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名校很多，如北大、清华、南开、复旦，历史上还有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但是他们的历史都没有一所大学曲折和传奇，这所大学就是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只存在了八年时间，但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堪称我国历史上最牛的大学。
1737年，日本以军事演习为名，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一名在演习中失踪的士兵，遭受我军守城士兵拒绝后，随后双方在卢沟桥开火了，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驻守华北的29军和日军浴血奋战，国民政府也紧急调运物资、人员支援29军，战火燃烧到了整个华北地区。为保卫北平、天津不落入日本之手，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等众多将领壮烈殉国。
虽然我国军队进行了殊死抵抗，但由于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日本占领天津后，以南开大学是“反日基地”为理由，对南开大学展开了毁灭性的轰炸，南开大学的大量建筑、文献典籍等在日本的轰炸中惨遭毁灭，而遭受如此待遇的大学，不仅仅只有南开，根据统计，我国有91所大学遭到破坏，其中10所被完全坏灭，25所因遭破坏而被迫停学。
南开大学的遭遇让国人愤慨不已，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大义凛然的说道：“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为了挽救我国的教育不遭日军破坏，各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旨在让民国政府和国人重视教育，教育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本。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民国政府决定将沦陷区的大学搬迁，在西安和长沙两地办临时大学，准备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决定下达之后，国民政府也督促3校师生尽快动身前往长沙，但当时师生位于沦陷区，离开也不容易，师生装扮成农民、商人等离开了天津等地。
其中在大家都纷纷逃离北平时，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却成了逆行者，原来他离开的时候，忘了带走实验室内的50毫克放射性镭，他要去将它取回来。赵忠尧将镭放在菜篮子中，将它抱回了长沙，一路上风尘仆仆，到长沙时，赵忠尧手上都磨出了血印子，校长梅贻琦看到赵忠尧时，眼泪夺眶而出，这一路的艰辛也只有他们能体会到。冯友兰还自我嘲讽道：“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啊！”
共有148位老师，1453位学生，经过一路的艰苦跋涉，到达了长沙。他们在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又继续办学。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共同主持大局。刚建校时，学校的经费非常紧张，国民政府准备拿出50万帮助组建临时大学，但由于财政紧张，实际到账的还不到一半，所以学校的设施、实验设备等都很简陋。
艰难困苦的环境没有浇灭师生求学的热情，但逼近的日军还是让他们难以安心读书。1937年11月12日，淞沪之战爆发，国民军苦撑3个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最终还是因为实力差距，被迫撤军。输掉淞沪之战后，长沙也面临着日军的威胁。11月24日，日军的战机开始轰炸长沙，长沙陷入了动荡恐慌之中，长沙临时大学也办不下去了，国民政府决定将大学搬迁到云南昆明。
随后学校的师生，又分三路通过海路坐船，陆路走路和乘火车，以及徒步前往昆明，最艰难的是第三批徒步去往昆明的师生，他们由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等11位教授带队。这批师生徒步穿过了湘西、贵州和滇东，走了3500公里的路程，才一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到达了云南昆明。到昆明后，他们有了一所新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一路上，师生吃了很多的苦，更可贵的是，师生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也不忘读书学习，闻一多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化学家曾昭抡坚持每天写日记，大三学生查良铮走到昆明时，背完了半本英汉词典。
西南联大的办学宗旨，和校长梅贻琦所说的一样：“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合的办学条件很艰苦，环境设备很简陋，但大师云集，有赵忠尧、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华罗庚、朱光潜、吴晗等一众名师，还有邓稼先、李政道、杨政宁等一批优秀的学生。
因为有一众名师和数千名勤奋好学的学生，所以仅存在了八年时间的西南联大，就创造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西南联大为我国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这些学生中包括171位院士，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众多的各领域内的精英。
西南联大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写了一个感人的教育故事，为我国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闪亮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