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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落水岸，让很多人心里一惊。毕竟谁都有外出搭公交的时候，遇到紧急情况很正常，可掉落水中可就麻烦了，想逃生没点水性就没辙了。
所以有网友说了，过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激怒公交车司机，如果有人惹公车司机，记得要第一时间上前把惹事者撵走，保护公车司机就是保护生命安全呐。
后来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事情，也是跟公交车有关，也是在桥上，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公车不是掉江里，而是在桥上爆炸，这就是1998年发生在武汉长江大桥的“214”爆炸案。
桥上大爆炸
1998年2月14号，情人节赶上周末，年轻人都买好玫瑰花和礼物，急着去找自己的伴侣。加上正好是学校的返校日，整个上午，武汉长江大桥上，堵得结结实实。
上午10点8分，长江大桥的引桥上，突然一声巨响。那一瞬间，有人以为原子弹爆炸，有人觉得是大地震，汉阳桥头公厕的玻璃都震碎了，里边正蹲坑的大爷，提着裤子就跑出来了。
被震碎的厕所
长江大桥上，一辆公交车被烧成了黑乎乎的架子，车架子旁边，全是惨叫嚎哭的幸存者、血和残缺的肢体，以及内脏和肠子。
现场围观的目击者说：现场又呛又涩，不知道那是炸药还是血肉的味道。这起爆炸案的很多亲历者，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心理阴影。
有位老人从汉正街购物回来，正好赶上了爆炸。他看见出事公交车的车门上，一直往外流血，俩人被炸飞，掉到大桥下的京广铁路上，已经完全变形，还有一条大腿被炸飞，掉到了出租车的棚顶。
公交车上，有赶往学校的返校生，有送战友的老兵，也有普通的一家三口。
爆炸发生后，武汉市公安局马上封锁现场，把伤员送到医院，并派出了310人的侦查专案组，开始清理现场。武汉长江大桥被称作万里长江第一桥，封锁太久，影响的不仅仅是武汉的交通运转。
经过三次地毯式搜索和统计后，公安部门确定，现场有16人死亡，30人受伤。从现场清理出了241袋残留物，其中来自16名死者的尸块有214块。
在公安系统的努力下，当天下午2点40分，长江大桥恢复了通车。桥上留下了一个十厘米深、脸盆大的炸洞，好在桥没有出现坍塌，不然按照堵车的势头，伤亡很更严重。
车被烧的剩下车架
当天下午6点，公安部派出的刑侦专家团也赶到了现场，有7个人：公安部五局长张新枫、五局副处长许文荣、高级工程师乌国庆、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茂森、北京市局高级工程师高光斗、黑龙江省厅高级工程师崔道植、吉林省延边州公安局高级工程师徐利民。
你看到这些名字，可能没什么概念，但这都是中国最牛逼的刑侦专家：
高光斗是全国最厉害的爆炸分析专家，参与过几乎全国所有的爆炸大案。
崔道植是全国最厉害的痕迹鉴定专家，号称中国痕检的定海神针。
徐利民是全国最厉害的指纹识别专家，靠指纹破过几十起恶性案件。
乌国庆是全国最厉害的物证痕迹专家，被称作“中国当代福尔摩斯”
根据洞的形状，他们推断，爆炸的一瞬间，炸药是放在公交车地面上，而不是提前放在大桥上的。如果提前放在桥上，那炸坑肯定是放射形。法医们对200多块尸块的检查也进一步证实，炸药包的高度应该就在公交车地面上，16具尸体的上半身大多还比较完整，但下肢都被炸碎了。
专案组把241袋现场残留物细细筛了一遍，没有发现类似电线的遥控装置残留，倒是有很像导火索的残留物，警方推断，引爆炸弹的人一定就在公交车上。
他们开始对遗留物进行仔细的排查，这时一封“遗书”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爆炸公车的后部地面上，找到一个完整的信封，打开一看内容，很像是一封绝命遗书。
侦查人员满世界地调查这封遗书的线索，发现只是个多愁善感的女青年，根据生前的线索，构不成自杀和他杀的条件。那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谁是凶手？
这时爆炸专家高光斗提出一个想法：他问了一个问题，爆炸时每个人都在什么位置，什么姿势。如果知道这个，他就能知道谁在爆炸的中心，谁是持有炸药的人。
专案组的法医们忙坏了：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200多块大大小小的尸块分清谁是谁。16具尸体中，有三个人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1号、10号和11号尸体。
根据原理，离爆炸中心越近的物体，会被抛得越远。离爆炸中心远的物体，才会留在中心附近，这是最简单的反推原理。所以爆炸案的证据，往往在离爆炸中心最远的地方。离爆炸中心越近，就会被炸得越碎，1号、10号、11号，恰好又符合这样的特征，他们仨被炸得最惨。
高光斗看到报告，10号在炸心东北26米远，11号被炸得更远，在炸心西南31米，他当即有了结论：他俩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尸体，如果没错的话，这两具男尸，肯定是爆炸案的“焦点人物。
接着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他们飞向了两边，炸药应该在他们中间，可以想象，爆炸瞬间这俩人紧挨着炸药。但这俩人，是共同作案，还是有一个受害人？他们究竟是谁？在爆炸瞬间，各处在车内的什么位置？是站着还是坐着？ 又或者是蹲着？怎么引爆的？
案发后三天，警方接待了517名认尸人，确定了16名死者中13个人的身份，剩下3个不知身份的，正好就是1号、10号和11号。
警方又进行下一轮行动，这三具尸体在经过简单缝合后，照片被放在了当地电视台循环播放，想想是有点恐怖。
很快1号尸体也被认出来了，死者是一名失足妇女，认出她的还是在旅馆看电视的小姐妹。经过调查，警方排除了她的作案可能，姑娘只是倒了大霉，正好坐在炸药包边上。
2月15日，在专家组要求下，武汉警方送来一辆与炸毁公车同型号的车，供专家研究。高光斗反复在炸毁的车上与完整的车上测量，初步推测：紧贴爆炸中心的是张椅子，并根据死伤者损伤部位算出，爆炸案的炸药量为10公斤左右。
紧接着，专家组通过直接目击者，确定了尸体飞出的准确位置。为了验证“爆炸与10号、11号有直接关系”，高光斗提出，在尸体飞出的位置找椅子，有碎片也可以。
如果能找回炸碎的椅子，就能说明椅子飞的方向与尸体炸飞的方向一致，当时两人中必有一个坐在椅子上。那么他们姿势应该是，一个在炸药包的外侧，一个在里侧。
寻找的侦查员果然从飞出去的尸体边上，找到了椅子的零件。2月16日上午，另一个大神徐利民，通过车离地面的高度、椅子的高度、车梁损害的情况，得出与高光斗相近的结论。他俩把爆炸中心，精确到了5厘米之内 ！
高光斗想让徐利民画一幅立体的俯视图，他们请武汉警方的两名侦查员当模特，按照两人的想法重现现场，终于画出了一幅还原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爆炸现场分析的图，徐利民和高光斗，是这个图中的开拓者，为两位大神点赞！
就是这张图
爆炸的那一刻，车厢里是这样的：炸药在公交车倒数第二排，右边靠窗的单人椅子旁引爆。那一瞬间，10号正坐在椅子上，弯腰，用双手扶住了地上炸药包，而11号面对着他，蹲在10号旁边，点燃了导火索。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场留下了11号一块完好的屁股，爆炸时，因为11号蹲着，他的屁股跟炸药之间，离得最远。
接下来，就是找出10号、11号的身份了。这案子把武汉人民吓坏了，各种流言传得沸沸扬扬：最得到认同的说法是凶手是下岗职工，走投无路报复社会。
那段时间，下岗浪潮正好席卷着全国，对下岗这事儿的焦虑，让不少武汉人民觉得，因为下岗去炸公交车，是一个挺合理的解释。这让专案组很焦急，只有快速破案，才能制止这些流言蜚语。
这时检查现场残留物的工作组，传来了一个大消息：刑侦人员在现场搜集的残渣中，拼出了一个身份证的残片：“汤喜林，男……7月1日，江西省武宁县……园村15组……3760711031”
真相浮出水面
已确认身份的伤者和死者里，都没有汤喜林这个名字。刑侦人员精神一振：这个汤喜林，不是10号就是11号。经调查，武汉市的本地户口里，没有叫汤喜林的。
专案组开始排查武汉大大小小的旅馆，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桥口区长堤旅社的登记簿上，发现了汤喜林这个名字的住宿登记。而且汤喜林不是一个人，他是和一个叫齐杏献的人一起住的。
在两人住过的房间，专案组在床下找到一根48厘米长的“沂蒙山牌”导火索，但经对地面取尘土进行化验，没有发现炸药成分，证明炸药是早就做好的。
导火索
事情到这儿应该差不多了，专案组人员马上赶到了江西，去找汤喜林和齐杏献的家人认尸。可万万没想到，不光找到了他家人，还见到了活生生的汤喜林本人。
汤喜林比专案组人员还懵，他说自己的身份证在1997年7月就在江西武宁的客运车上搞丢了，他也搞不明白两年后，这个身份证是怎么跑到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现场的。
见着汤喜林的第二天，专案组也见着了齐杏献，这哥们心也是很大，他说1997年他在江西武宁罐头厂打工时，把身份证借给了一个叫曹军的工友。之后曹军告诉他，身份证丢了，赔了他50块钱。
那个时候的人真是意识欠缺，身份证这玩意儿，怎么就能随便借人了？警方也是很无语。顺着这条线，警方发现，曹军在离开罐头厂后，去黄山卖了一阵儿画，也没什么人买。
侦查人员走访了很多人，他们得知，1998年1月，曹军回到了老家武宁县，在一家玉明旅社打工，与一同打工的邹昌力关系很好。专家们又找到了邹昌力的家，这次他们意识到，应该找对人了。
据邹昌力的母亲和未婚妻回忆，2月1号，曹军来他们家，两人住在同一张床上。2月7号那天，他俩一同上山，带回10公斤炸药，2月8日，两人拎了一编织袋炸药离开家，说要去武汉打工。在爆炸案现场，发现了白色编织袋碎片。
白色编织袋
1997年，曹军在罐头厂打工时，邹昌力在武宁一家钨矿采矿，负责“装炮”和“放炮”，也就是爆炸技术。邹昌力正是带着曹军到了之前工作的钨矿，跟认识的管理员买了十公斤硝胺炸药。
邹昌力家境很差，跟人定下了一门做倒插门女婿的亲事，但他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事儿。案发前一个月，他喝大了酒，还和未婚妻邹道花说：“要是我气伤了心，要死就不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死，上火车上不去，就上汽车，炸死好多人。”
邹道花说，她后来越想越不对，在2月11号给邹昌力留了封信，劝他千万不要做那件事。
专案组采集了邹昌力母亲的DNA，带去北京和10、11号尸体提取的DNA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了：10号尸体就是邹昌力。
除此之外，在旅社遗落的烟头上，警方提取到了与11号尸体一致的指纹，应该就是曹军。为什么说应该呢？因为大家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他真正的身份或者说他到底叫不叫曹军，到现在都没人确定。
到了这儿，案发前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被确定了：2月10号，两个人一起离开了老家，来到了武汉。2月13号下午4点，两个人住进了长堤旅社，这里离被炸的公交车车站，只有几分钟路程。
案发前一个小时两个人从旅社出来，拎着10公斤硝胺炸药坐上了一路专线电车。1998年3月29日，案件宣布告破。
不少资料说，这可能是一起殉情案，曹军和邹昌力可能是一对同性恋人，选择情人节自杀，是为了殉情。有很多的细节，仿佛能佐证这一点。
邹昌力的表姐说，表弟有老婆，但是他不回家，只跟曹军在一起。两个人吃花生米，一粒花生分两半，你一瓣我一瓣，一根烟，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睡觉睡一个被窝。
旅馆的服务员回忆说，俩人住进房间后一直没出去，到他俩的房间里送水时，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床是空的，两个人是睡在一张床上的，且钻在同一条被窝里蒙着头睡。
但这事儿永远没有定论，因为当事人已经死了。不管他俩是谁，性取向如何，都不能成为他们炸公交的理由。无论有什么理由，通过伤害他人去实现个人企图，都是不值得原谅的坏蛋。
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大爆炸案中，许多美好和鲜活的生命，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比起那些逝去的生命，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其实一点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