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对手机啊、电脑啊、车辆啊这样的物件不是太关注，长期把手机当作通讯工具，对品牌啊、价格啊、式样啊并不太关注。其实，不只是这些东西，就是衣服的品牌、烟酒啊什么的我也不懂。
今天说起手机，是因为下面一段话：
1998年，我每月工资不到300元，却花费一万多元购买了一部大哥大手机。看着同事们羡慕的目光，我感到特别有面子，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说这话的人叫牟国清，生于1972年9月，重庆云阳人，曾长期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工作，历任职侦局反渎处处长、反贪处处长、职侦局副局长等职，2017年1月任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他是我的同龄人，几乎和我也同时拥有手机。但拥有手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他是感到特别有面子，而我是偷偷摸摸，怕人发现。
他的手机是花了一万多购买的，我的却是捡来的，
说我捡手机，特别是1998年就捡了部手机，不但外人不信，就是我自己也不信，因为我从小长到50岁，似乎丢了东西不少，但捡到的东西估计掰着指头也数得过来。
但我也没有说假话，这事说来话长。
我太太的舅舅在沂蒙山革命老区，家庭比较困难，于是我有时就接济一下，给点钱什么的，老人家对我也特别喜欢。这就是人，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知恩知图报，黄土变成金。
有一天，老人家在山上放羊，捡到了一部手机，后来，老人就把这部手机托人送给了作为城里人的我。
等我拿到手机，还有股浓浓的羊骚味，太太用酒精洗了好多次，但味道仍在。
手机早就没有电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于是到移动公司买了个充电器，充上电，手机竟然能打开。
后来竟然有电话打进来，说找某某，我告诉他手机我捡到了，请他转告机主与我联系。印象中后来还有人打过来，我也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来电话的人不相信，还是原来的机主人品不好，总之，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主人来联系，最后来就再也没有电话来了。
再后来，看到手机还能用，我就自己去移动公司办了个手机卡，从此，我也有了手机。
现在想来，那是部袖珍的波导手机，在当时还算比较小巧的，当时我在法院工作，好像庭长以上的领导们才有手机，我这样农民的孩子身份是不配拥有手机的，于是有了手机的我偷偷摸摸，从来不敢拿出来，总是放在包里，就像是我偷来的一样。
知道我号码的除了太太，也没有外人，于是这成了我和太太的私密电话。
就这样，大约过了不久，几乎人人都有了手机，而这部手机大约陪伴了我四五年，然后就坏了。
再后来，我换了部诺基亚，2005年我从老家来佛山时还是这部手机，又大约用了七八年。
后来人家用都用智能机了，我还是用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接发信息。
再后来当时的单位配备了台摩托罗拉，我才开始上微博、微信；再后来就是现在用的华为手机。
我的手机总是落后于别人的更新换代，也就从来没有感到有无面子。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么贵的手机有什么用呢？
上面说到的牟国清曾长期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工作，历任职侦局反渎处处长、反贪处处长、职侦局副局长等职，2017年1月任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作为我的同龄人，他自然比我职位高，理论上讲，检察官、检察长是个监督的人职位，但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也成了犯罪分子。
我错误地认为那些落网的官员是智商不高，作案手段原始，以为凭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披着“富二代”的外衣，能够隐藏自己的犯罪行径、骗取组织的信任、摆脱群众的监督、逃避法律的惩罚。
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是检察长，也难免会被捉了，因为手莫伸啊！
2021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