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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七十
01
我叫孙涛，研究生毕业于上海一所普通的211大学，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说起这个专业，外行人总会把关注点放在“行政”二字，因为对口的是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实际上，它更多指的是公共行政管理，主要研究的是政府等公共部门的一系列活动。
这么一解释，行政管理专业似乎看起来还挺“高大上”的，但从就业的角度而言，还蛮尴尬的，考公务员没有法学、社会学、文学等文科专业有优势，更别提和理科专业竞争了，因此十几个研究生同学，除了少数读博士和考上公务员的，多数人去了企业就业。
毕业前，经过多轮面试，我顺利拿到了一家国企的录用通知，岗位是政企客户经理，工作地点在上海。这是一家做通讯的国企，也是世界500强企业，一提到它，旁人都觉得是一家稳定、体面、福利待遇好的公司，用老话说，就是铁饭碗。
回想起当初求职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先是笔试，像考公务员一样，有一千多人参加。考完之后，我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上海地区总共也才招一百多人，竞争很是激烈。不过幸运的是，我顺利通过了笔试。
接着便是面试，面试分为初面和终面两个环节。初面是无领导小组讨论，10人一组，淘汰率是50%，被刷掉的是面试表现不佳和学校“不好”的人。至于学校“好“与”不好”，无非就是所谓的985、211和普通的大学，当然，如果是研究生，条件会适当放宽。
上午初面结束后，原本拥挤的面试现场一下子变得宽敞不少，因为一下子少了两百多人。下午，经过煎熬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令人期待的终面，两个面试官轮番提问，围绕着个人的学习经历、实习经历、未来职业规划、岗位理解等方面展开。
面试官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唱白脸的全程微笑，时不时的点头表示赞同，唱黑脸的表情严肃，“百般刁难”，给人一种你不行，你不适合的感觉。尽管当时大大小小的面试经历了不下数十次，但这短短的20分钟面试，并没让我感觉很轻松，甚至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面试完之后，我以为自己铁定被刷。一个星期之后，接到录用通知的我真是颇感意外。
入职之后，我和同事聊起当初面试的情景，每每都觉得不可思议，竟然有那么多人参加。在我们看来，公司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顶着央企和世界500强企业的光环。很显然，这样一家众所周知的国企，对于那些无法进体制的毕业生而言，确实很有吸引力，尽管其工资待遇并不占优势。
挂了电话，我便立即把好消息分享给家人，父亲得知我获得这样一份体面的“好”工作，电话那头他激动地说道：“是你奶奶在天上保佑着你”。父亲干了一辈子体力活，在他看来，能进国企，还是众人皆知的央企，将来一定能有个远大前程。但谈到工资，眼光一向不低的母亲似乎并不满意。
还记着毕业第一年回家过年，串门走亲戚，当有人问起我工资时，母亲总是支支吾吾地说“没多少”。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现在的农村，大学生并不少见，但硕士和博士还是少数。在老家人眼里，研究生毕业，月薪过万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怀着憧憬，在8月1号那天准时到公司报到。报到当天，我惊讶地发现，同期招进来的新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还有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毕业的硕士海归。相比之下，我的出身，要逊色得多来，我心想，既然他们都选择了这份工作，看来不会差到哪里。
短暂的新人入职培训之后，我们便各自奔赴岗位。上班的第一天，部门领导就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道：“希望你们能够用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毕竟你们还年轻，不要混日子”。领导说这话的时候，坐我对面的两位老同事会心一笑。
部门领导是上海本地人，个头不高，瘦瘦的，戴着黑框眼镜，一副精明模样，开会时喜欢飙上海话，偶尔夹带着些许普通话，听得我们这些新人一头雾水。对此，新同事表示听不懂上海话，领导认为我们做客户经理的，可以不会说上海话，但要听得懂上海话呀！我们听起来，自然是无话可说。
据比我早一年进来的同事说，除了我们5个年轻人，其他的十几个老同事都是上海本地人。这位同事告诉我，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上海人是统称，上海本地人的说法类似土著，是指那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的祖上便来到上海的人，最显著的特征是上海本地人原先家里有宅基地和田地，后来得益于拆迁，他们人手几套房。
言归正传，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便被办公室负责人张姐安排到各自的工位上，张姐一边给我们发电脑等办公用品，一边和我们强调，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问张姐，加班多吗？有没有加班费？张姐笑着说很少加班，至于加班费，你们想多了。
几个新人听了张姐的话，相视一笑，便也不再追问了，各自收拾起自己的办公桌。到了下午两点多，当我们陆续收拾好之后，发现办公室二十几个人，除了张姐和我们几个新人，其他人已不见踪影。张姐说，他们都外出跑客户去了。
02
应聘的时候，招聘信息上写着岗位是政企客户经理，主要的工作职责是客户关系的维系和商机的挖掘，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当时我心想，拜访客户会是怎样的场景？大概是和政府部门、企业老板坐在办公室高谈阔论，帮助他们解决网络问题，提供信息解决方案。
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每月定期打印账单、催促客户按期缴费、处理客户投诉。其中还包括大量无意义的工作，比如违约金减免，当企业拖欠3个月以上的费用，则会产生所谓的违约金，系统自动出账并通知企业。企业当然是不愿意交这笔钱，所以我们就得帮其减免违约金，而作为客户经理的我们并没有权限直接给客户做减免操作，因此需要打申请，给领导签字，企业盖章，再把材料给专门负责违约金减免的部门。
当时我们几个新人人均被分配到两百多家的企业，光是做好日常的服务工作，就几乎耗尽全部精力。在我们看来，这些活并不复杂，干一遍就会，只要是识字的人就能完成，招大专生，哪怕是中专生来干，完全是可以胜任的。
刚开始我们都还挺开心的，心想两百多家企业，可以大干一场了。后来大家才发现，这些从老客户经理移交过来的企业，都是些小微企业，并没什么价值，他们的需求主要是固定电话、宽带以及400等产品，已经被老客户经理开通过了，因此我们接手之后，除了需要日常维护外，并不能带来所谓的业绩。
我们找领导抱怨，领导直言不讳地和我们说：“好的企业就那么几家，谁愿意给别人？你们刚进公司不久，从这些企业入手，慢慢熟悉业务，等手头的小企业发展成大企业，不就变成你们的优质客户了吗？”随后，领导还“语重心长”地说道，今后你们主要是和小企业主、店主以及小区居民打交道，别瞧不上他们，那是接地气，能锻炼人。眼看着和领导沟通无效，走出领导办公室，复旦毕业的小姐姐生气地说道：“我们才不需要这样的锻炼”。
我当时负责的主要是水产品和水果批发市场，在鱼腥味和水果味混杂的市场，先是挨家挨户向使用我们公司宽带的店主催收费用，结束之后，再一家家发宣传单，向那些还没装宽带的店主推销宽带。
刚开始，店家见到我们，以为是前来消费的客户，但得知我们是来推销产品，十家有九家直接拒绝了。碰到愿意搭理我们的客户，我们一边拿着宣传单位推销产品，一边赶紧给同事使眼色，让他帮忙拍照。至于为什么这么干，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照片发到群里，能够体现我们的工作量，至于结果如何，领导也清楚，分到新人手里的客户和资源本来就很差，出不了业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每周定期到小区摆摊，宣传公司的宽带产品和手机套餐。刚开始，我们这些新人看到居民路过，都会积极主动上前发传单、介绍公司产品。和我们一起出摊的老同事看我们这么做，并不说什么，自顾自地在帐篷下坐着玩手机。
后来，时间久来，我们也学老同事，早上摆好摊位拍个照发工作群里，然后坐在帐篷下玩玩手机，等下午结束了，再拍个照发群里，然后收工。
也许是看不惯手下员工浑水摸鱼的工作态度，又或许是觉得自己灵光乍现想到了销售绝招。有一天，领导一拍脑袋要求我们每周必须安排一天和安装宽带的师傅一起上门，目的是在给客户安装宽带的过程中，顺便推销智能组网，包括高端的路由器、电视播放产品。
这项任务开始的第一天，便有一位新人提出了离职。得知她要离职的消息，我并不惊讶，一个女研究生，冒着酷暑，坐在安装师傅的电瓶车后座，家家户户跑业务，路上万一碰到交警，还有被罚款的危险。这种日子，真的是很难挨得下去。
说实话，不仅我们不愿意干，安装的师傅也不乐意，在正常工作之余，还要带上我们这些“拖油瓶”，不但电瓶车费电，而且还降低了他们的安装效率。要知道，安装师傅的收入是和计件挂钩的，少安装一个宽带，意味着少一份收入。
后来没过多久，因为效果不佳，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03
钱钟书在《围城》中曾说过，墙外的人想进去，墙内的人想出去。没进国企之前，我渴望着能拥有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国企待久了，逃离国企的意愿却愈发强烈，究其缘由，在于其缺乏竞争优势的工资和晋升路径。
签合同时，公司承诺新人第一年属于保护期，拿固定工资，与绩效不挂钩，税前年薪大概是13万左右，包括年终奖。这样的工资，在研究生同学中，属于中等水平，不少进入互联网大厂的同学，工资近20万，但考虑到国企的隐形福利，还有工作强度，所以实际差距并不大。
众所周知，上海的房价高企，房租也并不便宜，当时我在上海的郊区松江租了间50平的一室户，每月房租加水电费近4千元，占了工资的近一半。说实话，当时要不是女朋友和我一起分摊房租，这点工资，于我而言，生存已是艰难。
其实，对于多数刚毕业沪漂族来说，每月拿着六七千的工资，合租是唯一的选择了。因为高昂的房租，两三个陌生人“被”相聚在一套少则价值500万，多则价值上千的房子，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的工资交给二房东，二房东含泪从中赚取差价，还有处于顶层的一房东，房租市场的一条食物链跃然纸上。
言归正传，过了保护期，也就是工作的第二个年头，我的工资断崖式下跌，每月到手的钱，除去了房租，所剩无几。那时恰逢女朋友考上博士，她辞去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身上。
至于工资为什么会出现断崖式下降，无非就是没有业绩。尽管身在国企，但作为客户经理，我们的工资由基础工资和绩效两部分构成。新人的基本工资4千左右，它与职等挂钩，资历越老，职等越高，基本工资也就越高，高一个职等多500元左右。
另一部分是绩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当时我们几个新人接手的大部分是小微企业，除了日常的客户维系工作，几乎没有新的产品需求，也就没什么绩效产出，因此绩效工资也就少的可怜。那时我们几个新人最怕的就是忙活一个月，最后只拿着4千的基本工资。其中有个机灵鬼表示，每月划水也能拿个4千，还给交社保，多好。面对这样的窘境，那时我们几个新人认为，要么赶紧换工作或找份副业做做，要么每天上班划水，准备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还记得15号发工资那天，我回到家，她正在专心写论文，看到我耷拉着脸，她起身追问我缘由，得知我当月的工资5千不到，她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说：“你这样的工资，今后怎么养活我？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什么破公司，你要是再不换工作，还是那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分手，一直走到现在，但那段时间真的是很难熬。我和女朋友都是从小城镇来到上海读书、工作。读书之前，原以为工作之后就能够养活自己，报答父母，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
女朋友的反应不无道理，对于沪漂族而言，维持“吃喝拉撒睡”这样的基本生活，省一点的话，比如住在松江或嘉定这样的偏远郊区居住，每天忍受着3个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那每月也得需要5千以上，所以当收入低于支出的时候，难免引起人们的焦虑。
其实，不仅是我们在抱怨工资待遇问题，部门的“老人”们对此也颇为不满，他们怀念10年前的公司，据说，10年前他们刚进公司那会，每月加上绩效能拿五六千，压力也不大，现在他们想走，但已经不年轻了。因此四十来岁的他们准备在公司混到退休，反正都有国企编制，不会被辞退。
当时，部门5个新人中，并不是只有我想逃离。当我下定决心换份工作的时候，已经有2个新人提出了离职，复旦毕业的小姐姐，后来去上海的某一高校做了辅导员，上海大学毕业的小姐姐，跳到一家猎头公司当猎头。
其实，与缺乏竞争优势的工资相比，有限的晋升路径是更可怕的一件事。部门的十几位老员工，平均下来都在公司待了十年左右，但除了升一两个职等，并没有人晋升到领导岗位，这意味多数人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到退休。
当然，对于家里有几套房的上海土著来说，稳定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无非就是打发时间，交个社保。但对于多数沪漂的年轻人而言，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是残酷的。正因如此，在公司的第二个年头，我便选择了离开。
好在作为客户经理，相对自由，这样我就有大把时间去面试。整整两个月时间，互联网大厂、高校、房地产公司、教育行业，我都面了个遍，最后经过一番考虑，选择去互联网公司做运营。
就像我们多数人调侃的那样，国企一切都好，就是钱少，互联网公司一切都不好，但钱多。换了工作之后，虽然辛苦了很多，过着996的生活，但我的工资一下子翻了倍，至少经济上给我带来了安全感。
回想过往的工作经历，我不禁对“内卷”一词有了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年轻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卷“进去，其实也是环境使然、身不由己。
就像我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想要扎根是何其不易。从学校步入职场，我见识到了应聘者高手如云，能够拿到国企“铁饭碗“我还是带有些许庆幸的。如果有几套房傍身，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下。可惜生活的重压之下，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岗位要么离开上海。
被生活的急流冲来冲去，我感到背后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我走，当初的雄心壮志已经被生活这盆冷水泼的面目全非。内卷啊内卷，如果有那么一丝的可能，谁又心甘情愿被卷进去呢？只不过是逃不掉又挣不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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