朝被清末学者皮锡瑞称之为“经学极盛时代”，[57]经学获得了极大的普及。儒家所倡导的一些伦理观念，有了极高的社会认同。在这种情况之下，舆论显示出了空前的力量。所以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小序中说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58]郭泰、贾彪等太学领袖，与李膺、陈蕃等正直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舆论的导向，给黑暗的东汉政治带来了些许光明。
而且东汉的太学生也多次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之中。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权贵和宦官，被汉桓帝罚做刑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朝廷，替朱穆伸冤，汉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议郎皇甫规论功应当封侯。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人欲向他索贿，皇甫规坚决不向宦官妥协，也被罚去做苦役。正直官员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前往营救，皇甫规获得赦免。但是，掌握朝政的宦官与外戚势力，并不甘于就此俯首，而是进行了激烈地反扑，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
（二）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有两次，汉桓帝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河内郡人张成以占卜而结识了宦官，他听说国家将要大赦，谎称自己推算出国家会有赦令，于是就让儿子故意杀人。就在河南尹李膺将凶手抓获后不久，朝廷的赦令果然就颁布了。李膺非常愤怒，不顾赦令，依然将凶手处以死刑。宦官集团以此为借口，唆使张成的门徒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连郡国学生，互相联系，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汉桓帝大怒，下诏逮捕“党人”，因此案受牵连者多达二百余人。汉桓帝宣布将他们全部罢免，禁锢终身，永不叙用。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但是，党锢根本吓不倒正义的士人，相反，被处罚的士人受到了世人的高度景仰，“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59]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处罚党人将自己漏掉是一个耻辱，上书汉桓帝要求与党人同罪。汝南名士范滂也牵涉其中被免官返乡，从洛阳出发之日，汝南、南阳地区前来洛阳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60]
汉桓帝去世后，他最后一任皇后窦氏及其父亲大将军窦武妄图专权而立了年少的汉灵帝。汉灵帝的昏聩程度相对于汉桓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宦官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宦官势力的存在，成为窦氏外戚专权的最大障碍，所以窦氏外戚积极地与士人站在一起反对宦官专权。
汝南平舆人陈蕃一贯刚正不阿，自幼就有“扫除天下”之志，进入仕途后无论是在地方州郡任职，还是在京城为官，对于各种黑恶势力决不姑息。在陈蕃的仕途中，贬官、免职都是家常便饭。他的正直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最后官居太尉。陈蕃“扫除天下”之志老而弥坚，与宦官势力相抗争不遗余力，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不过，陈蕃性格过于刚烈，在斗争中未免操之过急，而且打击面未免过宽。
汉桓帝去世后，陈蕃升任太傅，与窦武一起辅政，实权掌握在窦武手中。陈蕃多次劝窦武应趁大权在握之机，彻底铲除宦官以除后患。但是在关键时刻，窦太后却犹疑不决，走漏了风声，宦官集团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遇害，接着宦官集团展开了血腥屠杀，窦武及其主要部属都被诛灭。李膺等人也被免官禁锢。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郡都邮张俭检举宦官侯览，侯览便指使张俭的同乡朱并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危害社稷，汉灵帝立即下令逮捕张俭等人。紧接着宦官势力展开大规模株连，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都死于狱中。其他被牵连的还有六七百人。
逮捕范滂的诏书下达到他的家乡，县令看到诏书，抱头痛哭。范滂听说后，说道：“这必因为我而起。”就主动前往监狱投案，县令郭揖一看大惊，表示愿意弃官不做，与范滂一起逃亡。范滂说道：“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在和母亲诀别的时候，范滂说道：“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他母亲说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后来范晔修《后汉书》写到这里，不禁发出了“壮矣哉”的感慨！[61]
在党锢之祸中，类似这样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人们对黑恶势力的抗争，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伸张正义而前赴后继。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还在《日知录》中说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党锢之祸并没有就此停止，后来还不断扩大打击面。一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正直宦官吕强对汉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62]汉灵帝被吕强的话吓着了，下令大赦天下。不过这次大赦并不彻底，只是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一直等到汉献帝即位后，派人去祭祀窦武和陈蕃，才算彻底为党人平反。不过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
在专制时代，结党从来都是重罪。根据当时的法律，结党就意味着结成利益小集团，意欲图谋不轨。在古代专制体制下，绝对不能形成皇帝之外的任何其他权威。专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臣民被组织起来，臣民最好都是一盘散沙。哪怕是效忠皇帝，最好也是孤忠，即单独向皇帝效忠，而不是结成集团。皇帝不管结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只要结党必然在打击之列。当时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对于舆论的引领，已经让专制帝王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这是统治集团不能容忍的。
其实，无论是宦官也好，外戚也罢，都依附于皇权。皇帝之所以纵容他们，就是因为对他们绝对信任，汉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63]皇帝纵容他们，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对士大夫进行牵制，皇帝为了保证自己绝对专权，必然要扶持一群人去牵制另一群人，至于扶持的是善还是恶，则不在他考虑之列，保证皇权不受威胁至关重要。那么，被皇帝信任的宦官或者外戚为什么多是元恶大憝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宦官多数出身卑贱，加上身体遭受摧残，往往心理变态而报复社会。虽有这层因素，但是也不尽然，宦官中也有善人，比如中常侍吕强就曾多次劝谏汉灵帝。宦官外戚的残暴荒淫，是由专制权力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他们只是在代表皇帝作恶而已，罪恶的根源就是皇帝。
九、东汉太学的历史贡献
东汉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空前的辉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政治史、社会生活史等诸多领域内，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东汉太学中传授的，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彼此纷争并不在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上。对于“忠”“孝”“礼”“义”“仁”“德”等观念，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并没有分歧。整个东汉王朝二百年间，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思想真正确立其独尊地位的二百年。而这一地位的取得，与太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汉太学中占据博士席位的都是今文经学家，但是古文经学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争取进入太学的努力。经学今古文之争持续了整个东汉一朝。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两百年间经学成就的取得，与太学有着一定的关系。很多经学家曾授业太学，太学也培养出了如郑玄这样兼通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大师。东汉的太学，大师云集，有很多人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汉洛阳的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学者言必称三代，其实儒家经典中关于上古时期国家教育的种种描绘，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国家真正把教育重视起来，就是在东汉。太学的教学、太学的考核、太学的管理等，都给后世政府办学以很大的借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近代教育兴起以前，后世政府办学始终没有超越东汉太学所制定的框架。而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东汉太学的兴衰之中借鉴到很多历史的智慧。
在东汉的政治史上，太学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学生在东汉后期对于各种黑暗势力的抗争，成为东汉政治史上的闪光点。而且太学在东汉的官吏选拔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汉代开始，人们读儒家的经典，通过政府的考试，就可以做官了。所以，科举制度的源头是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后世的科举制度，始终与学校制度、教育制度密切相关。而这一切，都是由汉代开创的。太学也为东汉政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太学的存在，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有了足够的流动性，使下层民众有上升的空间和可能，也使政府可以将各阶层的优秀分子纳入到统治阶层中来，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同时，东汉的太学对东汉社会的诸多方面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来自于天下各地的太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仕途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最终都是返乡后以教书为生，极大地促进了河洛地区先进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改变了许多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同时，太学也充分发挥了引领的作用，地方政府都仿效太学办起了学校，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太学的存在，还极大地改善了东汉的社会风气，如顾炎武所感慨“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64]而且，以太学为媒介，儒家伦理得到普及，进而对东汉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比如随着孝道伦理的提倡，一些大家族逐渐出现。尤其是一些世家豪强，形成很强的宗族势力，而孝道的观念对于维护宗族的团结十分重要。
[1] 参看业师朱维铮先生《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收《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参看拙文《“为汉制法”——汉武帝时期经学兴起的原因》，收《华中国学》2017年秋之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
[3]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4] 班固：《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94页。
[5]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0页。
[6] 班固：《汉书·儒林传》。
[7] 其实，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君、卿大夫这两个阶层都在逐渐地消亡，士阶层却成为最活跃的阶层，因而国君之礼、卿大夫之礼的消亡与士礼的留存，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8] 我们一般所说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但是鲁恭王刘余很早就去世了，孔安国的年寿也不可能看到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发生。于是有些学者就指出，孔安国献书时发生的巫蛊之祸指的是汉武帝早期皇后陈阿娇被废黜的巫蛊事件。
[9] 王充：《论衡·正说》，《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9页。
[10] 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1] 我们并没有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刘秀什么时间恢复了博士官的设置，但是在建武二年已经看到有博士官活动的记录。证明博士官的恢复极有可能是在东汉建政之初，随着国家机构的重建而恢复的。
[12]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页。
[13] 范晔：《后汉书·朱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4页。
[14]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页。
[15]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53页。
[16]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80页。
[17] 范晔：《后汉书·樊准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5页。
[18]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6页。
[19] 范晔：《后汉书·樊准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6页。
[20]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页。
[21]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页。
[22] 范晔：《后汉书·和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7页。
[23] 范晔：《后汉书·王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
[24] 范晔：《后汉书·班固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0页。
[25]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案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2页。
[26] 王充：《论衡·超奇》。《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6页。
[27] 王充：《论衡·别通》。《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4页。
[28] 王充：《论衡·别通》。《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1页。
[29] 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6页。
[30] 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认为熹平石经的完成时间应该是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
[31]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8页。
[32] 马衡先生在《汉石经集存》中引用北魏郦道元的说法，认为范晔《后汉书》的记录是错误的。他认为正始石经才是“三体石经”，而“熹平石经”是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确是一体石经，这已经为出土文物所证实。但是，我们细细揣摩《后汉书·儒林传》的文意，范晔只是说在刻碑的过程中“三体书法以相参检”，并没有说熹平石经是用三种不同的字体书写而成。太学中所传授虽然是今文经学，但是东汉末年今古文已经呈现出融合之势，熹平石经刊刻时参考古文经学派所传的经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33] 出土石经上也有别人的名字，证明书丹者可能不是蔡邕一人，但是主要的执笔者是蔡邕则是没有问题的。
[34] 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90页。
[35] 参看拙文《西汉博士杂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6] 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9页。
[37] 范晔：《后汉书·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38] 范晔：《后汉书·朱浮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5页。
[39] 范晔：《后汉书·徐防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01页。
[40] 范晔：《后汉书·和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6页。
[41] 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7页。
[42] 范晔：《后汉书·马武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5页。
[43]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81页。根据《汉书》，这里的“宣氏”，当为“冥氏”之误。
[44] 班固：《汉书·京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26页。
[45] 班固：《汉书·谷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7页。
[46] 班固：《汉书·刘向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0页。
[47] 班固：《汉书·刘向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1页。
[48]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9页。
[49]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8页。
[50] 参看拙文《东汉《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纷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
[51] 范晔：《后汉书·杨终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99页。
[52]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页。
[53]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82页。
[54] 《论语·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8页。
[55] 《礼记·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2页。
[56] 《孟子·滕文公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5页。
[57]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
[58]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5页。
[59]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95页。
[60]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06页。
[61]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07页。
[62]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9页。
[63]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6页。
[64]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7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