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军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其中有一些国民党将领也成为了我党的俘虏，后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思想改造。
其中有一位出了名的思想顽固分子，改造27年后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 他就是黄维。他在获得特赦后曾还想到台湾给老蒋扫墓，却在出发前意外逝去。
军旅生涯
黄维1904年出生于江西贵溪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农家，因为其父早逝，家庭生活拮据，但是黄维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师范，后回乡任教。
1924年与在师范学校认识的方志敏帮助下，顺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与陈赓、徐向前等都是同班同学。
后来随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叛乱以及后来的两次东征中作战表现出色，得到了赏识，后在国军第十一师担任三十一旅旅长，当时十八军军长陈诚对其颇具信任。
1933年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围剿红军，失利后转往崇仁设防，后升为十一师副师长，再到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赴德国学习的黄维被召回，随后指挥了罗店之战，其表现神勇，死命抗战，也是一战成名，其死拼到最后六十七师连一个团的兵力都凑不齐了，同时也因为其作战思想古板，打仗喜欢奉行书里的那一套，任何部署都要引经据典，被称为“书呆子黄维”。
1939年，日军攻占越南后意图进入云南，黄维出任五十四军军长，率部抵达滇越边境设防，抵制日军入侵。1944年黄维在重庆负责青年从军培训，培训之众达到五六千人，在教育方面其确实无愧其书呆子之名，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解放战争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处溃败，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逃脱外，全军覆没，而身为司令的黄维也被俘。
思想顽固分子
之后被关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这个思想顽固分子，一改造就是27年，在这27年里一个迂腐儒生的形象跃然于眼前。
相比于同时期在改造所里的宋希濂、文强、杜聿明等，黄维是其中最难改造的一个，据当时的管教人员回忆，黄维一直不承认自己有错，只说是成王败寇，打败仗就是其最大的错，不仅自己不进行反思，还常讥讽认罪悔过的同僚，当时杜聿明在读完《论持久战》写了满满万余总字笔记，但黄维的悔过书却始终是一片空白。
其难改造也就算了，偏偏又总是喜欢抬杠，活脱脱刺头一个。因为当时改造的时候，他们都是需要进行劳动的，于是黄维对此不满，甚至还质问到：日本战犯都不要劳动，我们即使有罪也比不上日本人啊，当时日本人都不要劳动，为啥我们要劳动？这说得有理有据，管教人员估计也是哑口无言。
还有在1952年的时候，管理所组织学习，当时学习组长董益三就国民党执政时期进行批判，说到了当时四大家族剥夺财产的事，本来也是事实，黄维上前对着董益三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
而且在改造期间，其妻子带着女儿来见他，劝其好好改造，依旧也是木头一块，不为所动。本来在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就有黄维的名字，因为他当时在管理所的表现，他们认为黄维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于是管理所没放人。
这是黄维后来自己回忆所说的，当时黄维妻子蔡若曙听到后直接吃安眠药自杀了，后来被同事发现救治才没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的黄维就是到了全然不顾家人的顽固地步。
更绝的是其后来干脆一心投入到那个违背科学的永动机的研究中，以此来消磨精力，而拒绝思想上的改造。
这是早期黄维的顽固表现，后来在其被检查出了患有五个结核时，周总理特意进口了治疗的药物，经过四年的治疗将他治愈，捡回一条命。这时候才稍有触动，也只是不表现出像之前那么对抗。
直到1965年跟随出游，看到了新中国的发展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慢慢才开始接受共产党，并且之后还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更加客观的去认识共产党。
也就在其思想改变的同时，1975年迎来了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为此这个思想顽固份子获得了释放。
给老蒋扫墓
出狱后的黄维再次受到了关照，出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主要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的研究。
到了1989年，台湾方面已经开放两岸探亲，黄维当时心里有个愿望，那就是能回到台湾给蒋介石扫墓，即便历经了27年的改造和监禁，黄维从始到终都没有说过蒋介石一个不字，而这也正来自于黄维儒生形象。
受恩于蒋介石，便为其鞍前马后，死心塌地的追随。蒋介石抛弃了人民，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黄维也本应该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他总说：“我这个人思想转变慢，需要依据事实，不然不会轻易认输”。这或许就是其顽固的原因，最终在看见新中国的变化后，也是选择了接受共产党。
后来台湾方面通过一些方法邀黄维赴台湾，并许以军衔薪水，黄维明确地表示：“共产党待我不薄，台湾我是不会回去的，去访问台湾不过是为了会友，为了致力于两岸和平。”
当然这也并不是虚话，其在1989年就曾多次到香港与旧故会面，为两岸和平统一呼喊，这也是其为一直想去台湾的原因之一。然而就在1989年3月20日，就在出发的前一晚，黄维突发心脏病意外去世。
小结：
或许依然会有人对于他在改造时，顽固的思想，以及特赦后还想着去给蒋介石扫墓而作出个人的主观臆断来进行批判。
人已故去，真相已无从知晓，但是其晚年在忏悔中我们会感受到来自一个守旧儒生的改变，“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战犯，但是解放后依旧受到了宽大处理和改造的机会，我很感谢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