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民革南京市委前往“广东山庄”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民国一代名碟”鲍君甫的坟冢，鲍君甫是谁？他就是杨登瀛，是中统头子徐恩曾手下的得力干将，他曾是蒋介石任命的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又随时听周恩来、陈赓的调遣，他为了营救中共负责人，不遗余力……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杨登瀛去哪里呢？其实早在建国之初，杨登瀛就被我公安局抓获了，随之还引出一段感人的故事。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在大陆遗留下大量的特务，让他们潜伏下来，窃取政府情报，必要时进行破坏活动，企图颠覆新兴的政权。为了守护得来不易的局面，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这场运动也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清算特务的运动。
在人民政府和公安人员的合力打击下，一大批特务纷纷落网，其中，在上海、南京等地的特务落网数量最多，特别是南京地区，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时，在南京留下了大量的特务，用于搜集情报、搞策反、搞破坏社会治安等工作。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联合政府有关人员开展特务登记工作，向社会发布公告：表示特务们如果能够主动自首，就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特务从犯只要主动汇报自己为国民党干过的事情，协助公安局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可立功受奖，功过相抵。
此项政策一出，第一天就有上千人，来到公安局主动交代自己为民国政府所做的事，在仅仅几天时间内，南京地区就有4000多人进行登记和投案自首，这项政策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南京市公安局的缉侦压力，同时，也极大程度降低南京遭受迫害的风险。
尽管这个政策很宽大，但还有特务心存侥幸，拒不自首，有一天，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举报人声称在南京城西小巷子里，有一个摆茶水摊的老人是国民党特务。得到这一消息后，公安局紧急派人前往该地缉拿老人，然而，当干警们来到老人的茶水摊时，这名老人看到公安来临之后，十分淡定地说：“你们是要缉拿我吗？”
公安们有些诧异，他们还没说什么，眼前的老人就意识到什么。看到公安们不说话，老人利落地伸出手说道：“把我拷起来吧，我的确是为国民党中统做过事！”
老人被公安们带到公安局后，经过询问调查，老人名叫鲍君甫，也叫杨登瀛，曾经是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是国民党中统中的大特务。
抓到这只大鱼，让公安们有些难以置信，在这段时间里，全国的确抓获了数量非常多的特务，但像鲍君甫这样的高级别特务还是很少见的。
由于鲍君甫当过国民党感化院、反省院的副院长，他并没有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自己的特务身份，因此，南京市公安局就认定其不肯主动交代自己错误，不属于投案自首，就直接把他移交法院受理。南京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件，法官认为，鲍君甫长期从事破坏党组织工作，具有高级特务身份，应该处以重刑。
然而正当法官准备敲定他的罪名之时，鲍君甫忽然说道：“在大革命时期，我曾为共产党做过许多贡献，你们不能就这样杀了我！”鲍君甫此话一出，现场的人都惊呆了，大家都一个念头：“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要脸，为了自保什么话都敢说！”。
看到大家一脸不相信的目光，鲍君甫继续说：我在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进入了共产党（有待证实），后来在国民党内部担任职务，被委任为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
当时我得到这个任命后，我第一时间就报告给了陈赓同志，陈赓命令我继续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并及时汇报国民党发布的任何重要行动命令，我曾多次挽救党内的同志们，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后来党内叛徒顾顺章告密，国民党政府就逮捕了我，我无奈入狱，而出狱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没有办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才沦落到南京街头摆茶水摊。
鲍君甫的一番话让现场的同志们又陷入了一阵沉默，他说的这些事情，不管是历史时间还是地点、事件上都能对得上。法院和公安局干部们一时间没了主意，为了慎重起见，他们觉得应该把这事要汇报给陈赓，由陈赓同志来决定这件事。
法院把鲍君甫关押入狱，并发出信函寄往了云南。然而，由于那时国内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也不够及时，南京方面还认为陈赓在云南任职，其实，此时的陈赓同志早已不在云南任职了，被中央另有重用。于是，这封信函就如石沉大海一样，久久未能回复，三个多月过去了，南京公安局和法院方面硬是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看到这么久都没有回信，南京法院干部们觉得，就不应该寄出这封函；陈赓同志是中央高级干部，一天事务繁忙，哪里顾得上这些小事，如果这件事真是鲍君甫杜撰的，那可真的是耽误陈赓的时间。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封发往云南的信函，被云南省政府转发给了中央，中央又转发到了朝鲜战场，因为此时的陈赓是志愿军副司令员，正在朝鲜战场指挥作战。
这封信辗转到朝鲜战场，抵达陈赓指挥所时，他正嚼着窝窝头看地图，警卫员把信递给他时，他还以为中央有什么紧急安排，丢掉窝窝头，搓搓手，赶紧打开信阅读。
打开信后，陈赓有些哭笑不得，这封函原来是一封“求证”函，鲍君甫被逮捕了，如今没人证明他为革命做过贡献，很可能被判重刑。陈赓看完后，思索了一会，立马拿起笔就写了回信，把鲍君甫为党做的贡献都写了下来，为他证明。
（1952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也亲自给南京公安局局长写信，证明了此事，鲍君甫在大革命后期，对我党帮助很大，挽救我党多名负责同志……）
而时隔几个月，南京法院终于接到了陈赓同志的回信，也证实了这个大特务头子竟然还是一名红色特工，还为共产党做过不少贡献。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鲍君甫，他原名叫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早年曾远赴日本留学十年多时间。后来，他学成归来后，因为精通日语，上海一家洋行就聘请他当高级职员。
杨登瀛此人善于交际，深谙为人处世之道，在上海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认识不少上海名流和日本商人，有着丰富的人脉资源。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秉承同样的救国信念，杨登瀛辞去工作，来到广州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他相信三民主义可以拯救这个黑暗的社会，甚至他愿意为革命奉献出自己生命，也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1925年的一个冬天，因为机缘巧合，他结识了中共党员陈养山，初次见面，经过一番交谈后，杨登瀛对陈养山的修养、谈吐、学识十分钦佩，陈养山身上那股对革命的信心也感染着杨登瀛。
杨登瀛当然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不过，两人分属不同党派，他从不问陈养山的行踪，反而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便利。
不久，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国民党明显吃香一些，出于做朋友的考虑，杨登瀛也曾经劝过陈养山加入国民党，但陈养山却依旧不为所动，并坚定的对杨登瀛说：“我们虽然党派不同，但我们的信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能够兴盛起来。但同时，我也忠诚于我党。”
此话一说，杨登瀛明白，劝说陈养山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了，但对于陈养山的选择，杨登瀛有些不理解，为何陈养山要执着于共产党，现在明显是国民党强呀！
杨登瀛的性格有点争强好胜，他劝说失败后，十分纳闷，为何陈养山如此信任共产主义，共产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他就提出想借一些共产主义书籍阅读一下。
陈养山知道后，就把自己珍藏红色书籍赠予他阅读。往后几日，杨登瀛天天阅读这些红色书籍，他誓要见识一下这些红色书籍到底有什么独特魅力。
随着杨登瀛对书本内容的逐渐深入，他发现书籍里阐述的许多理论，和自己理想中所追求的革命是一致的，渐渐地，他开始沉迷于阅读和研究这些新理论，他的变化也越来越大，甚至连他都发现，自己已经被共产主义的理论所征服。
某一日，两人聚会，杨登瀛试探性询问：“我能否加入共产党？”陈养山听完后有些诧异，不过随即说：“可以啊！但是你愿意帮共产党做事吗？”杨登瀛回答：“我愿意。”陈养山看他的态度不像是开玩笑，就下定决心介绍他入党。
1926年，杨登瀛在陈养山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资料记载不一），自此之后，杨登瀛拥有了两个党籍。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杨登瀛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他认为蒋介石这是在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他多次公开指责蒋介石的错误。
杨登瀛的举动被蒋介石嫡系知道，他们以包庇共产党人的罪名，把杨登瀛关入监狱，原本是打算给他严惩，好在蔡元培等国民党要员为他说话，并保释他，最终杨登瀛才得以逃过一劫。
国民党陈立夫被蒋介石重用，而陈立夫和杨登瀛的关系很好，正好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他就把杨登瀛调到了上海任特派员。（因为杨登瀛在上海有着深厚的人际资源，调他到上海有利于调查工作开展）。
陈立夫对他非常重视，亲自到上海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郑重其事地授予给杨登瀛，委任状上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由此可见，杨登瀛的权力之大，是当时中统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后来，陈赓在谈起这段历史时说，中统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的。）
杨登瀛接到任命后，有些犹豫，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这个任命，自己就彻底和共产党走向了对立面。思来想去，杨登瀛还是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陈养山，希望他能够向中共汇报一下自己要不要接受这个任命。
陈养山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周恩来觉得这是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情报网的机会，于是，就让时任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出面和杨登瀛谈话。两人见面时，陈赓非常诚恳地告诉杨登瀛，他知道杨登瀛的处境和为人，支持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干调查科工作，希望他能够利用更多的社会关系，为我党传递情报。
同时陈赓也表示，为了不让杨登瀛为难，我党可以向杨登瀛提供党内文件（已经在内部公开的资料）以掩护他。于是，这就有了陈赓和杨登瀛之间的故事，杨登瀛在国民党军统内部任职是陈赓同意的。
成为上海特派员的杨登瀛经常给陈赓送情报，每当国民党要搞重要行动时，他总会第一时间把情况汇报给陈赓。 后来，顾顺章叛变，给军统提供了许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名单，杨登瀛也在名单之上，因而他被特务逮捕。
不过，被逮捕后，杨登瀛誓死否认自己和共产党有关系，并一口咬定是顾顺章诬陷的，特务们看他嘴硬，就对他严刑拷打，但不管使用什么酷刑，杨登瀛就是一口咬定是顾顺章诬陷的，后来，特务没办法，只能把他扔到牢房里。
在杨登瀛好友们的保释下，杨登瀛才得以出狱。不过，出狱后的杨登瀛和共产党失去了联系，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暂时先保全自己，后来，杨登瀛化名鲍君甫，在南京摆了一个茶水摊，平时卖点茶水、香烟来维持生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镇反运动”中，杨登瀛被逮捕时，他觉得十分委屈，自己没有向党请求什么，但党却质疑自己。好在陈赓同志姗姗来迟的证明信，让杨登瀛恢复了名誉，最终，南京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处他管制一年，并当场予以释放。
其实杨登瀛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特工，他在我党地下工作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做了哪些贡献呢？
1929年，澎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在上海秘密开会时，敌人像预知一样登楼捕人，澎湃一行人不幸被捕，中央由此断定：内部一定出来叛徒。
陈赓找到杨登瀛，杨登瀛经过“打探”后，得知时白鑫叛变了，杨登瀛又查到了白鑫的住址，中共才得以铲除这个叛徒，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白鑫事件之后，中央对杨登瀛更加重视了，先后派连德生和张红惠（化名安娥，后来成为田汉夫人）与他单线联系。
除此之外，杨登瀛又发现了戴冰叛徒，中央及时清除。1929年11月，任弼时不幸被捕，又是杨登瀛做的工作，向巡捕房说“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劝说成功后，不到一个月任弼时就被放了。
1931年，关向应不幸被巡捕房逮捕，有一箱文件被搜去了，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杨登瀛得知消息后，随后告知中共特科，陈赓想了个办法，让地下党刘鼎扮成律师，趁机换出文件；巡捕房失去“罪证”后，杨登瀛又聘请律师保释关向应。
杨登瀛除了救助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外，中央将钱壮飞安插到中统内部，杨登瀛也做了许多工作。顾顺章“被捕后”，陈赓找到杨登瀛让他转移，但杨登瀛拒绝了，随后也被捕了，直到1932年，张道藩通过暗中活动才将杨登瀛救了出来。
在狱中杨登瀛仍通过各种旧关系对陈赓进行照顾，陈赓感动地说“以后共产党要得天下，到那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陈赓果然遵守了承诺，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在陈赓的证明下，杨登瀛被挽救了，被释放后，还是如往常一样继续开着自己的茶水摊，努力维持自己的生计。
1956年3月，南京方面专门送杨登瀛去北京，在那里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陈赓看到杨登瀛的生活状况后，就想办法给他办“救济”，在陈赓和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南京市公安局给杨登瀛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补助。
杨登瀛的子女不少，先后育有2子4女，但他们都是普通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并以父亲为荣；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久，“十年特殊时期”到来了，他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
1969年杨登瀛去世，享年76岁，在弥留之际，他再三对子女强调“我不是特务，更不是叛徒……至于我是什么人，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其实周恩来是了解杨登瀛的，1976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罗青长叫到身边有话对他说，周总理的声音很低，但发音还算清楚，罗青长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边听边点头，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据说周恩来提到了几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除了“在台湾的两个张先生”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杨登瀛。
由于周恩来正处于弥留之际，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对于他所说的话，大家有时也一知半解，不敢有太大的把握，大家经过事后分析，周恩来提到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杨登瀛，但很多资料还是认为，周恩来最后和罗青长说的内容，至今成谜。
周恩来作为我党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在弥留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这是对杨登瀛最大的肯定，肯定他对我党做过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笔者认为，杨登瀛是“镇反”中发现的极为特殊的人物，他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白皮红心”，还是“两面人”，以现有的资料，我们无从可知，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对于那些在党最危急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不会忘记他……