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王朝非秦隋莫属，前者横扫六合，终结了贯穿东周五百年的大争之世，奠定了华夏文明大一统的根基；后者亦不遑多让，三百年的南北对峙一朝而止不说，还创造了许多连盛唐也只能望其项背的奇迹，比如大运河。
然而，看似“功德无量”的两大王朝却陷入了“过把瘾就死”的怪圈，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时代做了嫁衣不说，还成了后世君王们教育储君的反面教材，不亦悲乎？而反观终结残唐五代乱世的宋王朝，细看之下凭欺负孤儿寡母立国、靠割地求和换取和平、以杀将媚敌得以苟存，明明气血两亏却偏偏国祚延绵... ...
那么，抛开宿命和因果，是历史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翻开史册，秦隋的灭亡历程何其相似：因为不想服兵役的陈胜吴广和王薄选择揭竿而起，转眼间星火燎原，天下皆反，遂有“逐鹿”之说。
所以，人心背向是他们灭亡的根本原因，对吗？
然而，秦灭六国是人心所向吗？如果不是，何以十年内鲸吞六国，设置郡县？如果是，为何博浪沙的“秦始皇死而”的石碑会一语成谶，两年天下大乱，四年牵羊纳玺？
地分
这口黑锅交给胡亥赵高来背或许有些过于沉重了，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及时调整统治策略，以及对起义军应对不当而已，根本原因还在于鲸吞天下而导致的消化不良，想造反的人们只是在等秦始皇挂掉而已，其气场实在太强大了。
那隋朝呢？有机会定鼎天下的有李密（瓦岗寨）、李渊和王世充，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关陇集团的骨干，莫非修大运河以及征高句丽也丢失贵族的忠诚吗？
▲李元霸单挑十八路反王
其实，隋朝皇室出生弘农杨氏，亦属于关陇集团，李渊们的集体反叛体现一种“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政治色彩。
再者，秦末和隋末的乱世的确难以收拾，那为何“首都六失，天子九逃”的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尚能苟延残喘一个半世纪，凭什么呢？
史册上能找到一大堆原因，其实只有三个字：认同感。
王朝在成立之初，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来得及建立身份认同或者信心，而外在势力和内部隐患都会想方设法地添乱，或分一杯羹，或试图取而代之，比如汉初的“七王之乱”，贞观初年的“渭水之盟”和清初的“三藩之乱”。
这个难以描述的危险期，挺过去的便可以进入“历史周期律”的效用范围，建立最广泛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死而不僵”的属性。这是东周能够当五百年橡皮图章的原因，也可以完美解释为何西汉没了还有东汉，东汉完蛋之后一个卖草鞋的“皇叔”还能满天下招摇撞骗，甚至三分天下。
挺不过去的，则成了史册上的反面教材，比如“暴秦”和隋炀帝，其实西晋和南北朝的那些国家也都强不到哪里去，只是没那么惹眼而已。
公元613年，第二次东征高句丽期间，负责后勤的开国元勋杨素之子、当朝楚国公杨玄感扯旗造反并围攻洛阳，杨广二话不说便回师平叛并将其击溃。
话说中原大地虽然已经是烽烟四起，但在隋炀帝看来，收拾农民起义没有消灭高句丽重要，而后者又远不及贵族造反来的可怕，他觉得杨玄感造反的理由绝不是“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而是想当司马懿了。
▲隋炀帝的担心
如此取舍到底对不对呢？总之叛军军师李密跑到英雄云集却表现平平的瓦岗寨，很快将其打造成当时最有“冠军相”的势力。后来李密失德，瓦岗寨分崩离析，众英雄纷纷投奔长安或洛阳，成就了李渊集团和王世充集团（窦建德为援军）的决战。
当年的形势像极了几十年前并列的北周和北齐，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再度在虎牢关下打了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代理人战争”，其他大小势力都不过是看客罢了。
▲隋炀帝的发妻萧皇后出自兰陵萧氏，是政治联姻的产物
再往前推，杨勇和杨广兄弟看似波澜诡谲的储位之争不过取决于隋文帝的抉择：继续支持关陇集团或者扶持山东士族与其对抗。
所以，关陇集团推出李渊父子成为新的利益代言人，关中地区在几乎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归属李唐，这不是偶然；而杨玄感的洛阳攻略寸步难行也不是偶然，那里是山东士族的地盘，在隋炀帝彻底垮掉之前依旧有很高的忠诚度。
至此，一股隐藏的势力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在先秦时期叫实封世袭贵族，两汉叫做地方豪强，魏晋时期又形成了士族门阀。
▲曾经士族风流，足令后人追忆
他们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底下引发了人类抱团取暖的本能，从占据生产资料的部落高层逐渐演变成大地主（奴隶主）庄园经济，并在阶级社会中无限扩充和相互兼并；而教育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诗书传家，钻研“经世之学”，进而垄断了仕途和学问。
这样一股可以扮演舆论、庙堂和枪杆子的势力存在，王朝必须跟他们结为联盟方能站稳脚跟，他们的确不足以无风起浪地掀翻一个王朝，或于刘裕和杨坚这样的盖世英雄对抗，但英雄总会死的，忍一忍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
秦始皇或许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又或许是除了武力之外他想不到其他办法，他拼命收拾了匈奴和越人，散播着传诵千年的赫赫武功，却浑然不觉危机就在身边。
▲秦颂：秦始皇试图用音乐安抚人心，到头来挨了高渐离一重击
初创的郡县制度为未来两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做了多少贡献，这里就不说了，就当时而言，东方诸侯立国数百年，死而不僵，潜在实力尤存，对于民众的号召力依旧；另一方面，相对于皇帝的尊崇和遥远，世爵世禄的实封贵族是绝大多数人的现实追求。
项羽刘邦是义帝熊心的将领，代表了旧楚国势力，其他五国贵族也纷纷复国并尊熊心为共主，以期来获得分封（实际执行者是项羽），差一点楚人版本的东周就该来了。
哪怕是陈胜吴广也未知道打着公子扶苏的招牌，扯起楚国的大旗（国号“张楚”），自相矛盾的说法虽然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却能说明俩屌丝对于“名正言顺”的粗浅理解。
也就是说，秦人低估六国遗民对于恢复荣光的决心，竟亡于六国势力的反噬，始皇帝千秋万世的美梦最终在沙丘成了一碗黄粱饭。
至于汉唐为何能够顺利立国，吸取前代的教训不假，另一个现实原因便是内部不安分因素没了或者累了。
东方六国势力多依附项羽，楚汉争霸之后等于又被灭了一次，其地位和地盘都无奈让给了诸侯王和功勋集团，李唐王朝则有天策上将坐镇，谁敢拿几万族人的身家性命去造反？
更重要的是，外夷的虎视眈眈也是内部团结的催化剂--不管是匈奴还是突厥，其实力都远胜曾经噤若寒蝉的五胡！
回到公元960年，天下已经乱了两百多年了，先是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在黄巢起事并败亡后形成的大大小小不听中央调摆的势力，最终演变成一堆折腾不休的大小国家，异族入侵，君臣相残和父子反目此起彼伏，热闹得很。
总之，宋王朝所终结的是一个丝毫不逊于东周或南北朝的乱世，倘若随后步上秦隋的后尘当不会令人意外，时人甚至丝毫看不到希望何在，而赵匡胤只用了一杯薄酒就彻底终结混乱，宛如天方夜谭。
▲牛李党争：当庶族和士族在庙堂势均力敌时，时代已经悄然改变了
其实，官家的轻松来自于世家的没落，曾经匹敌国家机器的世家大族被连绵两百年战火撕成了碎片，科举的完善和教育的普及则彻底扼杀了反扑的可能，从此不再有被称为“郡望”的实力集团，只剩下与皇权深度绑定的书香门第，对比国家机器之伟力实在是太弱鸡了。
至此，改朝换代的黑手只剩下外患和平民造反派了。
两宋300年间有大大小小400多次农民起义，比例远超任何朝代，规模大的也前有宋江方腊，后有钟相杨么，威胁甚至不如小小的西夏。
而此后除了元朝的灭亡存在民族因素之外，其他王朝倘不是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几乎都有千秋万代的潜质。
那么，是造反者水平下降了吗？貌似一直以来就不怎么高，绝对意义上成功的农民起义只有朱元璋一个，只有他才是饿得没饭吃才跑去造反的，请记住这个前提。
“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张仪、苏秦）说之于前，彭、韩（彭越、韩信）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
古人曾淡定地说，大凡还有口饭吃，有床棉被，想鼓动民众造反便不容易实现，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失之偏颇。
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张角三兄弟则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么是想翻身做主，要么试图改朝换代，总之跟“消灭地主阶级”毫无关系。
这才是义军领袖们的真实想法，而第一个提出“均田免粮”的是黄巢也只是说说而已，一千年以后的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而黄巾军的三位教主肯定是有饭吃的，如果他不造反，混得肯定不会比汉中张鲁差，至于陈胜，“失期当斩”的谎言早已被里耶竹简所戳破，无非是罚一副盔甲而已，至于为什么要造谣，我想后来的造反者们都懂。
如果你不信官方史书，那便参考《水浒传》吧--这是民间说书人眼中的起义，至少屁股没有坐歪。
百单八将的出身主要有三种：试图阶级跃迁的比如宋江、吴用之辈，外加想通了的卢员外；亡命之徒如武松、石秀，以及榜外的晁盖；以及无奈落草的体制内人员比如林冲、杨志，以及被“赚”上山的关胜和呼延灼。
以上是梁山的主力，其他都属于翻不出风浪的小杂鱼，至少这群好汉没一个是吃不上饭才选择上梁山的。
那他们为何造反呢？梁山一代目王伦满足于打家劫舍的快感，晁盖愿意带着兄弟们分金吃肉，唯有宋江一心接受招安，带领弟兄们从草莽走向体制，为国家做贡献，当然了，别人是否愿意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总之是“为你好”，错不了。
所以，梁山的结局如同电影《投名状》讲述的故事，可以理解为“用兄弟们的鲜血染红自家的顶戴花翎”，上至好汉头领，下至数万士兵，都成了宋江跻身新阶层的“投名状”。
到最后，梁山人马十不存三，剩下的或归隐山林，或回归体制，或遭人算计，既如此，当初聚义岂不成了个寂寞？
的确是个寂寞，他们的能力和动力一直被高估了，在缺乏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前提下，拿什么去拯救自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梦想呢？
所以，还是教科书说得对：
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或被无情绞杀，或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说句题外话，国祚延绵的宋明清，某种意义上还真不如“过把瘾就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